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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不意外，尽管有《美国发明法案》，专利流氓还是继续提起了更多的法律诉讼。2013年，专利流氓提起的诉讼比前一年增加了18%。32也许现在的政治成本效益计算方法正在改变，因为政治流氓除了控告大量的小型创业公司外，还将触角伸向了更广泛的对象，包括零售商、非营利组织、酒店和餐馆。这些行业的组织代表，以及美国风险投资协会和应用程序开发者联盟（软件开发人员）已经开始推动新一轮的专利改革。33看来专利流氓已经叫醒了小型企业——沉睡中的美国政治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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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新专利法才仅仅两年，白宫和国会便开始重新审视专利改革以应对选民的抱怨。2013年12月，众议院以325票对91票的压倒性优势，通过了一项针对专利流氓的专利改革法案。白宫支持这项立法，也在专利局做了一些改变，叫停了一些本不该被授予的并被过度解读的专利。34同时，以佛蒙特州为首，许多州都通过了打击欺诈索赔的专利流氓的立法。这些立法的努力可以限制最严重的过度解读，但却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专利流氓的问题。尽管如此，它们仍是向着正确方向迈进了一步。然而强大的制药业游说团体和出庭律师能够在参议院阻止改革。2014年5月，当一项折中法案在参议院司法委员会成形时，参议院最高领导人将立法从考虑中剔除，以回应这些团体的游说。在撰写本文时，这些既得利益团体成功阻止了改革。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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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流氓的问题并不会让创新完全停止。专利流氓诉讼减少了研发投入、风险资本投资，与进入市场的新公司数量的减少也脱不了关系。如果专利流氓被遏制，公司将会在新技术上投资更多，并会在它们今天不会投资的创新项目上进行投资。专利流氓的存在使得过渡到新一代技术用时更久，过程更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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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买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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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影响力的游说使专利法保持着不利于创业企业和早期技术利益的偏差。钱和游说的影响也出现在一些其他政策领域，近些年来它们都向着错误的方向倾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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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详述了职业许可证发放的大幅增长：20世纪50年代，只有70种职业，覆盖5%的劳动力；到2008年，有800多个职业都需要许可证，覆盖了29%的劳动力。这一巨大变化只能理解为大量游说的结果。36仅在1995年，州立法机构就提出了针对医疗卫生职业的850项议案，其中超过300项被写进法律。37这主要是专业协会说客的工作。公众没有类似的游说团体能为消费者和可能进入该职业人群的利益发声。一些涉及许可证的法案，通过影响相互竞争的专业协会，最终影响了相互竞争的职业——内科医生vs护理师、牙医vs牙科卫生员，但即使是这些斗争往往也倾向于更成熟的职业。结果便是获得医疗保健金机会的减少，就医价格的增高，中等技术工人就业机会的减少，以及新技术应用的延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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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森豪威尔总统在1961年的“全国告别演讲”中，针对“军工复合体”提出了自己的警告，自此以后，国防采购领域就成了说客们的耕耘之地。但随着金钱和游说在政治中的影响逐渐增强，国防承包商成为最具影响力的团体，支持现任领导人，不管他属于哪个政党或拥有何种意识形态。38自1990年以来，这个行业已经为政治运动贡献了超过2亿美元，在说客身上花费得更多，仅2012年就在900多名说客身上花了1.32亿美元。39国会利用这一国防预算，来推进需要争取选票的项目。国防研发预算经常超出五角大楼的请求，其中就包含有为国会选区准备的得意计划所需的钱。国会拨款的大部分流向了国防研发预算。40毫不奇怪，国防采购条例会以牺牲大学研究和初创科技公司的代价，来偏向成熟的国防承包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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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来说专利，商业秘密法的改变最初是由一群寻求法律“统一性”的专业律师促成的。1979年，一个律师团体——统一州法委员会，起草了《统一商业秘密法》的草案，并在州议会上提案。在过去的三十年里，它被用来修改大多数州的商业秘密法。除了金融、保险、房地产，律师事务所是政治活动最大的业务贡献者，在2008年的大选中，为联邦候选人贡献了2.7亿美元。41立法者通常乐于让这一有影响力的团体起草自己的议案。现在，知识产权律师和一批大公司正试图通过一项联邦法令，使商业秘密法更加统一。42然而，不论是专利还是商业秘密法，律师让其更加“统一”的同时，也扩大了它的范围，为自己创造了更多潜在的业务。43一个统一的联邦法令几乎肯定会对加州施加影响，它会重写让硅谷如此成功的政策。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商业秘密法更宽泛的解释往往会减少员工的流动性和子公司的建立，这些努力对创业企业和发展新兴技术公司的利益很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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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定利益团体与新兴企业之间的竞争，反映在马萨诸塞州废除执行该州的非竞争协议的努力上。意识到硅谷的优势已经超越了128号公路区，马萨诸塞州州长德瓦尔·帕特里克引进了意图改变本州法律的立法。小型技术公司和风险投资公司很支持这项工作，但一些大型科技公司和老牌制造业公司反对。就目前来看，后者成功了。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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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呼吁在这些领域做出改变的利益团体很小，但一些讨论中的政策变化却得到了更广泛的支持。为四年制大学提供资金得到了广大的民众支持，然而这一支持，需要从社区大学和技术教育上转移基金，这一点不是那么明朗。涉及专利、商业机密、职业许可，以及国防采购的政策转变，受到说客和政治开销的影响。近年来这些力量让政策更倾向于成熟的技术、老牌行业和精英职业团体，保留旧知识的经济价值，让既得利益者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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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进程并不是让各种各样的利益集团在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中竞争，一些团体有着天然的优势。此外，最初的政策倾向往往会得到巩固，因为该政策的支持机构，会带起一系列与现状有利害关系的后来者。然而，一个国家让竞争环境不过分偏向成熟技术的能力，决定了它从新技术中受益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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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为常见的是，政治与体系独特的成功结合，使得美国跃升为世界技术领袖，然而现在似乎这一点正在往不好的方向倾斜，虽然有其他原因，但金钱利益影响的加强是罪魁祸首。很难评估这些变化对美国如今的创新有多大的影响，但真正的危机在未来，那时这一影响可能很难被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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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各种令人不安的迹象表明，美国的创新体系已经失去了原有活力。研究人员发现，过去三十年创业形势一直在减缓。45进入市场的新公司比率一直在下降，与之相关的工作机会也减少了。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高科技行业成立的新公司，创造的新工作在过去十年里减少了。46虽然还没有明确的证据表明这些衰败形势与过去三十年政策的改变有关，但衰败形势向美国创新的现状发出了一个明确的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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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工资与财富：为什么技术进步、财富增加，你的工资却止步不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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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工资与财富：为什么技术进步、财富增加，你的工资却止步不前 第十四章 大众技能和国家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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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和美国之间的差异，以及最近美国政策的变化，相对来说很小。两个国家都有完善的制度和法律来促进新技术知识在大众间的推广，这使得两国在重要新技术及为本国大多数公民创造财富上占尽优势。然而这并非一直如此。一个世纪前的日本及两个世纪前的美国都没有这些能力。促进大规模学习的制度和政策，是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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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经济学家估计，富国和穷国之间收入差距的80%都可以用技术应用来解释。1社会的差异关键在于其训练普通工人获得新技能和知识的能力，越来越多的研究将采用新技术与从实践中学习联系起来。2普通工人学习新技能能力的民族差异，可能会在解释为什么一些国家比别的国家有更多财富时起到很大的但被忽略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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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们一直在争论国家财富的来源。一般来说，他们分成了三个阵营：地理、文化和体系。三个因素无疑都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有趣的是，许多对于它们是如何影响财富的具体解释，都隐含着一种精英驱动的历史观。虽然这一特征经常被掩盖，但这些解释站得住脚，对一小部分人的行为的确产生了影响，他们包括技术企业家和发明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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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多数用地理因素解释国家之间贫富不均的理论中，文明都是其最核心的因素，比如贾雷德·戴蒙德的著作。3一些地区能够比其他地方更早、更稳定地建立起农业。这使得等级社会发展起来，精英可以赚取剩余财富拿来投资。它还导致分工出现，让工匠可以专攻某一特定技术。从事生产劳动的群体似乎只占社会的一小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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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从马克斯·韦伯开始，文化便一直被视为经济成功的一个重要的决定因素。韦伯认为新兴资产阶级的生产力和高储蓄率都与新教伦理有关。4最近，戴维·兰德斯认为西方文化中的冷酷和理性使得它们优势明显：据兰德斯所说，这就是为什么工业革命会发生在西方，而不是在中国。5但在兰德斯的解释中，冷酷和理性似乎局限于企业家和发明家，以及韦伯提到的新兴资本家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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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基于国家体系的解释通常专注于这些体系是如何影响企业家的。例如，经济学家达龙·阿西莫格鲁和政治科学家詹姆斯·罗宾逊强调保护财产权在鼓励企业家投资新技术上所起的作用。6这一群体被认为推动了新技术的采用，从而增加了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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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社会善于创造财富，确实能激励资本家积累资本，企业家开发新业务，以及发明家发明新产品。但这只是其中一个方面。新技术要推行，大量普通工人也需获得技能和知识。这是一个缓慢而艰难的过程，历史表明，它常常需要由包容性的体系和文化支持的社会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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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美国工业革命向新技术的过渡，不仅包括工厂过渡为纪律严明的工作场所，也包括大规模的可持续的城镇劳动力，向曾经主要是农村地区的地方转移。也许人们很容易忘记，这一激进的社会实验需要新体系，包括新形式的工作场地安排，以及为新类别的技术工人准备的劳动力市场。这些改变也需要一个包容性的文化。例如，19世纪20年代到50年代，美国纺织业招聘年轻的未婚女性，她们离乡背井，住在公寓，和纺织厂其他工人一起工作。这是一次大胆的社会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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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女性在工业化中的角色似乎是次要的，但事实上，受过教育的年轻女性是日本棉纺织业机械化早期的重要组成部分。最近在中国也同样如此。她们在其他机械化行业的早期也扮演了重要角色。经济史学家认为，年轻的未婚女性之所以被招募进工厂工作，是因为她们几乎没有其他谋生机会。7由于没有多少选择，她们愿意拿着相对较低的工资在工厂工作。由于早期技术最开始往往赢利很少，女性的低工资给了制造商一个至关重要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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