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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麦凯恩的阵营则希望奥巴马和希拉里的关系继续疏远，这样很多支持希拉里的女性选民很可能就不会为奥巴马投票。的确，麦凯恩也许希望更多的女性选民不为奥巴马投票，而是为自己投票，特别是如果麦凯恩也挑选女性盟友的话，比如凯·贝利·哈奇森（得克萨斯州参议员），卡莉·菲奥莉娜（商人），萨拉·佩林（阿拉斯加州官员），或者康多莉扎·赖斯（前国务卿），那么他就迫切地需要知道：奥巴马到底要不要选择希拉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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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麦凯恩来说，幸运的是那年民主党在共和党之前一周就召开了全国代表大会，这就迫使奥巴马必须在麦凯恩敲定自己候选人之前就揭示他的选择（参议员乔·拜登）。不仅如此，在依照惯例和锁定党内提名人之前，他有足够的时间。因为没有内在的原因逼迫他不能全面审核多位候选人，并且如果奥巴马选了希拉里，有一些候选人也会是最好的选择，而如果奥巴马没选，也会有其他最合适的选择3。既然麦凯恩能够观察和回应奥巴马的选择，这场挑选副总统候选人的博弈中就不需要“同时行动”。奥巴马是先手博弈者，麦凯恩是后手博弈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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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手和后手博弈者如何参与该博弈取决于一个更重要的因素：后手是否能够提前做出有效承诺，去应对先手博弈者的选择。为了强调这点，我将用不同的术语来解释后手博弈者行动的时间，以及他们是否能够履行自己的承诺。具体来说，如果一个博弈自身含有“按次序行动”的机制，后手博弈者是不能够保证在将来履行他提前做出的承诺的，而如果博弈含有“承诺型行动”，那这个机制会迫使他必须履行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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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次序行动”的博弈指的是，一些博弈者（通常指后手博弈者）可以观察其他博弈者（通常指先手博弈者）的行动而后做出回应；且后手博弈者并不会对先手博弈者承诺他将如何应对其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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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诺型行动”的博弈指的是，一些博弈者（通常指后手博弈者）可以观察其他博弈者（通常指先手博弈者）的行动而后做出回应；后手博弈者能够向先手博弈者做出承诺，他们将如何应对其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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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麦凯恩有着很强的动机去选择任何竞选伙伴，只要能够让他赢得总统职位的可能性最大化就行。换句话说，麦凯恩要如何应对奥巴马的选择取决于他有多大的渴望想要胜出。结果就是，麦凯恩虽然是后手博弈者，但是他并不能做出承诺，因此这个博弈属于“按次序行动”。在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之前，也许他能够对意向性的候选者做出可信服的承诺，以期待能够改变行动时间。但是，既然奥巴马能够看到这样的宣布结果，从战略论的角度来看，麦凯恩就变成了先手博弈者。而这等同于他选择了承诺型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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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承诺型行动，后手博弈者必须对任何反应都要做出承诺，甚至在该承诺对自己有所伤害的情况下也必须信守。试想一下，大人对淘气的小孩子的体罚威胁，现在当然已经不太受欢迎，但是这种行为却在爱孩子的家长里颇受欢迎。在疼爱孩子的家长看来，在被打屁股之前，家长认为“这更像是伤害我而不是你”。这种体罚行为由于是由爱孩子的家长实施，就可以看作一种承诺型行动，因为家长既可以观察和应对孩子的行为（家长此时是后手博弈者），同时家长可以做出承诺，他在孩子的表现面前将会怎么应对（家长拥有后手博弈者承诺行动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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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最本质的问题在于，家长做出承诺去应对孩子的表现，是完全不同于要去束缚自己的行动的。他们知道如果孩子表现得好便可以免去一顿打，而孩子就有动机避免挨揍。在这种情境下，束缚自己的行动指的是，你要做出承诺，无论孩子表现如何都必须打他。这不同于威胁孩子，如果表现不好才会受到惩罚，因此这样严酷的承诺将不会对孩子有恫吓能力。意识到了这点之后，执法机构将会逮捕那些滥用体罚的家长，即没有理由地打孩子者（作为先手博弈者），而给予那些因为孩子糟糕的行为表现而打孩子的家长一些宽容（作为后手博弈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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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行动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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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博弈的结果取决于采取行动的时间，那么毫无疑问，博弈者为了自己的利益，按常规就要去采取行动改变行动时间。这里有三种最基本的方法可以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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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改变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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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让你的行动可视化的方法，就是培养独立的第三方（比如评级机构、审计机构、消费者或者反馈的形式），能够可信地汇报你从事的事情；或者帮助你守住秘密，让你的行动继续秘密进行，即“信号干扰”4，一边发表声明一边却采取多线程行动。比如一位政客若想要隐藏他的真实意图，他可以有意识地泄露一些信息给他的朋友和亲信，并且让他们推测出很多种可能性。这样的情况下，即便其中某位透露了真实的信息，媒体和他的竞争对手甚至都不会注意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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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改变时序上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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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率先行动的方法就是给自己设置一个人为的截止日期。或者是给予其他博弈者“审查权”，即他们可以在做出选择前证实你的行动。比如说，给予顾客一个退款保证，这样顾客就能退回他们不满意的商品，从效果上来说，他们等同于后手博弈者。或者换句话说，无论结局多坏你都可以将行动顺序调换，能够让你提前做好准备保持所有选择的开放性。比如，一个供应商在竞标的时候承诺自己会出一个打败其他所有竞争对手的报价，如果这样的话，买主就会给他机会能够看到其他所有的报价。同样的，在eBay上，“筛选便宜货”的软件能够让竞价者在最后一刻提供自己的报价，这样一来这软件就能在交易敲定之前，给所有的竞价商更多的机会观察其他人的报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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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培养后手博弈者的“承诺行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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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让承诺变得令人信服的一种方法，是将当下博弈的结果与某些更大更重要的关系相连接。比如激起个人荣誉感和激起个人对未来某段关系的重视度。即如果今天你食言了，你将会践踏了自己的荣誉或者破坏未来一切与之相关的关系。只要今天你违规的动机足够小，你就可以采取一些手段诚信地执行下去。除去荣誉感和关系的考虑，你也可以签署一份强制执行的合约，一旦你违约就需要付出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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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弈思考法：麻省理工学院最受欢迎的商业课 第2章 引入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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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生态学家加勒特·哈丁创造了一个术语“公地悲剧”（tragedy of the commons）来指代在任何博弈中，个人能自由地选择是否开发会被耗竭的资源。每位博弈者拥有主导权去利用他想要的资源，但是如果每个人都这么做，资源将会被过度开发，从而导致每个人都受损。因此“公地悲剧”就是囚徒困境的一个例子。公地悲剧中的资源过度开发虽说是一个博弈，但人们将它广泛地运用到一些公共资源处理的问题上了1，比如污染问题、过度捕鱼、生态区的破坏、交通拥堵及垃圾邮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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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丁对于解决公地悲剧最著名的论断就是，需要限制个人对于公共资源的使用权。这种观点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自由党和保守党的政客都鼓励政府介入的干预——以限制免费的使用权。一方面，自由党引用哈丁的论断，倡导政府直接控制公共资源的使用权；另一方面，保守党利用同样的论断，希望公地私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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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政府直接控制公共资源的手段通常我们叫作“加强监管”，而那些赞成私有化的论断我们称为“放松监管”。然而从博弈论的角度来说，无论是政府控制还是私有化都是同样的问题。因为他们巩固了分散的资源，并且社区中非正式操控资源的部门变成了由政府选出的第三方监督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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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自由党和保守党在政治上的分歧来自于对公共资源的合理使用方面，选择哪一个第三方更好（或者说不那么糟糕），是政府当局还是商业公司？事实上，这里还有第三种选择，社区并不需要让出自己管控公共资源的权利，而是让它们在协同工作的基础上去支配自己的公共资源。埃莉诺·奥斯特罗姆演示了怎样运用社区自我调节机制来避免公地悲剧，并获得了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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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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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督的思路在于去改变博弈者的收益情况，给予他们不同的动机，驱使他们改变自己的选择。《美国联邦法规》里面的规则超过15万页，但这仅仅是政府管理法规的冰山一角。每条法律都由国会批准，每项行动分别由执行分支机构实施，而每一个裁决都由司法机构的“规定”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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