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堀越二郎，驻拉包尔日本指挥官，194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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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1月，就在偷袭珍珠港后的一年，日本帝国的军事部队处于守势。在激烈的布纳–高奈（Buna-Gona）一战后，他们刚刚失去了瓜达尔卡纳尔岛。盟军在新几内亚半岛的登陆将会很快威胁到日本在莱城的驻军势力。陷入绝望的日本想要孤注一掷，拯救帝国的大本营。因此，帝国派遣冈部稻留少将的第51步兵师从拉包尔附近到莱城，并试图将盟军赶到岛外。然而，盟军拦截了冈部的部队并且摧毁了护卫该岛的日本舰队，其中还包括一小部分运送关键补给的船只，但是大部分补给已经被他们运走。即便如此，冈部的部队由于没有足够的补给和增员仍旧没办法将盟军驱逐出岛。这时太平洋战场上一个最重要的决定诞生了，日本帝国决定另外派出两支部队投入到“生死赌局”中，重新夺回新几内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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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第二次拉包尔–莱城护卫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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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部队抵达了拉包尔，他们也像之前的部队一样面临着错综复杂的水路和盟军的炸弹。更为糟糕的是，日本在第一次护卫途中损失了很多飞机，第二梯队几乎没有空中掩护。这已经不是他们是否会在去莱城的路上遭受轰炸那么简单了，而是他们将遭受这样的轰炸多久的问题。而答案取决于日本护卫舰将选择北路还是南路去莱城，为此盟军派出了他们有限数量中大部分的侦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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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退休的美国空军上校O. G. 海伍德考虑过这个博弈——俾斯麦海战役的关键之战，并发表在1954年一篇著名的文章里，题为《军事决策与博弈论》1，正如他所解释的一样，日本军队将面临1~3天的轰炸，而时间的长短取决于两点，他们选择哪条路以及盟军选择侦察哪条路。见图6，这可以简单地看成一个收益矩阵，将盟军（由乔治·肯尼将军率领）视为行博弈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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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日本选择了云层厚、能见度低的北路，而盟军也选择了主要侦察该区域。日本护卫舰遭受了2天惨烈的轰炸，损失了整整8个运输队、4个护航驱逐舰和近3 000兵力。日本的这场溃败是太平洋战争中一个标志性的时刻。日本试图从海上去巩固莱城的军事力量，可惜失败了，但是如果不这样做，他们根本就无法扳本。因此不到一年的时间，莱城失守，拉包尔陷落，而日军只有苟延残喘维持着守势。从真正的意义上来说，俾斯麦海海战标志着太平洋战争进入尾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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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第二次拉包尔–莱城护卫结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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俾斯麦海海战从很多层面上来说都是一场博弈，但这里我只关注一方面：日本是从新不列颠南部还是北部航行，以及盟军把侦察机放在哪里，在这场博弈中应当何时而动？显然，盟军并不知道日本护卫舰什么时候出发，因此他们将提前派出侦察机。由于在拉包尔港口，日本是无法侦测到盟军侦察机的，因此从时序角度来说，盟军何时做出决策就不大重要。而此时，日本仍需在不知晓盟军行动的前提下选出自己要走的路。所以，盟军和日本都在完全不知道对方情况的前提下做出了自己的选择，这在战略的角度来说就属于“同时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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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次序行动vs承诺型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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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四晚，前总统竞争对手希拉里·克林顿和巴拉克·奥巴马之间的秘密会晤的消息已经不胫而走，但是他们讨论的话题却不得而知——他们是否提到“副总统”这个字眼，仍旧迷影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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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C（美国广播公司）新闻报道，2008年6月6日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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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8月，乔治·麦凯恩处在了特别艰难的境地。有小道消息称，共和党内的保守派向总统候选人施压，让他从本就为数不多的副总统候选人名单上划掉自己的好朋友参议员乔·利伯曼。更糟糕的是，奥巴马和克林顿联盟这张牌似乎有迹可循。巴拉克·奥巴马和希拉里·克林顿在民主党内部总统候选初选时曾是如此强劲的对手，而在6月他们已秘密会晤了对方，参议员范斯坦向ABC说道：“他们离开时都在大笑。”参议员查克·舒默是克林顿的一位密友兼盟友，他同样在6月中旬透露说：“希拉里曾表示，如果奥巴马愿意让她做副总统并且该决定对大局最为有利，那么她将不会推辞，欣然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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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麦凯恩的阵营则希望奥巴马和希拉里的关系继续疏远，这样很多支持希拉里的女性选民很可能就不会为奥巴马投票。的确，麦凯恩也许希望更多的女性选民不为奥巴马投票，而是为自己投票，特别是如果麦凯恩也挑选女性盟友的话，比如凯·贝利·哈奇森（得克萨斯州参议员），卡莉·菲奥莉娜（商人），萨拉·佩林（阿拉斯加州官员），或者康多莉扎·赖斯（前国务卿），那么他就迫切地需要知道：奥巴马到底要不要选择希拉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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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麦凯恩来说，幸运的是那年民主党在共和党之前一周就召开了全国代表大会，这就迫使奥巴马必须在麦凯恩敲定自己候选人之前就揭示他的选择（参议员乔·拜登）。不仅如此，在依照惯例和锁定党内提名人之前，他有足够的时间。因为没有内在的原因逼迫他不能全面审核多位候选人，并且如果奥巴马选了希拉里，有一些候选人也会是最好的选择，而如果奥巴马没选，也会有其他最合适的选择3。既然麦凯恩能够观察和回应奥巴马的选择，这场挑选副总统候选人的博弈中就不需要“同时行动”。奥巴马是先手博弈者，麦凯恩是后手博弈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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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手和后手博弈者如何参与该博弈取决于一个更重要的因素：后手是否能够提前做出有效承诺，去应对先手博弈者的选择。为了强调这点，我将用不同的术语来解释后手博弈者行动的时间，以及他们是否能够履行自己的承诺。具体来说，如果一个博弈自身含有“按次序行动”的机制，后手博弈者是不能够保证在将来履行他提前做出的承诺的，而如果博弈含有“承诺型行动”，那这个机制会迫使他必须履行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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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次序行动”的博弈指的是，一些博弈者（通常指后手博弈者）可以观察其他博弈者（通常指先手博弈者）的行动而后做出回应；且后手博弈者并不会对先手博弈者承诺他将如何应对其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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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诺型行动”的博弈指的是，一些博弈者（通常指后手博弈者）可以观察其他博弈者（通常指先手博弈者）的行动而后做出回应；后手博弈者能够向先手博弈者做出承诺，他们将如何应对其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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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麦凯恩有着很强的动机去选择任何竞选伙伴，只要能够让他赢得总统职位的可能性最大化就行。换句话说，麦凯恩要如何应对奥巴马的选择取决于他有多大的渴望想要胜出。结果就是，麦凯恩虽然是后手博弈者，但是他并不能做出承诺，因此这个博弈属于“按次序行动”。在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之前，也许他能够对意向性的候选者做出可信服的承诺，以期待能够改变行动时间。但是，既然奥巴马能够看到这样的宣布结果，从战略论的角度来看，麦凯恩就变成了先手博弈者。而这等同于他选择了承诺型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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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承诺型行动，后手博弈者必须对任何反应都要做出承诺，甚至在该承诺对自己有所伤害的情况下也必须信守。试想一下，大人对淘气的小孩子的体罚威胁，现在当然已经不太受欢迎，但是这种行为却在爱孩子的家长里颇受欢迎。在疼爱孩子的家长看来，在被打屁股之前，家长认为“这更像是伤害我而不是你”。这种体罚行为由于是由爱孩子的家长实施，就可以看作一种承诺型行动，因为家长既可以观察和应对孩子的行为（家长此时是后手博弈者），同时家长可以做出承诺，他在孩子的表现面前将会怎么应对（家长拥有后手博弈者承诺行动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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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最本质的问题在于，家长做出承诺去应对孩子的表现，是完全不同于要去束缚自己的行动的。他们知道如果孩子表现得好便可以免去一顿打，而孩子就有动机避免挨揍。在这种情境下，束缚自己的行动指的是，你要做出承诺，无论孩子表现如何都必须打他。这不同于威胁孩子，如果表现不好才会受到惩罚，因此这样严酷的承诺将不会对孩子有恫吓能力。意识到了这点之后，执法机构将会逮捕那些滥用体罚的家长，即没有理由地打孩子者（作为先手博弈者），而给予那些因为孩子糟糕的行为表现而打孩子的家长一些宽容（作为后手博弈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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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行动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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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博弈的结果取决于采取行动的时间，那么毫无疑问，博弈者为了自己的利益，按常规就要去采取行动改变行动时间。这里有三种最基本的方法可以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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