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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你自己的钱并在上面浪费时间，看起来可能更有利可图，但这只意味着目光短浅。更重要的是将我们的智慧、时间和精力奉献给公司，而不是只盯着自己的小金库里的那些钱。作为拿提成的人员，其自身利益与银行的成功和收益是呼吸与共的。直到今天，那些埋头苦干、一心一意努力为公司工作的人都已经获得了非常好的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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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马塞尔写这封信的6年后，他曾影射的大肆挥霍已然侵蚀了银行。到1994年，加兰蒂亚文化的三个主要守护者没有一个还活跃在其日常运营中。马塞尔在博浪啤酒工作已5年了；贝托已十多年未参与日常运营，他的全部精力都放在美洲商店及之后的GP；雷曼在里约热内卢圣文森特医院（Clinica Sao Vicente）做体力测试时心脏病突然发作，经历过这次惊吓之后，彼时已54岁的他1994年全年都坐着自己的船四处游走。虽然雷曼在健康方面遵守着严格的纪律，不抽烟、不喝酒，且几乎每天都锻炼，但在金融市场二十多年的繁重工作已影响了他的心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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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曼的医生建议他休息一段时间以恢复自身的健康。于是，雷曼前往美国俄亥俄州克利夫兰进行了一系列检查，他还放缓了自己的网球训练速度。即使在带领加兰蒂亚时，雷曼也会找时间参加国际比赛，并曾赢得三次世界退役选手锦标赛（World Veteran Championships）。第一次是在1986年，当时他46岁。显然，这次疾病发作，对雷曼的身心都造成了严重影响，他走出了众人的视线，甚至一整年都很少出现在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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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曼的缺席，使得“永远不要在大家手中留太多钱”的旧原则被轻易遗忘了。雷曼在少数场合曾提及过这件事，他声称再也不会一次性给合伙人及拿提成的员工分配这么多利润了。相反，他会寻找另一个机会把这些利润变成投资，就像他过去所做的一样，用银行的现金收购美洲商店和博浪啤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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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三剑客”的目光依旧很长远，但银行的许多合伙人并非这种理念的忠实拥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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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金开始进入他们的口袋，有关打造伟大企业的梦想不复存在。‘教皇’因病缺席，而激进的‘主教’则远在天边。”马塞尔曾这么说。甚至有一些新一代的合伙人，如马塞洛·巴巴拉现在也认识到拥有太多钱所带来的副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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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最后一个买进口车的……我有一辆没有空调的红色帕拉蒂（Parati），每个人都笑我……然后钱越来越多了，我在同一天买了一辆沃尔沃和一辆奥迪，然后买了我现在所住的顶层豪宅。那是一个极度富有的年代……但我认为大家手里所积累的财富绊倒了银行，从而使公司失去了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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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毁灭的种子就此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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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纵股指，交易部门胆大包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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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也就是在银行破了最高收益纪录的前一年，经济学家哈达德被雷曼、马塞尔和贝托选为加兰蒂亚的CEO。在那之前，哈达德已在银行工作了15年。他最先是担任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然后成为负责企业融资的合伙人，最后登上了银行CEO的宝座。1980—1982年，他曾暂时离开过加兰蒂亚，在巴西中央银行担任首位公共债务主管。显然，于情于理，他都是继三位合伙人之后掌管这家银行的合适人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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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达德有一项别人无法取代的作用，就是聘请其他顶级经济学家，比如安德烈·劳拉·雷森迪（Andre Lara Resende）。安德烈是作家奥托·劳拉·雷森迪（Otto Lara Resende）的儿子，来自米纳斯吉拉斯，毕业于里约热内卢天主教大学，同时还拥有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博士学位。安德烈在1980—1988年期间加入过加兰蒂亚。跟哈达德一样，他也转到政府部门工作过一段时间。他是1986年克鲁扎多计划的创始人之一，也是在接下来的10年中，打造雷亚尔计划（Real Plan）的团队的一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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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烈在加兰蒂亚期间，招聘了一位展现出巨大潜力的年轻经济学家阿米尼奥·弗拉加（Arminio Fraga）。拥有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学位的弗拉加，在加兰蒂亚待了3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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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点给我留下了非常深的印象，那就是‘三剑客’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追求化繁为简，”弗拉加说道，他曾在1999—2002年期间担任巴西中央银行行长，“毫无疑问，巴西金融市场中致胜的文化就是他们创造的。”雷曼很感激哈达德及其他明星经济学家，他们为加兰蒂亚带来了文雅及理论氛围。随着世界开始全球化，金融业务变得越来越复杂，他需要与时俱进的人，而不是所有老员工都可以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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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当我离开时，对于我所卖的产品，其实我也不甚了解。”加兰蒂亚前销售经理卡斯特罗·玛亚说道。多亏了新一批受过高等教育的专业人士，才得以进军此前未曾探索过的领域。20世纪90年代初，《商报》（Gazete Mercantil）发表的一份详尽的报告分析了这次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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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到最近，自公开上市交易的那些证券上所获收益不断萎缩时，市场才注意到加兰蒂亚是如何熟练地在场外领域开办业务的。这通常被称为金融工程，它包括各类债券、外债利率互换及外国基金等。加兰蒂亚是第一家在这种复杂的金融工程领域展现能力的巴西银行。它是当之无愧的先驱者，不过在这个特殊的领域，现在正涌现出许多其他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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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哈达德看似是带领队伍进军这个新世界的正确人选，但也不是所有人都赞成他成为加兰蒂亚的掌门人。圣保罗的安东尼奥·弗雷塔斯·瓦尔（Antonio Freitas Valle）是哈达德最主要的竞争对手，他也是加兰蒂亚的老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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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称为“汤姆”的瓦尔在19岁就读于法学院时，获得了一份圣保罗招商银行（Banco Mercantil de Sao Paulo）的工作。这多亏了其父亲的推荐。这家银行的所有人加斯图·爱德华多·德·比诺·维迪加尔（Gastao Eduardo de Bueno Vidigal）是瓦尔的父亲的好朋友。然而，仅过了三个月，瓦尔就意识到自己与这个地方没有任何共同点。像当时绝大多数巴西企业一样，圣保罗招商银行有严格的等级制度，且通常只有那些在银行供职时间最长的人，才能获得晋升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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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事情更糟的是，我一直都得穿着西装。”瓦尔说道。碰巧的是，当时他姐姐的男朋友是加兰蒂亚的经纪人。他问瓦尔是否知道有谁愿意通过努力工作来赚大钱。瓦尔立即表示自己愿意，而他的父亲则对此十分厌恶。瓦尔的父亲认为自己的儿子在稳定的圣保罗招商银行会有更踏实的职业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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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加兰蒂亚的规矩，瓦尔刚开始只能在结算部门工作。他正式的工作地点是圣保罗市中心圣本托（Sao Bento）街的一间小办公室，实际上他很多时候不在这里。“我是结算部门唯一用车的人，”他说，“我开着银行的大众汽车在市里转，完成所有别人吩咐我做的事，甚至是到家乐福超市买卫生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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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哈达德很谨慎的地方，瓦尔却很大胆。在他23岁结婚时，他准备去塔希提岛度蜜月，然而他当时根本没有钱来支付这趟旅行的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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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10月结婚，12月才能收到加兰蒂亚给的提成。于是，我从国家银行透支了一笔钱来支付这趟旅程的费用，我提前把第二个月会收到的钱花了……一切最终都解决了……你不去做计算，就不会知道我们可以从生活中获得什么。然而，如果你计算得太多，你就永远不会离开自己父母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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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一个像瓦尔这样冲动的人，最适合他的工作显然是在银行最让人血脉偾张的交易室。与哈达德这种拥有国际背景的严谨学者完全相反，瓦尔对学习从没有太多兴趣。在进入加兰蒂亚前，他放弃了法律课程，转到FAAP（Fundacao Armando Alvares Penteado）大学学经济学。在即将从FAAP毕业时，他被调到里约热内卢，没有太多考虑他就放弃了大学学业。直到1987年，在马塞尔的强烈坚持下，他才到哈佛大学注册了一门快速课程。不过，与瓦尔对操盘的天分相比，没有文凭这一点就显得无足轻重了。所以当马塞尔在1989年离开银行前往博浪啤酒时，瓦尔便接管了交易部门。如果说哈达德的优势在于理念，那么瓦尔的长处就是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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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人之间的矛盾在1990年逐渐公开化了。当时，加兰蒂亚总部从里约热内卢转移到圣保罗，银行的所有部门开始在同一屋檐下运作。在那之前，由瓦尔掌控的交易部门在里约热内卢，而由哈达德领导的企业融资部门在圣保罗。地址变更后的两年，加兰蒂亚经纪部门在圣保罗证券交易所的策略导致瓦尔失去了立足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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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2月12日，加兰蒂亚试图人为地降低Ibovespa指数[26]成分股的股价，尤其是巴西国有电信公司（Telebras）的股价。当时，加兰蒂亚持有卖期权方，如果Ibovespa指数下跌，它就会盈利，而如果指数上涨，就会亏损。麻烦的是，当时股指正在上涨，而当银行不得不结算这笔交易时，就会亏损。12点半到1点之间，加兰蒂亚和塔拉里科公司（Talarico）开始以低于市场的价格相互买卖股票（用巴西金融界的术语来说，这种操作叫作背靠背交易）。交易所发现了这个不寻常的举动，中断了交易，并立即要求相关公司做出解释。之后，它对两家公司进行了两次传唤（传唤编号001/92及002/92）。新闻媒体对这次操纵市场的行为进行了广泛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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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一名银行的前合伙人诉说，雷曼对这一事件“很生气”。信誉受损对任何一家金融机构而言，都是非常危险的事。然而，还有其他的因素使这件事变得棘手了。纳吉·纳哈斯（Naji Nahas）是非常著名的投机者，他曾被指控为导致1989年里约热内卢股市大崩盘的罪魁祸首。市场对此仍记忆犹新，这就给了圣保罗证卷交易所一个杀鸡给猴看的机会，用惩罚加兰蒂亚这家傲慢且被认为是不可战胜的银行，来为金融业的所有玩家树立反面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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