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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戴比尔斯的地位不如往日那样稳固，就像其他普通商品一样在竞争主导的市场里，钻石的价格将会变得更加动荡。不幸的是，对于钻石销售商来说每一次的价格震荡，无论高低，都会破坏消费者长期以来对钻石“永恒价值”的信念，进而破坏钻石代表永恒的爱的象征意义。这些结果不可能立竿见影地显现，也许会花几十年，但是最终钻石戒指的地位将会衰落，一旦到了那个时候，一切将会迅速崩溃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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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一旦意识到钻石价值要走下坡路，再将这种担心传播开来，对订婚钻戒的需求自然会随之下降，钻石的价格也会因此下跌，但钻石和其他一些商品又不太一样，其他商品如果价格下跌反而会吸引更多人去购买。相反地，钻石的跌价只会让人们更加肯定自己关于“钻石是否有恒久保存价值”这一担忧，这也使得订婚戒指用钻的需求量及其价格下降得更厉害，呈现出一种恶性螺旋式下跌的状态。最终，各地的恋人们可能觉得钻石并不是他们彼此许诺终身最好、最合适的象征。这全都是因为戴比尔斯失去了对钻石市场的“勾结”控制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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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电话募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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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像是背叛……我想我不会再捐钱了。就好比他们从背后捅了你一刀。错得离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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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罗尔·帕特森，美国糖尿病协会捐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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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05年以来，上百万美国人通过电子邮件或书信让自己的朋友、邻居给类似美国糖尿病协会、美国癌症协会这样的慈善机构捐款。这一行动还有其他类似的行动筹集了大量资金——仅仅信息决策管理公司（InfoCision Management）一家，就在2007~2010年间总共为30多家非营利机构筹得善款，数额高达4.245亿美元。但令人惊奇的是，只有很少一部分钱用于慈善。比如，《彭博市场》杂志2012年9月的一篇调查报告揭露，美国糖尿病协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邻里互助活动所筹集的款项中，仅有22%用于慈善12，其余款项全部流入信息决策管理公司，而该公司做的唯一工作就是打电话给民众并劝说他们贡献自己的时间、捐出自己的金钱、奉献自己对朋友和邻里的善意，然后以公司的名义筹集捐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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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算来，信息决策管理公司私吞了近2.206亿美元的善款，这占到它2007~2010年间筹集的总捐款（4.245亿美元）的一半以上。在有些情况下，信息决策管理公司向慈善机构收取的费用比它筹集的善款还多。例如，根据癌症协会的联邦和州级文档显示，信息决策管理公司于2010年为该协会筹得善款530万美元，但却要收取他们540万美元的费用。这种做法原则上并没有什么错误。癌症协会高级副总裁格雷格·唐纳德森解释道：“对于我们这样的组织来说，为招徕顾客我们也会使用亏本销售商品的战略，或者与人们建立一种长期的有意义的关系。13”换句话说，慈善机构不可能得到信息决策管理公司以自己的名义筹集的所有善款，但他们的确与很多人建立起了一种关系，这样也许可以在未来几年内加以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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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就在于信息决策管理公司欺骗了捐赠者。例如，在电话销售商为糖尿病协会活动准备的脚本中告诉捐赠者说“每1美元的捐款中就有75美分将通过一些项目或研究直接服务于糖尿病患者及其家庭”，而糖尿病协会仅仅拿到了22%的捐款。更糟糕的是，这一欺骗性的脚本获得了慈善机构同意。面对彭博社所指出的这一差异，糖尿病协会会员及直营副主席理查德·埃尔布并没道歉，他表示该协会运营着很多筹款活动，大致有75%的捐款要投资到其项目中。埃尔布告诉彭博社说：“如果人们觉得自己受骗了或是我们没有诚信，这会让我很难过，但事实是，我们这是商业活动。我们从未在任何时间或任何场合说过‘大部分钱归我们了’。”但糖尿病协会要求信息决策管理公司告诉捐赠者的正是这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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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募捐的囚徒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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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美国糖尿病协会和美国癌症协会，美国还有很多声誉良好的慈善机构，如美国心脏病协会、美国肺病协会、美国防动物虐待协会、美国出生缺陷基金会及美国国家多发性硬化症协会以及其他一些机构。为何这些机构会容许像信息决策管理公司这样的电话营销商以自己的名义筹款并将捐款中的一些据为己有呢？最可能的答案就是，信息决策管理公司的收费反映出执行电话募捐活动开支巨大14，而慈善机构发现如果他们自己来操作的话成本会更高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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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电话募捐这一商业活动的问题就在于，并不是电话营销商从每一分钱中剥削慈善机构，事实是恰恰相反。显而易见，他们的利润率如此之小，以至于他们要采取更为激进的诱惑手段——包括欺骗——这仅仅为了蒙混过关。此外，慈善机构本身并不想给电话营销商施压以缓和这些激进的战略（至少那些合法的战略），因为这就让电话营销商可以将更多的人发展成为潜在的捐赠者。当然，这些战略的失败之处在于它们可能会冒犯甚至激怒捐赠者，这样一来，其他慈善机构很难再从这些人身上筹得捐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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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善捐款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一种零和博弈。假如一个电话营销员今天说服我为保护动物不受虐待捐赠100美元，那么明天我为医学研究或其他有意义的项目的捐赠就少了100美元。意识到这一点，每一个慈善机构都尽可能积极地想要得到我的捐款。那结果是什么呢？电话营销商就会不停地给像我这样有捐赠意愿的人打电话，直到我们不接电话，大家都没得到什么好处。请注意，尽管每一个慈善机构在执行激进的电话营销活动时都有一个占优战略，但是，当他们的潜在捐赠者被电话轰炸弄得很疲倦，甚至屏蔽慈善捐助时，慈善机构就失去了这一批潜在捐赠者。从这个意义上说，慈善机构就陷入了囚徒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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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筹募的垄断联盟：一种更团结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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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彭博社曝光信息决策管理公司的商业行为之后不久，参议院理查德·布鲁门塔尔、赫布·科尔、查克·格拉斯利呼吁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国内收入署、美国司法部和消费者金融保护局进行调查。最可能出现的结果就是国会将实施新的信息披露要求，以此迫使以营利为目的的电话营销商如实告诉捐赠者，他们捐款中的多少将用于慈善事业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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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猜想慈善机构和电话营销商会如何应对这些新的信息披露规则呢？最直接的影响可能就是电话营销商大范围地给新的捐赠者冷不防地打电话。从其本质来看，给潜在客户冷不防地打电话成功的概率很低，这就使得每筹集到的一美元中很大部分成了成本。被迫披露高成本只会让更多的人不愿意捐赠，结果会导致成本更高，真正用于慈善的捐款数量更少，直到没有人再为这些活动捐款，最终电话营销商也只好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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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捐赠者对基金募捐的中间商抵触情绪变强，最大的赢家就是联合之路（United Way）这样能自己执行筹款活动的慈善机构。联合之路的历史可追溯到1887年，那时“一个丹佛女人、一位牧师、两位部长和一位拉比”集思广益想出一种筹集捐款的新方法，用来支持丹佛地区的慈善团体。这个组织真正成立于1918年，来自12个筹款联合会的高管采纳了将慈善事务的合作（即企业联合）推到国家层面的想法，就此形成了美国社区组织协会，也就是后来的联合之路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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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之路的规模足够大，使它能自筹资金、组织志愿者、与其他机构建立伙伴关系（例如它与美国橄榄球联赛建立了长达40年的伙伴关系）以传递它们的善举。其他慈善机构可能会复制联合之路的成功之路，但并不是所有机构都能取得这样的成功。无论在世界的哪一个角落，联合之路中的各个组织都有一个共同的使命：在教育、收入、健康等核心领域授权给当地社区。这样一来，加入联合之路的慈善团体就能融入其运作方式来提升其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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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慈善机构的工作焦点放在一些比较狭窄的议题上，比如加强预防乳腺癌的研究、解决无家可归的社会问题，这些机构就无法从合并中获利。这些慈善机构需要关注于独立运营。即便如此，通过合并他们进行筹款运营仍旧能够获利。至少，通过这种方式他们有潜力引导自己的电话营销活动，并且能拥有足够大的规模将营销高效完成，而不再需要依赖只追求利益的中间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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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反垄断豁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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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筹募基金的合作很可能与美国反托拉斯法相冲突18。毕竟，一个在电话里寻求捐款的慈善机构巨头（我们且称它为“America Gives”）比像信息决策管理公司这样的中间商更有优势，它们能完成中间商无法完成的任务。要使慈善机构巨头们能够进入电话营销市场为自己筹集资金，就需要通过一项国会法案来建立反垄断豁免权，允许慈善机构合作开展筹募基金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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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豁免在1992年制定的《凯普–福尔斯蒂德法》中已有先例，这一法案允许农民团体（即“农民合作体”）在定价时共同谋划。为什么国会要给予农民“勾结”谋划的权利呢？1848年，人们在加利福尼亚州发现了金子，促使人们大规模地移居到西部。加州及西部其他一些州的农业飞速发展，对从东部交易到西部的农产品需求也急剧增长。在之后的1869年，中太平洋和南太平洋公司建成了第一条跨越大陆的铁路，自此之后，它们合作垄断了这一重要的贸易新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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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的50年里，在《凯普–福尔斯蒂德法》颁布以前，落基山脉两边的农民毫无选择地接受铁路垄断商的要价19。然而，允许农民相互“勾结”之后，农民就能共同协商更合理的价格，降低运输成本，刺激农业部门的贸易和投资增长。如今，大多数慈善机构也是用了相同的方式，因为没有选择，只好求助于营利性的电话营销商，因为这些营销商拥有大规模经济的优势，能以较低成本联系到潜在的捐赠者。然而，一旦准许这些慈善机构合作开展活动，他们就能一起增加拨打筹款电话的效率，刺激非营利部门给予更多资金、开展更多慈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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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授予任何一个团体“勾结”的权利都有风险，因此国会在确定反托拉斯法“慈善豁免权”的适用范围的时候要格外谨慎。一方面，保障措施要落实到位，以确保善款筹集巨头没有被慈善机构“俘获”从而损害到其他慈善机构。另一方面，要看到潜在的问题，可以假设最大的几个慈善机构20一起操纵America Gives（如今已经成为合法的筹集基金巨头）的运作。这些大型慈善机构可能会有意或无意地制造一个不均衡的博弈环境以损害小慈善机构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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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假设America Gives要运作“平等会员”的模式，在这个模式中，每一个成员都要支付数百万美元的会费，作为交换，会员可以使用America Gives的电话银行以自己的名义给捐赠者打电话，电话数量有一定限制。这种安排对于那些支付了同等数额的会费就能打出相应数量的筹款电话的巨头成员来说是公平的。但对于规模小的慈善机构来说，它们会因为付不起巨额的会员费而被排挤在外。更糟糕的是，随着巨头退出市场，像信息决策管理公司这样的营利性机构也会消失，最后就只剩下几乎没有选择权利的小机构，因为它们规模太小，根本无法独立开展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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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风险可以通过限制反垄断豁免权的范围来降低，禁止（显性或隐性）歧视或针对某些慈善机构的垄断活动21。当然，这种限制本身也有风险。即使是意图良好的筹款巨头也可能会无意识地歧视某些机构或触犯到法律。为降低这种风险，监管机构定期执行所谓“安全港”的做法，一旦采用，就能保证慈善机构可以免受反垄断审查。准确定义这样的安全港需要仔细研究和考虑，针对这一点，在此我就不做详尽阐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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