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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团队是采取行动的场所，而不是只构思各种想法的智库或退休中心。 虽然美国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的生活困顿，但是大部分科学家以及参与者都认为，那是一段全力投入与士气高涨的罕见日子。流亡理论家魏斯科普夫(13)回忆：“你知道当时有一道大围篱围绕着我们，而我们总是说：‘那道围篱阻止不了我们出去，却阻止了其他人进来。’我们以为这个地方很特别，外面的人应当羡慕我们，因为我们可以在这里做如此重要而又有趣的工作。”魏斯科普夫指出，许多科学家本来希望原子弹造不出来，而一旦发现有可能制造，他们又希望能以成果结束战争（不仅是这一场战争），这是玻尔与其他人坚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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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道德问题从原子弹开始制造的那一刻起，就存在于某些人心中，但是无人相信德国先制造出来会有利于世局。这个威胁造成美国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陷入疯狂的节奏。技术文书管理师塞尔巴除了保管机密档案外，也管理书籍与文件，她表示技术区的生活有一种“甲状腺功能亢进的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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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的节奏太快，兴奋太过度。整个部门不断处于拉警报的状态中，不久我们就很清楚：“加速”是永远的节奏，“兴奋”则是永恒的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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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股带着电流的气氛中，寻常的现实被暂时搁置。原子弹造成的冲击以及可能的疑虑，也可以暂置一旁。工作使人分心，足以遏止参与者个人的痛苦，其中包括某些被困在欧洲的家人，费曼年轻的妻子因肺结核、生命垂危而躺在圣塔菲的医院中。奥本海默则把自己累得形容枯槁。如此一来似乎能够躲在工作中，暂时脱离他终生的阴影：那具有自杀倾向的沮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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枯燥工作中的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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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这个计划的目标高尚且严肃，团队气氛却并非如此。在伟大团队中总是这样，人们总是创造无尽的乐趣。尽管有些非科学家还有其他想法，科学家其实并不见得无趣。奥本海默本质上就富有哲学味而严肃，另一些同事则截然不同。他的“左右手”贝特就是个不折不扣的开心果，担任兵工及理论组组长的赫什菲尔德说：“我的办公室在走廊一头，只要费曼和贝特在一起，我一定会知道，因为那儿经常会传出爆笑声。”一般平民百姓和他们的家属都鄙视营区的军事规定，且加以无情鞭挞。保全措施严格到营区居民不准向任何人透露自己是物理学家或化学家，也不准称呼任何人为博士或教授。于是他们称物理学家为“失败者”，化学家为“讨厌鬼”，原子弹则被称为“小玩意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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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才费米也有其恶作剧的一面。安全代号叫作“农夫先生”的费米，据说有一次去找化名叫“贝克”或“尼克叔叔”的玻尔。当时，刚放映完《居里夫人》（Madam Curie）这部电影。农夫先生对贝克说：“我刚刚看了一部精彩的电影。”片名叫什么？“库珀……夫人。”更敏感的一则笑话是在公共寻人系统上寻找海森堡（他们的科学友人，但在敌对国德国研究原子弹）。经过连续两天，最后终于有人告诉那名可怜的总机，她被耍了；如果她想找海森堡，就得联络柏林，寻找德国制造炸弹的首脑。许多夜晚和周日，则和漫长的工作日一样令人亢奋。方块舞开始在营区流行起来，宴会更是经常喧闹地举行，医院总是忙着治疗滑雪受伤的病患。营区居民发觉附近圣伊尔德丰索村（San Ildefonso）的玛里亚·马丁内斯（Maria Martinez）制造的黑陶器很美，而基斯佳科夫斯基则向许多欧洲人介绍神秘的扑克牌游戏，在他们弄清楚门道之前，好好痛宰他们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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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没有特制的T恤，但也有一些特别的制服。在20世纪40年代初，美国女性依旧戴帽子和手套进城。但在这座空中孤岛，女性通常穿着在当时相当罕见的宽松长裤和牛仔裤，节庆时穿的大蓬裙、民俗首饰、鹿皮鞋也很受欢迎。许多男性穿的是格子衬衫、牛仔裤或没烫过的长裤，只在拍照时才打上领带。奥本海默的标志是一顶猪排形的帽子。美国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的文化太独特、太具凝聚力，所以很容易遭人非议。工作于理论部领导“计算团队”（Computation Group）的唐纳德·弗兰德斯（Donald Flanders），创造了一出滑稽芭蕾舞剧《梅沙的秘密》（Sacre du Mesa）。化名“姘妇”的弗兰德斯主演的是格罗夫斯将军一角，负责计算工作的伯尼斯回忆：当时主要的道具“是一个会发出闪光、砰砰啪啪作响的人工脑（mechanical brain），不断表演计算错误，比方说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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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本海默的领导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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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本海默是美国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的黏合剂。后来与他水火不容的泰勒，对他领导实验室的手法给予了最高评价：“奥本海默对实验室每一部分发生的事都了如指掌。”泰勒回忆1983年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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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对人的分析就像对技术问题一样奇快无比，观察入微。他知道如何组织，如何用甜言蜜语及幽默来安抚人心，也知道如何不着印记地强势领导。他是奉献的榜样，一个永不失人性的英雄。令他失望会叫你觉得是自己做错了事。美国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惊人的成就来自卓越、狂热以及奥本海默的领导者风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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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看出奥本海默伟大潜力的是敏锐的格罗夫斯。奥本海默在美国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发生了改变，让自己变成必不可少的人物。举例来说，在伯克利分校，奥本海默从不在上午11 ：00以前计划好课程。而在美国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他早晨7 ：30就到办公桌前坐下了。被他选中领导“理论部”的贝特（他没有选择泰勒）也同样盛赞奥本海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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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听到任何事，他都能立刻理解，把它列入计划，并作出正确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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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特对罗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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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没有人比得上他的学问。他具有人性的温暖。每个人都感觉奥本海默在意每一个人在做什么事。与人交谈时，他会让对方了解自己的工作对计划成败十分重要。我不记得他在美国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曾对任何人假以辞色，而在战前和战后他却经常不客气。他在美国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不会让人感到低人一等，一个都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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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斯科普夫谈到奥本海默“永远在场强势领导，使我们每一个人都产生直接参与的感觉。它造成一股独特的热忱和挑战，完全超越当时”。魏斯科普夫记得奥本海默几乎有一种不可思议的力量，能在棘手的关键适时出现：“我记得当我正在讨论一件要事，他就来了。我不晓得他是如何知道的；要不然就是在结果将要出来的最后实验阶段。即使是清晨4：00，他也会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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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一些同事谈到，与他接触过的人都有被赋予崇高的感受。威尔逊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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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本海默提升了我，他的风格——那种对我们所从事的事业、对人生、对人际关系的诗意观点，处处都感染了我。有他在场，我觉得自己更聪明、更能表达自我、更热烈、更有先见之明，也更有诗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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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位最负盛名的同事都谈到奥本海默对这个计划所灌注的兴奋感。物理学家拉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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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制造出兴奋、热切、高度智力智慧与道德目标感，凡是参与者至今都保持这样的感觉，觉得这是他们生命中最棒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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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某些人听说，一向被警卫重重保护的奥本海默因为在战后支持左派，而甘愿供出一些重要参与者的名字，都感到相当不安，因为他的道德领导在“曼哈顿计划”进行期间，是毫无瑕疵的。当全世界最杰出的一群人受命制造一件开天辟地的武器时，相信领导者“绝对正确”是万分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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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奥本海默既是行动者，也是有远见的人。这里虽然充满了兴奋和同胞之谊，却不是理想国。虽然工作的重要使人暂时搁置人际间的紧张，但偶尔也有脱序现象。这时奥本海默必须作出痛苦的决定，让工作继续进行。脾气最坏的当属泰勒，他拒绝贝特的领导。奥本海默明白泰勒无法被迫或被诱导去从事最需要他做的事，便让他进行核融合，而非核分裂。奥本海默知道没有任何办法可以保证让泰勒发挥他特殊的天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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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项痛苦的决定，牵涉基斯佳科夫斯基和塞思·内德梅耶（Seth Neddermeyer）之间持续不断的紧张关系。年轻的物理学家内德梅耶首先提出向内爆炸的原子弹（它后来被昵称为“胖子”）。基斯佳科夫斯基是由化学家转为爆破专家，他到美国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负责监督爆破工作，内德梅耶则继续这方面的研究。基斯佳科夫斯基与负责兵工组的海军军官帕森斯（Deke Parsons）合作融洽。可是内德梅耶与帕森斯却关系冷淡，因为帕森斯在一次团队会议上，不屑地否决了内德梅耶的爆破设计。1944年年中，基斯佳科夫斯基因为内德梅耶的不信任以及缺少“友善的互动”，失望地决定辞职。奥本海默相信基斯佳科夫斯基太有价值，不能失去他，便要他负责整个计划，在帕森斯下面工作。内德梅耶调任资深技术顾问，这是一次屈辱的降级。奥本海默在一封给内德梅耶的信上解释，他希望内德梅耶能接受新职。“为了整个计划的成功，以及高爆炸计划工作者的和平与效率，”罗兹回忆，“内德梅耶含辱受命。”伟大团队的成员会为了任务而牺牲自我，但大公无私却不见得能消除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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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团队的成员也需要相当大的自主权，这是必要条件。 你也许忍不住猜想，若不是格罗夫斯像完美避雷针一样收集了积累的压力，奥本海默恐怕不会这么广受敬重和爱戴。不管是军用福利社的鸡蛋过期了，还是墨西哥裔和原住民女仆的工作安排有问题，只要一出差错，什么事都怪罪于格罗夫斯。赫什菲尔德回忆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