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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幸的是，就连这一纸禁令似乎也不足以恢复纽芬兰的鳕鱼数量。一般来说，捕食者——猎物的生态系统受到扰乱后，一旦停止了扰乱行为，人们会寄希望于生态系统自行恢复平衡。例如，如果农夫捕狼，导致狼的数量降到较低水平，鹿的种群数量就会因此激增，而狼也由此获得比平时更多的食物。只要农夫在狼完全灭绝之前停止捕猎，狼的种群数量通常会恢复，并反过来抑制住鹿的种群数量。但现实状况并非总是如此。如果鹿的食物中包含了狼维系生存所必需的东西，那么，鹿的数量的激增很有可能意味着狼的末日，哪怕禁止人们对狼再行猎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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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芬兰的鳕鱼似乎正是这种情况。一个海洋科学家团队曾于2005年在《科学》上发表报告称：“将处于食物链顶端的捕食者从生态系统中移除，会对处于其下的营养级造成连锁效应，导致食物链完全重组。”2在这个案例中，捕食者——猎物的关系实际上是反转过来的。鳕鱼的捕食者（比如鲱鱼）一般来说都是以鳕鱼的鱼卵和鱼苗为食。过去，这对于整个鳕鱼鱼群都是无关痛痒的，因为鳕鱼种群数量庞大。然而，一旦鳕鱼数量骤减，这一关系本身发生了逆转。现在，鲱鱼是凶残的捕食者，在鳕鱼还未成熟产卵回报它们之前就把鳕鱼尽数吞食，而少数存活下来的成年鳕鱼相比整个鲱鱼种群而言，也已是无关痛痒的存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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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芬兰的鳕鱼种群数量可能会不可逆转地完全崩溃，而欧洲却成功地维持住了鳕鱼的数量，人们不禁要问：加拿大和美国的监管部门是睡着了没看见这个数量转变，还是屈服在这个目光短浅的行业之下？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故事最糟糕的部分就在于，我只能说，监管部门应用了最好的科学技术，态度也很诚恳，但还是搞砸了。问题在于，他们太过于相信自己的数学模型而几乎没有意识到真实的博弈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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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雷·比夫顿和西德尼·霍尔特在他们具有巨大影响的《鱼类种群捕捞动态变化》一书中为渔业科学和管理提供了强有力的分析基础。“实际种群分析法”（virtual population analysis，简称VPA）至今仍是一个必不可少的工具，帮助人们呈现出鱼类种群的动态变化，最终计算出允许渔民捕捞的总量。遗憾的是，正如后来比夫顿本人在1992年世界渔业大会上发表的主题演讲中所强调的那样，传统的实际种群分析法从根本上是有瑕疵的。最重要的是，实际种群分析法假定渔民们提供的捕捞数据是真实的，它忽视了现实中渔民与监测捕捞数据的监管部门之间真实的博弈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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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要求，渔民需要上报他们的捕捞量以及其中幼鱼的数量等。当然，由于受到捕捞规定约束的也是同一帮渔民，所以谎报数据也就不足为奇。例如，因为在回到港口之前“抛弃”死鱼是非法行为，所以根本没人会上报自己的这种行为。4同样，因为监管部门最想保护的是关系到鱼群未来的幼鱼，所以，渔民们有谎报捕捞到的鱼的年龄的动机，让监管部门错误地以为捕捞的幼鱼比实际要少。从而，渔业监管部门是“失明”的——而且对此毫不知情，甚至无忧无虑——直到为时已晚，鳕鱼一去不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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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比夫顿在1992年那场演讲中强调的一样，避免这种悲剧重演的最好方法就是从根本上改变这场博弈。不要依赖渔民上报捕捞量，而应亲自去监测。声呐测距技术使监察船可以直接对浅滩进行测量，渔业监管部门可以获得可靠的实时数据并指导决策。数十年来，全世界渔民一直利用声呐技术定位鱼类种群，并在未受到监管的地方，给鱼类种群带来了严重的破坏。“二战”后，声呐技术普及，而渔业崩溃最严重的情况大部分都是发生在“二战”之后，这实非巧合。5讽刺却又令人意外的是，最后声呐也许能帮助人们挽救这个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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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方面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但只要我们从博弈论的角度来看，还是能发现其他一些补充的解决方案。比如说，为什么有些渔民要谎报捕捞量？肯定不是因为他们希望看到鱼类种群数量骤减。毕竟，他们的生计依赖于稳定的鱼群数量。他们谎报捕捞量是因为他们不希望自己违规被抓到。这个问题是由监管部门的监测和执法联合造成的，但其实完全可以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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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渔业管理的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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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一下下面这个方案。单独建立一个只负责监测的机构，持续不断地进行“鱼群数量普查”。此机构将跟踪违规行为，但不与其他机构分享数据，就像美国人口普查局一样，它知悉非法移民信息，但不会将被调查者的移民状态上报给当局。然而，此机构还是有震慑力的，如果渔民上报的数据不符，就对这些渔民进行突击检查。例如，如果有渔民上报没有弃鱼的行为，但是实际捕捞了比正常分量更多的鱼，就会被纳入嫌疑范围，更加密集地针对其进行检查。另一方面，那些如实上报弃鱼、过度捕捞等非法活动的渔民将不会受到检查，因为如果不这样的话，这一监测机构将失去信誉，从而无法再执行收集精准信息的任务。这一监测机构还是会将违规行为统一上报，以方便执法机构确定应当关注的方面并依此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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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整体而言，渔民群体如果存在短期思维定式，希望监测机构在近期提高捕捞限额的话，他们可能仍然更愿意少报捕捞量。然而，在与监测机构打交道时，渔民们不能一致行动，而是每个个体必须决定是否要“坦白”他们的捕捞量。确实，渔民有点像被置入一个囚徒困境之中，每个人的占优战略都是如实上报捕捞量，尽管这么做会使未来的捕捞限额从渔民的经济角度来看可能过低，虽然从生态的角度来看，低限额也许是最理想的。这一点尤其令人满意，因为正是另外一个囚徒困境（关于捕捞量）在一开始导致了过度捕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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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伯宰迅速意识到了，与蔬菜等其他食物相比，鱼肉是微不足道的，那些食物的市场也将因为速冻技术而发生转变。实际上，在美国，伯宰的Birds Eye公司现在的主要业务是冷冻蔬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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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弈思考法：麻省理工学院最受欢迎的商业课 档案3房地产经纪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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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经纪公司例行的做法是，业主会按照房屋售价的6%支付佣金给经纪人，所以，毫无疑问，经纪人提供的服务是很值钱的。如果没有经纪人，业主的房源信息就不会被发布到多重上市服务系统（Multiple Listing Services），而买家的经纪人是利用该平台上的信息来决定要给客户看哪些房屋的。因此，对于许多花钱请经纪人帮忙寻找房源的买家来说，“业主自售”的房屋本质上而言是不可见的。除了通过该平台对业务房源进行广告宣传之外，经纪人还对房屋售价提出建议，把房源信息展现打造得更加吸引眼球，并提供其他许多使售房过程尽可能流畅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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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纪人还会向客户提供如何更好地同买家协商的建议，包括何时接受买方报价，何时应该咬定价格并等待更高报价等。芝加哥大学的两位经济学家，史蒂文·莱维特和查德·西维尔森认为业主的经纪人存在不会一直给出最佳建议的嫌疑。1为了深入探讨该问题，他们收集了1992~2002年间芝加哥地区售出的10万套房屋的数据，注意到一个有趣的事实：许多房地产经纪公司的经纪人本人都会买卖房屋，以此作为副业。当出售他们自己的房产时，这些经纪人大抵都会深藏不露，采取他们认为最佳的行动。当他们帮助业主售卖房屋时，也会给出同样的建议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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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维特和西维尔森的关键发现是，同一拨房产经纪人，在售卖自己的房产时，比帮助他人售卖房产的速度更慢（9.5天，即多花10%的时间），但售价更高（7 700美元，即高出3.7%）。2一种可能的解释是，与房产经纪人相比，业主只是更急切地希望把房屋卖掉，以卸下这份投资性房地产的负担。（也许对于信贷受限的业主来说尤其如此，在卖掉现有房屋之前，他们买不起新房。）3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可以认为，相比房产经纪人，业主更愿意接受较低价格而更快地把房屋出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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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主希望尽快出手的意愿毫无疑问是一部分原因。但是，其他因素也很重要。例如，莱维特和西维尔森指出，不同城市街区的房屋价格也有所不同，即使他们限定房屋质量和社区质量因素不变，但是，在大部分房屋售价相近的街区，比那些房屋售价变化幅度更大的街区，价格还是要高出约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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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房屋所在的城市街区也会成为影响房价的可能呢？一种可能的解释是，业主得到的关于应该要价多少的信息取决于他们是否居住在房屋售价相近的街区。我们来看看原因。假设在同一个社区，有两个城市街区，它们在各方面都相似，除了以下这一点：一个街区（1号街区）的房屋售价非常相近，假定在49万美元至51万美元之间，而另一街区（2号街区）的房屋售价相差较大，假定区间是40万美元至60万美元。1号街区的业主很清楚他们应该要价多少，因为附近的房屋几乎都是一样的价格，但是2号街区的业主在决定售价时就需要更多地依赖于他们的经纪人了。这使得经纪人得以施展手脚，引诱2号街区的客户将售价定得大幅低于市场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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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只有在房产经纪人确实想让客户的定价低于市场价时，这个故事才说得通。通常来说，经纪人收到的佣金约为售价的1.5%[17]，也就是说，房屋售价越高，经纪人佣金越高。然而，经纪人作为你的代表是需要花费时间的，而时间就是金钱。因此，对于你的经纪人而言，最佳结果就是现在就将你的房屋卖掉，哪怕稍低于市场价，因为这样一来，你的经纪人就可以转移重心，完成其他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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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把这个观点具象化。假设经纪人作为你的代表，成本是每周100美元。此时有人向你标价50万美元的房屋提出了49万美元的报价。如果你接受了，你的经纪人可以拿到7 350美元。但如果你拒绝，并且还价到50万美元呢？就算你赌赢了，买家接受了你的还价，你的经纪人也只是多赚150美元而已。相比之下，如果买家拍拍屁股走人，你的经纪人损失的可比这150美元要多。考虑到这一点，我们就不难理解，经纪人也许会忍不住建议你干脆接受49万美元的报价，尽管经纪人在售卖自己的房产时可能会更具进攻性。非常类似的，我们也很容易理解，经纪人会建议业主在一开始降低要价，以便迅速吸引买家，而不会去冒将房屋长期挂在市场上的风险，5尽管他们在售卖自己的房产时愿意忍受将房屋挂在市场上更长时间。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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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与卖家经纪人的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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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几种方法可以更改房地产经纪公司标准合同，以便更好地将业主和经纪人的财务动机调整一致。例如，可以考虑成本加成合同，即卖家向经纪人支付售房期间所花的时间和开销，房屋售出后还有额外加成。有了成本加成合同，你的经纪人就不再面临因为承担你的售房委托而造成损失的风险，催促你匆忙卖房的动机也会减弱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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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来看，在成本加成合同下，无论何时，只要能够更高效地提供与售房相关的“附加服务”，经纪人就会有动机去更多地提供这类服务。现有体系下，最好的经纪人也无非是例行建议业主雇用油漆工和装修工、租赁家具、雇用庭园设计师和园艺师、购买新采的鲜花等。然后，工人管理和相关租赁采购费用一般都由业主承担。然而，如果是房地产经纪公司来管理和支付这类服务，操作起来可能会更方便，价格也会更划算。7的确，由于房地产经纪公司代理的客户众多，可以向这些服务提供商承诺，保证带来重复业务，以换取大量优惠的服务价格。所以，房地产经纪公司可以发掘范围更广、关系更牢的服务提供商，这是个体业主无法做到的。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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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来，成本加成合同实际上也许能够转变房地产业务本身，在已经很长的经纪人服务清单上增加更多的高价值服务。此外，提供这样的服务可以使大型房地产经纪公司利用自身规模来提供一种小公司难以望其项背的“产品”。这样，大型房地产经纪公司可以巩固其市场地位（以合法形式，完全不必担心会违反反托拉斯法规）9，阻止小打小闹的公司进入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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