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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人同心可断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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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统宝座和制造炸弹、电影、计算机不一样。不过克林顿竞选成功的过程绝对不亚于任何伟大团队的成就。这项选举所做的努力与救回“阿波罗13号”（Apollo 13）宇宙飞船的杰出团队，具有几个共同特点。飞行指挥官吉姆·洛弗尔（Jim Lovell）在《失去的月球》（Lost Moon）一书中，重述了1970年发生于阿波罗13号船舱内的神秘爆炸事件，导致三名航天员在太空中连续5天面临死亡的威胁。他们能够安全返回地球有赖于数百人的集体努力，包括航天员自身和NASA地面团队的支持，才能迅速、高明、镇定、众志成城地分析与解决了一连串复杂的技术问题。天才导演霍华德(9)所拍摄的电影《阿波罗13号》，就是根据洛弗尔的书改编的，其中NASA的工程师想出办法修复受创宇宙飞船的空气净化系统，而且只用船上现有的工具，工程师们向深陷险境的航天员说明修理方式——这一幕的确高潮迭起，并且以强烈的戏剧张力呈现了一个伟大团队的非凡成就，以及成员所经历的兴奋与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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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阿波罗13号》为例，三名航天员的性命可以说完全依赖于团队迅速作出复杂的决定，并采取行动。团队为什么总是比个人更善于作出整体性的决定呢？我们可以这么推测：因为有更多选择被提出，不适用的与随意的臆测则会迅速被剔除，某人想出的点子也说不定会被另一人发扬光大。内部竞争可能会激发出更多点子，组织也许因为不需由某一人承担所有后果而获益倍增（承担后果会阻挠表现，这是众所周知的）。借用摇滚流行歌手佩蒂(10)说过的话：“偶尔不做老大也很好。”综合这些因素，团队格外适合用来在短时间内解决复杂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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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于一般团队，伟大团队不官僚。才华超人的下属经常不能容忍没有才华的中层主管。伟大团队的结构并非按职衔分配，而是按照角色来分配。最善于处理某些重要事务的人才配当主管。不过伟大团队很少是真正的民主组织。他们几乎都有强势的领导者、一个让计划按部就班的人。克林顿在面对同僚时，必须扮演非比寻常的角色。任务之一是作出“伤人的决定”，而这种决定牵涉自己与家人。克林顿即使不想听，也得听幕僚说话，他听到的是忠言——即使并不中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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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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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统候选人是民众心目中的理想人物，也是个活生生的人。克林顿固然有缺失，他的部属却因这位领导者而走运，因为他肯倾听和学习。当他1980年意外输掉州长宝座后，他的对策是坐上车跑遍阿肯色州，弄明白自己何以被赶出州长办公室。他不单听取了许多选举人严厉的批评，也做了一个很重大的决定：改变自己的行为。比方说，他把头发剪短，不再反对死刑。当克林顿夫妇发现选民讨厌希拉里冠上娘家姓氏时，希拉里便在公开场合改称自己为克林顿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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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92年的竞选中，克林顿虽然不乐意，还是勉为其难地接受了幕僚的意见——希拉里可能引发不良反应，应当暂时减少曝光。而克林顿虽然不愿意公开谈论私事，但还是接受建议，叙述了个人往事（包括他暴虐的继父）。克林顿深爱探究各种复杂的可能，但他却接受建议，让选举信息保持单纯和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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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于一般团队，伟大团队不官僚。不过伟大团队很少是真正的民主组织。他们几乎都有强势的领导者、一个让计划按部就班的人。 克林顿还作出一项重大决定，那就是邀请阿尔·戈尔（Al Gore）加入，担任副总统候选人。克林顿先前考量过马里奥·古奥莫（Mario Guomo）、比尔·莫耶斯（Bill Moyers）和约翰·斯卡利（John Sculley）担任他的竞选搭档（斯卡利因为被发现结过三次婚而遭否决），结果克林顿选定田纳西州参议员戈尔，一个颇像政治家的人。这个选择推翻了副总统候选人应该尽可能不像总统候选人，以便平衡选票的传统观念。戈尔出生于美国南部，年纪和价值观都和克林顿不相上下。结果这项选择对竞选影响重大；借着选出一个比克林顿更适合当总统的人当副总统，使大众认为克林顿不是太有自信就是太有原则，才不愿挑选二流角色当副手。这个行动真是聪明绝顶，克林顿立即在许多先前持怀疑态度的人心中有了总统身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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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为候选人的戈尔一向有着“死板”的恶名，曾因跳了一曲马卡莲娜舞而沦为笑柄。但他在1996年大选中，却成功驳斥了人们对他的讪笑。不管怎样，戈尔在电视辩论中，与布什副手丹·奎尔（Dan Quayle）、裴洛副手斯托克代尔(11)交手时，都表现得非常出色。布什的幕僚在1992年即劝说布什抛弃奎尔，布什却坚持不换，不顾奎尔极端保守、聪明有限的名声(12)。根据最后分析，很可能是因为克林顿选中戈尔，选民才阵前倒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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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选前几周，号称是“第一个千里”的巴士之旅创举中，克林顿与戈尔的确表现得十分有默契，展现出候选人人性化的另一面。巴士之旅与其他行动一样，都是集体合作的成果，提出这个点子的是选举经理戴维·威廉（David Wilhelm）。在大选期间，克林顿经常要仰赖许多熟悉媒体的演艺人士帮助。巴士之旅就是由好莱坞制片莫特·恩格尔伯格（Mort Engelberg）筹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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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林顿与戈尔带着家人，搭乘巴士前往多年没有任何候选人到过的地方，深入“美国小镇的心脏”。数以千计的百姓齐集，会见这位答应要将国家还给人民的人。这位可能当选总统的人，与肯尼迪差不多年轻，在巴士上与妻子谈心，喜欢摇滚歌手邦尼·雷特（Bonnie Raitt）。他不但把婴儿抱在怀里，而且似乎不在意婴儿吐奶在他昂贵的蓝西装上。在克林顿身上找到希望的人发现，克林顿在大选前最艰辛的几周，似乎表现得精神奕奕。他在赶路途中说：“看看他们的脸，他们正在做一件许久未做的事：重塑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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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用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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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参与克林顿1992年与1996年加利福尼亚州选举的白宫职员约翰·埃默森（John Emerson）在接受采访时指出，如果你太专注于作战室和其中的明星人物，就会忽略促成当年克林顿获胜的其他要因。照埃默森的说法，克林顿在许多州的表现都是第一流的。候选人、作战室幕僚，及其他帮助全国大选的团队成员，总是负责决定当天要散布什么消息，但要有效地传达则要仰赖媒体。而媒体总是想控制消息，因此多少会被迫报道候选人希望被报道的事，这一点是克林顿向共和党学来的。“里根在1984年就做得很成功。”埃默森说。不过他把克林顿在1992年的选举形容为：“民主党大选首度让消息称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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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一旦获悉当天的消息，就可以凭自己的判断去强化。埃默森复述，在加利福尼亚州他们利用奎尔攻击埃迪斯·伯根（Candice Bergen）主演的电视喜剧《风云女郎》（Murphy Brown）(13)，而在全国各地举办支持“风云女郎”的大会。《今日秀》（The Today Show）节目的摄影团队即参加过数次，把这个原先有利于共和党攻击自由价值论的机会，转变得对克林顿有利。埃默森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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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永远留意这种机会。这个选举可以说是中央集权，也可以说是非中央集权，我认为这正是它的神奇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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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数功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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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默森又列举了几个过去被忽略，但却促使克林顿在1992年得到胜利的因素，其中包括了在作战室里只是一个小角色的全国竞选主席米基·坎特（Mickey Kantor）。埃默森表示，其实坎特做了重要的贡献——包括“募款”，以及让电视辩论的模式有利于克林顿。埃默森说，最成功的一点是那场辩论办得有点类似《唐纳休谈话秀》（Phil Donahue Show），克林顿可以说话，但布什却只能坐在那里对一个女人说“我不懂”，一面低头看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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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团队的领导者都深具信心，能吸引比他们更优秀的人。 埃默森还提到竞选主任伊莱·西格尔（Eli Segal）与戴维·威廉提出的资源分配策略。埃默森解释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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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候选人会购买全国电视时段，以致无论你住在哪里都会看到电视广告。这次选举买下的是地区时段。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在加利福尼亚州领先15点，就不需要另外增加边际成本让我们的节目在加利福尼亚州播出。广告应该用在真正需要的战场。同样的，假如得克萨斯州落败了，又何必浪费钱和时间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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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默森最后说，你不能小看候选人装满媒体人的飞机。如果候选人当天的“消息变质”，或者把某件事处理得一团糟，立刻就会成为当日新闻，不论全国竞选总部采取什么决定都再也不管用了。作战室自然是“选举的焦点”，埃默森说：“不过它也只是5大要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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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佛夏日之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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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团队吸引人之处即在于它的“紧张氛围”。卡维尔与克林顿麾下其他成员都提到，在总统大选时那股近乎性感的刺激。竞选总部充满激情、恐惧和其他紧张情绪。偶尔也会有真正的性关系，不过它们极少会使成员分心忘记神圣的目标。在大选的几个月，现实世界似乎距离他们十分遥远。我们永远无法知道伟大团队中有多少成员是为了避开较传统、较不强烈的关系和责任（包括照料子女、与配偶的互动），而留在团队中。当伟大团队的成员回顾以往时，必定会想起每一分钟的细节，并且以回忆美妙短暂的恋爱的口吻去回味。“那是一段夏季之恋，”韦斯特在《新机器的灵魂》中，谈到引导数据通用计算机计划的过程，“不过没关系；夏日恋情总是一辈子最精彩的。”伟大团队中发生的永远是七彩缤纷的故事，之后，人生则变得像黑白电影一般无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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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林顿1992年的当选，造就了卡特(14)以来的第一位民主党总统，而且唤醒（不一定持久）了举国的乐观。当斯特凡诺普洛斯回顾这段艰困过程时，只记得其中的欢乐，而非永无休止的压力和一天工作16小时。胜利之夜，斯特凡诺普洛斯感谢克林顿，并对他说：“这是我做过最棒的一件事。”卡维尔则为克林顿的胜利，以及自己鞭策一群年轻战士的本领而感动落泪。他们完成了一件壮举，卡维尔对部属说：“我们改变了大选形式！”说完，就被激动的情绪淹没。一向有话直说的卡维尔，终于找到了完美的字眼，来描述这场化漫长艰辛的竞选为神圣任务的大事。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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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条简单的教义，除了爱，他们所能付出的最神圣的东西，就是他们的劳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