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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政府也不是唯一的监管者，学校里的行政部门、家庭里的监护人和社会中的公共人士都在“监督”着他人并且影响着他们的决定。总的来说，企业是监管体系的核心。在博弈论层面上，企业刺激人们改变自己的行为，他们有动机去激励员工更加勤奋地工作，鼓励消费者都购买商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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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博弈论层面上，企业刺激人们改变自己的行为，他们有动机去激励员工更加勤奋地工作，鼓励消费者都购买商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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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例子都取决于权力的不对等，管理者颁布许多法令去管理大众，然而这些法令却不是必要的。因为各种各样的社区都能够按照惯例管理好自己，比如NCAA（美国大学生体育协会）的会员大学就能够管理好自己大学的体育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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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大学橄榄球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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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式橄榄球发明于19世纪70年代，由哈佛和其他几所大学将一系列新的英式橄榄球和足球进行实验并改造而成2。就如现在一样，激烈的身体冲撞是这项运动的核心。在早期的比赛中，最常见的一种击倒带球者的方式就是，给他的面部一记重拳，随着时间的推移，球队们开始采用更多更加暴力的技巧，结果就是造成很多球员重伤甚至死亡。1905年情况甚至严重到西奥多·罗斯福总统3不得不以个人身份介入，并且威胁说要取缔这项运动，由此才引发了这项运动的改革，并在1906年催生了NCAA的建立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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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学橄榄球这项运动里，监督是必要的，因为升级的暴力是这项运动的天然战略的演变过程。试想一下声名狼藉的“楔形强攻战术”，一个“V”形进攻阵型，现在主要被防暴警察们所采用，它可以实实在在地撞倒防守一方人员。哈佛是第一支使用该阵型的球队，在1892年对阵耶鲁的比赛中，哈佛出其不意地使用此阵型。然而第二年，双方都采用此阵型，结果却没有任何一队获得优势，反而受伤情况极为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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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力的橄榄球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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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来设想，哈佛和耶鲁是否决定采用楔形强攻战术。每个队得到的最优结果就是：只有他们自己队使用该阵型；最劣结果是：只有他们队没有用。不仅如此，如果双方都没有采用该阵型好过于双方都采用了，因为这样至少可以避免严重的受伤情况。这些收益情况在图7里显示。请注意，每个队在这场比赛中都占有主导权可以选择是否采用楔形强攻战术，但是，如果双方都采用这个战术结果更糟，毫无疑问这也是一个囚徒困境的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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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每个队都会选楔形强攻战术为其占优战略呢？以哈佛为例，它是行博弈者，我们回顾一下，占优战略指的是：任何行动在忽略其他博弈者的选择前提下，必须最大化一方博弈者的收益（即“最佳回应”）。收益矩阵中向上的动机箭头代表了哈佛的动机，指出了行博弈者（哈佛）应对耶鲁可能的每个行动做出的最佳回应，可以看见哈佛的占优战略，即所有的动机箭头都指向同一行（使用楔形强攻战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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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哈佛的最佳回应总是指向楔形强攻战术？让我们来考虑所有的可能性。首先，如果只有耶鲁采用了楔形强攻战术，哈佛就会有动机也采用这个战术来避免其得到最劣结果，而如果双方都采用了楔形强攻战术，他们将会得到次劣的结果。接下来，如果耶鲁不采用呢？哈佛还是有动机采用且这时只有它采用，这样一来它就可以得到最优结果，而非双方都不采用的次优结果。因此，采用楔形强攻战术是哈佛的占优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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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暴力橄榄球收益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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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NCAA制定了更为严格的规定，规定这些危险暴力的战略为犯规行为，博弈者的动机就会有所改变。在规则的制约下，任何采取非法战略的队伍将会被处罚，这就让他们处于不利地位。当然，参赛队仍有机会去选择使用楔形强攻战术，但是只要裁判公正裁判，队员就没有动机使用。换句话说，更严格的规定改变了橄榄球的暴力打法，改变了博弈者的收益情况，也让这项运动变得柔和一些，参与这项运动的双方占优战略便不再是采用楔形强攻战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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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督能够通过改变博弈者损益情况来让博弈者摆脱囚徒困境，并且改变他们的博弈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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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对于一些社会问题的确必不可少。比如渔业监管在保存鱼种数量方面功不可没，而在消除被忽视的疾病修正案例子里的“优先审查券”制度能够为医药公司提供新的动机，从而为那些被忽视的热带疾病找到新的治疗方法。然而也有一些意想不到的后果比之前预期的好结果要糟糕得多，谁曾想到1970年颁布的香烟广告禁令反而让烟民数量不断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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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烟草广告禁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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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复一年，烟草的广告花费了数百万元，没有人会否定这些花费的重要目的。广告的本身就已如此抢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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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主席罗塞尔·海德在国会中的证词，1969年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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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美国人来说，“一战”奠定了烟草的重要地位。正如约翰·J. 潘兴1917年给陆军司令部写信说的那样：“你问我为什么要赢得这场战争？我的答案是，我对战争胜利的渴望就如对烟草的需求一样迫切。烟草是每日必备口粮，我们源源不断地需要它。”没错，每日士兵的香烟补给也许在某种程度上帮助他们赢得了战争，但对于烟草行业来说意义更为重大，在战争结束后人们对香烟的需求更加强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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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20世纪中叶，烟草制造商互相激烈地竞争，抢占着不断发展的市场，标志性的广告角色，比如万宝路的经典男人形象，“Lucky Strike: It’s Toasted”(幸福香烟时光)等耳熟能详的广告标语，以及对于吸烟健康的保证，例如“20 679名医生说过Lucky香烟刺激性更小”“临床显示没有任何一例咽炎是由吸骆驼牌香烟造成的……骆驼牌香烟：尊贵的享受”6。但是当吸烟危害健康的真实情况被广泛认知后，公共健康部门认为这些广告语会引诱更多的人吸烟。因此联邦通信委员会（FCC）在1967年做出回应，要求任何电视台如果播放了香烟广告就必须也播放公共声明，告知公众吸烟的危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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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国会做出了进一步回应，在1970年颁布了标志性的《公共健康吸烟法案》，要求所有的烟草包装必须贴上警告标签（“卫生局已确定吸烟有害健康”）并且在要求美国广播和电视台禁止播出烟草广告。作为交换条件，FCC将停止播放禁止吸烟的公共告示，并且豁免烟草制造商今后可能面对的联邦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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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条法案，很多美国人不知道，粘贴警示标签实际上就是由烟草行业自己提议的。这样的目的非常明显，因为烟草业高管们更希望免除今后的法律诉讼，这些诉讼很可能导致他们公司解体、破产甚至让他们坐牢。可是他们为什么要禁止自己的广告播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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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最明显的一点在于，广告的禁播能够遏制更严厉管制措施出台的势头7；其次，停播自己公司的香烟广告能够叫停FCC发起的禁烟运动。1970年《纽约时报》曾报道：“烟草行业确信官方的禁烟公告比起禁止广告播出威力更大，而双方都放弃则是一个净收益的局面。”8所以合力发布烟草广告禁令对于烟草行业来说是有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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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禁令出台前，每家公司都有自己的动机去为自己的产品打广告。想知道原因的话，可以把香烟广告程式化为一个博弈，其收益矩阵显示在图8中。在这个博弈里，每一家公司——菲利普·莫里斯（万宝路品牌）和R. J. 雷诺兹（骆驼品牌）都有一个占优战略去宣传自己的品牌。宣传自己的品牌有什么好处呢？为了抢占市场份额，以及在FCC禁烟信息颁布后，从被破坏的整体市场中脱颖而出，你当然会有动力去做宣传。然而只要双方公司都决定在电视上做广告，他们的市场份额就会被对方稀释，并且由于FCC发起的禁烟运动，情况会变得更糟。因此，既然双方如果都采用占优战略反而会使双方变得更糟，那香烟广告博弈就实实在在又成了一个囚徒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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