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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极短的时间内，K介子进入气泡室。当它们与不同的能量源相互作用时，临时出现了12个不同的粒子。图2-1 粒子相互作用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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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很多物理学家来说，在量子世界里，关系不仅是有趣的，而且是关于现实的“全部内容”。物理学家亨利·斯塔普（Henry Stapp）认为，“从本质上说，基本粒子是与外界事物建立联系的一组关系。”与其他能量源的相互作用可以产生寿命短暂的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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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给每一种能量源都起了名字——中子、电子或其他粒子，但它们都是相互作用网络里的中间状态。物理学家可以计算出这些相互作用的概率和结果，但是任何粒子都不能与其他粒子完全分离开。在粒子相互作用图上，最重要的是基本粒子相遇和改变的整个过程。对基本粒子逐个进行分析看似简单，但我们却无法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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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组织管理领域，我们刚刚踏进由关系构成的新世界的门槛。我们想知道这些新的图形是否正确；也担心如果照此前行，结局是否会很惨。一个水手站在高高的瞭望台上，有时会信心百倍地喊一声：“啊！陆地！”他知道要寻找什么，知道山峦怎样出现在地平线上，知道如何区分云朵和陆地。有时喊叫本身就表示信念。寻找量子组织的新世界需要这样的信念。然而我们一旦熟悉了量子世界，组织管理方面的一些特征就会在雾中隐隐显现——它们的轮廓已清晰可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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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世界内涵丰富且复杂。沟通大师葛瑞利·贝特森（Gregory Bateson）提出了“关联模式”，并要求我们不再讲授关于“事物”的知识，而应将关系作为一切的基础。有了关系，我们就不再指望预测性，而是转向潜在的可能性。若干年前，我从书上看到有人将基本粒子看作“潜能集合”。我开始按这种方式考虑自身：我们就像世上所有的事物一样，无法定义、无法分析、而只是有若干种潜能。我们谁都不能脱离与他人的关系而独立存在，不同的环境和人将使我们的某些特性显现出来，而另一些特性则处于休眠状态。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在每一种关系里面都是不同的、全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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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所有事物都不能脱离与外界的关系而独立存在，我们就不需要按分割的方式进行思考。许多年来，我都在苦苦思索一个我认为尤其重要的问题：在组织里，影响行为的最重要因素是什么？是系统还是个体？量子理论给我的明确回答是：“二者兼而有之。”无需在二者之中选出一个，如果这样做，就已经把它们当作相互独立的了。两个或多个个体之间建立的关系才是关键所在。系统影响个体，而个体又决定着系统。正是相互关系创造了当前的现实。至于哪个潜能会变成现实，则取决于人、事件和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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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预测和复制是不可能的。这毫无疑问会让人感到不安，但这样的世界也肯定更吸引人。人不再是可预测的，而变成了“意想不到”的。在不同的地方，我们都是不同的人。这并非让我们变得不可信了，只不过是把我们变成了“量子”。不仅我们是模糊的，整个世界都是模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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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粒子天生就有两面性，这是人们对世界感到困惑的原因之一。基本粒子拥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特征。基本粒子有时呈现为粒子——在空间上确定的点；有时又呈现为波——分布在一定区域内的能量。基本粒子的总体特性（称为波包）包含两种可能形态——粒子与波，这就是互补原理。用哲学术语来说，就是“统一的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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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人们无法将这两个互补的特性作为一个统一体进行研究。这是量子物理的海森堡“测不准原理”（Uncertainty Principle）告诉我们的。我们可以测量有关粒子或波方面的数据——粒子的位置或者波的传播，但是，我们绝不可能同时测量到这两方面的数据。佐哈说：“虽然我们能够测量到波的属性或者粒子的属性，但具有二元性的整个粒子的属性却无法检测到。对于任何一个波包，我们能够获得的最理想结果就是对位置或者动量的模糊理解。”我们期望世界是确定的和可度量的，但最终我们的期望还是落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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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个原理促使我们从根本上改变了对测量与观察的相互关系的认识。如果基本粒子与观察者之间建立了一种关系，并且调整自身以满足观察者的期望，那么，观察结果还是科学、客观的吗？假设科学家构造了一个实验来研究波的特性，这时，基本粒子呈现波的属性。如果实验者要研究粒子，基本粒子通过自我调整又呈现出粒子形态。观察行为导致波包的潜能“塌缩”为波或粒子。只要一种潜能成为现实，其他潜能立刻就不复存在了。在观察行动之前，各种各样的可能性都是存在的。一旦观察者选定观察内容：“观察效果就立竿见影，而且非常神奇。描绘被观察系统运动规律的波函数全部失效了，唯一的例外是成为现实的那一种潜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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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干年前，组织管理理论家卡尔·韦克（Karl Weick）指出，组织管理领域也存在类似的观察困境。韦克称之为“相互作用”。他认为，组织的现实情况是我们参与创造的。他说：“组织所担心的环境问题，是由组织自己构造出来的。”韦克的观察结果说明，社会科学也存在与量子物理学类似的敏感性。绝对客观的现实是不存在的，我们所生存的环境也无法脱离组织而独立存在。它是我们通过观察行为共同创造的，这关键要看我们注意和担心的事情是什么。如果我们确实认为组织生活中也存在敏感性，我们就不用再浪费时间争论什么是“客观的”环境。因为可以从多个角度去观察，所以关于谁对谁错的冲突也就不存在了。韦克说，要放弃对谁是谁非的争论，将我们的关注点转移到成效上来，关注发生了什么，以及采取何种行动才能有效地解决问题。我们不要为弄清真相而进行无休止的争论，而是要找出最优的解决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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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克还建议采用新的方法进行组织分析。他说，行动应该先于计划，因为只有在采取行动之后，我们才能创造出环境。在与环境相互作用之前，我们怎么能阐明自己的想法和计划？在战略规划上，我们好像是为了回应环境的需求而采取行动，但实际上，这种环境是我们根据自己的想法创造出来的。战略应该是“准时的，并且需要其他因素的配合——全面的技能、快速学习的能力、相信直觉、灵活规避损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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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克对于系统与环境如何共同创造自身的论述，近几年又得到了进一步发展，整个战略规划领域都在对此进行重新思考。现在，很多先前崇尚规划的学者都在谈论战略思考，而不是规划。他们强调，组织需要掌握新的技能。我们现在需要的不是分析和预测能力，而是要懂得如何洞悉那些正在发生的事物，并从已发生的事物中悟出道理成为学得最好、学得最快的学生。为了应对频繁的、突如其来的变化，敏捷与智能显得尤为重要。通用电气前CEO杰克·韦尔奇认为：在瞬息万变的现代世界里，“预测远没有行动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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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变对战略和规划的认识是很重要的事情，值得我们关注。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很多年来，我们在计划流程上花了太多的钱，这些计划都是基于牛顿思想制订的。有多少公司从费时费力、精心制订的战略规划中获得了理想的回报？很少。量子理论能很好地解释这些失败的案例。客观现实就在那里，如果我们现在若不参与进去，环境和我们的将来就不会建立起来。为了弄清我们能创造什么，就必须与世界相互作用。我们的未来是通过立刻进行参与活动创造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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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不是说组织总要以随时准备出击的状态存在。组织的目的及现状是尤为重要的。如果不清楚自身目前的状况，也不知道打算做什么，组织就无法与环境和谐相处。如果没有明确的目的性，任何组织或个人都不会积极地融入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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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组织的众多争论与担心，都源于我们认为存在一个客观现实，这一客观现实向我们的分析与理解能力提出了挑战；我们需要做的是找一位合适的专家将现实看清楚。但是，寻找客观现实是一种不明智的行为。我们以为能够找到现实，并对其深入分析，但在这个难以捉摸、潜能无限的世界上，这怎么可能呢？我们一直在与“干涉图样的巨大网络”和“永不停歇的能量之舞”打交道。世界不是独立存在的，它复杂而多变，编织着越来越复杂的关系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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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在量子世界中从容地生活，我们需要改变做事的方法。我们不需要任务描述，而是要学会如何推动过程，想方设法建立关系，并维护其成长与发展。我们需要提高自己的倾听能力、交谈能力、尊重彼此的个性，因为这些是强化关系所必不可少的。团队行动已取代了单打独斗，但这仅仅是开始。过去，我们总是把人看成互不关联的个体。但在量子世界里，这种观念已不复存在。在生活的巨大网络中，人与人之间建立了越来越多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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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组织权力也完全依赖于关系的建立。一天晚上，我和一位很有学识的朋友长谈了一次，他对我说：“组织中的权力是由关系生成的能力。”这是一种依赖关系而存在的能量。自那次交谈之后，我对组织的关注点发生了改变。现在，我通过仔细观察实际工作细节就可判断组织内的关系是否健康发展。我不再依据任务、功能、控制范围、层级等术语来描述组织形态，而是关注有助于强化关系的更基本内容。大家知道如何彼此倾听和交谈吗？怎样与形形色色的成员和谐相处？人们能否在整个组织内部实现自由来往？人们能否获得足够的信息？组织价值观让人们的关系更紧密，还是疏远了？人们是否以合作为荣？人们能否坦诚地进行交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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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权力是能量，它就必须在组织内流动，不可限定在某一特定的功能或层次上。权力的作用可能是积极的，也可能是消极的，这取决于相互间的关系。如果将组织改造为参与式管理或自助式管理团队，使权力能在组织中共享，那么往往会产生积极向上的创造力。许多年来，很多人（包括研究人员）一直从积极方面描述这些新的关系，这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和员工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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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另外一些工作场所，领导者试图通过高压政策和竞争手段取得预想结果。有时，领导者根本不把员工和员工的能力放在眼里，这样的组织里也产生了很高的能量，但却是消极的。权力变成了问题，而不是能力。人们千方百计地与这些领导者对着干，或者根本不予理睬。总之，人们不愿意做对组织有利的事。对我们来说，道理是很清楚的。如果说权力是由相互关系而产生的能力，我们就要时刻关注这些关系的状态，并牢记：爱是权力最宝贵的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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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子世界还存在一些其他神秘的事情。量子理论告诉我们，在量子世界里，关系网是无处不在的。于是，我们迫切地想知道：影响和变化在网络内是如何发生的？物理学家已经观察到相互独立（表面上看是这样的）的粒子之间的关联，即便这些粒子间相隔很远很远的距离。1930年之后，重量级物理学家之间发生了一场大争论，其中以玻尔与爱因斯坦的争论尤为激烈。物质是否会受到“非局域因素”的影响？物质是否会因超光速行进的影响而发生变化？对于影响能够发生自遥远的距离的观点，爱因斯坦无法接受，为了反驳这一观点，他与其他两位物理学家一起设计了一个理想实验（EPR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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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实验在物理学领域引起了争论。30年后，针对这一争论，物理学家约翰·贝尔（John Bell）通过数学方法证明了世界上确实存在“即时发生的超距作用”；最后，在1982年，法国物理学家阿莱恩·阿斯派克特（Alain Aspect）也通过一个真实的物理实验证明了（随后很多物理实验都证实了这一点）：跨越时空的、难以觉察的关联关系确实会影响到基本粒子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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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实超距作用的一个实验是这样进行的：首先将两个电子建立成对电子或建立关联。随后进行的实验将要确定，已经成对电子中的两个电子被分开之后，它们的行为是否像联合一体的电子一样。它们的关系在有距离的情况下是否依然存在？为了证实这一点，物理学家进行了旋转试验。电子围绕某条轴线进行上下或左右的旋转。但是，作为量子现象，这些轴线并不是存在的客观现实。在科学家决定测量轴线之前，它们仅仅具有出现的可能。由于不存在固定的旋转，它究竟是怎样进行的，这与科学家选择哪条轴线是有关系的。电子对科学家的测量选择是有反应的（如果难于理解的话，请不要忘记，量子世界即便对于科学家来说也是不可思议的）。在两个电子已经组成成对电子的情况下，如果其中一个电子向上旋转，另外一个电子就将向下旋转；如果其中的一个电子向右旋转，则另外一个电子就将向左旋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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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实验里，这两个成对的电子被分开了（从理论上说，它们分开的距离可以无限远），无论多远，只要测量其中一个电子的旋转——比如说选择垂直轴，第二个电子此时此刻也一定垂直旋转，但方向相反。我们不禁要问：相距那么远，第二个电子如何知道科学家选择哪条轴线进行测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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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家曾认为任何事物的运动速度都不会超过光速，可这个实验结果却是互相矛盾的。物理学家解释：两个电子通过难以觉察的联系建立关联。实际上，它们是一个整体，不能将其分割为部分。即便在空间上分处两地，它们仍是一体的。当科学家们试图分开它们并对其进行测量时，它们之间难以觉察的联系发挥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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