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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之所以尤其喜欢干预行为是因为它对干预者要求甚低。自然，干预手段的使用也需要技巧，但即使是最精细的行为修正手段也很容易完成，原因很简单：奖励根本不要求人们关注问题产生背后的原因，你不会探究孩子为什么尖叫，学生为什么不做作业，员工为什么工作马虎。你要做的只是贿赂或威胁对方，使其顺从。（请注意，这也表明奖励和惩罚基本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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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弗吉尼亚州的一位母亲给我写信，质疑我对行为操纵的批评，她写道：“我那将近3岁的女儿……到睡觉时一次又一次跑出房间，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对孩子既不能惩罚（或者允许她不睡觉的后果）也不能奖励（贿赂）……我该怎么办？”好吧，让我们考量三种可以用来对付不愿待在床上的孩子的办法。行为学家甲赞同“严重后果法”：“我数到3你还不上床，小姑娘，你一个星期不能看电视！”行为学家乙青睐奖励：“如果你连着3个晚上一觉睡到天亮，亲爱的，我就给你买你想要的泰迪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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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非行为主义学者不禁要问，连孩子为什么不断地溜下床都不知道，又遑论斗胆建议解决办法。不用太费劲我们便可想象孩子之所以这么做的种种可能：也许上床太早，还不困；也许觉得还没能和父母好好地待在一起，而晚上是最佳时机，可以跟父母撒欢并说说话；也许还在为几小时前发生的事烦心，需要重新梳理当天发生的事情，理解所发生的一切；也许床底下有怪物；再或者只是听见客厅里有人说话。（有人会老得不记得孩提时一上床就开始兴奋的情形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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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关键是我们还不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但行为主义学家提出的解决办法却不“要求”我们去了解。借用1980年代后期的一则啤酒广告，它们的信条似乎是：“为什么问为什么？”这种态度既有助于解释奖惩模式的普遍流行，又揭示了其长期必定无效。孩子晚上不愿意待在床上的原因多种多样，每一种都要求不同的解决方法。（这也是很难给寻求“可替代奖励的方法”的人简单回答的原因。）事实上奖励完全不是解决之道，而只是掩盖问题和忽视原因的花招、捷径和速效药，只看到表面，没有深入。[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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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另一个视角来看，这类批评并不新鲜，这就是早在几十年前提出的弗洛伊德学说。弗洛伊德坚持认为行为疗法事实上只涉及深层问题的表面症状，而潜在的情感问题会以各种形式的新症状不断呈现。不过，你无须成为心理分析师也能看出行为主义方法的缺陷。我们不一定需要把我们的行为归咎于无意识的愿望、恐惧或者受到压抑的童年经历，才能认清仅仅用贿赂或威胁来控制个体行为并没有切中要点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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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有位学生上课老是迟到，或者在老师讲课时常常打瞌睡。这样的行为可能暗示着，也许是因为欠缺学习技巧，也许是因为不适应老师的授课方法，也许是因为其他原因，学生费了老大劲儿也还是不理解老师布置的作业，于是这位学生决定放弃这门课。不管问题症结何在，如果我们仅仅通过许诺上课准时并认真听讲就能得奖（或者没有改进就要受罚）来进行干预，那么问题是仍未解决的。而且，如果这位学生进步不够大，不会得到奖励，那么这种做法会使得学生更不愿意学这门课，产生更糟的自我形象和恶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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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成年的员工身上，不论他们是从事何种工作。员工的表现突然变糟经常是因为出现了家庭矛盾，而长期表现平平可能是因为工作本身或者公司的制度有问题，比如公司的制度让员工对无力控制的事情负责。把工作变成表演秀（“告诉员工如果他们能提高效率，我们就有精美的奖品……”）完全不解决根本问题，也无法带来有意义的改变。我们并不需要艰深的心理学理论就能辨别正在发生什么，人们究竟是真正出于努力工作的意愿，还是因为有诱人的奖励在眼前晃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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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来看一个公共政策的例子。一些政治家注意到家庭贫困的青少年常常放弃上高中，于是采取奖惩手段。如果他们能正常上学，就给予额外的公共资助，如果辍学，就罚以削减福利，有时甚至还威胁要停发给父母的资助款，以便使父母给孩子施压重回学校。除了对这些手段公平与否的担心，令我感兴趣的是，政治家们没有考虑人们，尤其是住在中心城区的穷人决定不再上学的根本原因，他们没有触及造成贫困及业已发现的课程设置与现实脱节的结构上的原因，而是倾向用胡萝卜加大棒来操纵人们的行为。如果这些家庭迫切需要钱，那么资助款在短时期内就能成功提高出勤率，但却无法触及深层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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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采用奖励手段是因为他们没有耐心去等待结果，他们的注意力短浅，只关注底线而不在乎“深层问题”。有些人受另一种观点引导，这种观点认为这些深层问题实际上没什么区别。行为主义理论的核心是人类只不过是行为的集合，这也是行为主义策略得以采用的基础，改变人们的行为，你就解决了问题。有位作者把行为主义非常简要地描述为：“将内在动机和外部表达混为一谈。”但我的观点是，不仅行为主义的心理学理论不够完善，而且行为主义的实践也是徒劳无功，如果我们不触及造成问题的根本原因，问题永远无法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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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不是说采用奖惩刺激的人非常乏味或者麻木不仁，以至于没有去注意或关心其他因素。挥动成绩册（在理论上，对得A的渴望和对不及格的恐惧都是动力）的老师也许可以意识到，有的学生成绩不好是由于其家庭环境虐待孩子，甚至由此还会去尝试帮助学生。因此，我的目的不是要指出采用奖励手段的人一般都是什么类型，而是要探究这种策略本身的含义。在实践中，行为干预排除了对最重要原因的考虑；实际上，行为干预分散了干预者对这些重要原因的注意力。这又一次说明，为什么通过奖励来激励人们并不是非常有用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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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励的恶果 原因四：奖励阻止了冒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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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励有时能增加我们按照别人希望的方式行事的可能性，但奖励同时还起了我们大多数人没有注意到的作用：它改变了我们从事特定行为的方式。在受奖励驱动时，一开始，我们关注的焦点就典型地比没有奖励时狭窄；我们不太可能去注意或记住与我们所从事活动无关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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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说，你拿到一叠卡片，每张卡片上印着不同的词，而且每张卡片的颜色也不同。你被告知，如果成功地记住所有的词，你会得到奖励，于是你开始背单词。稍后，在你尽力记住尽可能多的单词后，你却又被出人意料地要求记住与每个单词相对应的卡片颜色。结果，很可能你完成得远不如得到同样的指令却没有得到奖励许诺的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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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例子被研究人员称为“偶发性学习”，这类学习总是使表现受到奖励的损害，但这种情况发生的原因比结果更重要。其根本的原理可以概括为：在受到奖励驱使时，我们就只做能得到奖励的事。我们不仅不太可能去注意任务的次要特点，而且在完成的过程中也不太会去冒险，不愿尝试各种可能性，或者担心也许没有回报而不敢凭直觉行事。我们要尽力避免冒险，因为我们的目标不是投入一场自由的思想交锋，而只是为了得到诱人的奖励。一组研究人员解释说，当我们受奖励驱使做事时，“可取的特点是可预见性和简单性，因为在这种导向下，人们的基本关注焦点是把任务对付过去，以达到所求目标”。另一位心理学家的表达更简洁，他认为奖励是“探索的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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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不是说我们无法通过奖励来促使人们进行某种冒险。报纸的体育版和商业版里布满了各种希望促使人们赌博来赢大钱的广告，但请注意这类冒险非常狭隘。第一，赌博者试图通过使风险最小化以赢取最多的钱，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在下注之前仔细研究马或股票。他们对回报考虑得越多，越要寻求确定性，甚至对那些在本质上就无法提供绝对确定性的事情也是如此。第二，赌博者从事的是风险的本质（有时候甚至连确切程度）都已明确界定的冒险，他们不是从新的方向挑战某项活动的界限。自相矛盾的是，他们是在靠着运气做着结果明确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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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相反，要尝试新的可能性、更有意义的冒险恰恰是人们在试图获得奖励时不可能去干的。在大部分奖励活动中，更为常见的是缺乏思考、贪图便利的取向，这刚好与独创性的要求背道而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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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丽莎·艾玛比尔专门研究这一课题，她要我们想象一只老鼠在行为主义学家设计的迷宫中寻找通向奶酪的路。老鼠没有停下来权衡一下是不是尝试另一条路更好，就朝一条道跑去，那条道上奶酪的味道并不明显，没有多少希望找到聪明的捷径。它没有考虑它那小小的短腿能跑多快，就朝着它以为早餐准备好了的地方跑去。“走出迷宫最安全、最确定、最快的方法是走已被走过多次的那条路，没有创意的那条路。”艾玛比尔说。“越是一心一意地追求外部目标，越不可能去探索独创的可能性。”她补充说，由奖励引发的狭隘关注焦点同样令人担忧，因为愿意接受“表面上与（任务）无关的种种可能性也许正是独创性的要求”。偶发性学习也许最后变成了四平八稳却毫无创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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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如果把创造力引入这个过程会怎么样？如果人们为了得到奖励可以尝试一切，若需要创造力，难道他们不会去创造性地思考吗？哎呀，正如巴利·史华兹所发现的，事情没那么简单。他用强化手段使鸽子用与前一次模式不同的次序啄食，结果不成功，最终他得出结论：变化有可能产生，但只能随机出现。他提出论点说，要训练出真正的新行为，困难之处不是鸽子不太聪明这一事实，而在于强化手段的内在本质。我们需要明确描述出某些行为共有的特点，这样在这些特点（只有在这些特点）出现时我们才可以给出奖励。但是当我们寻找的是新的东西时，这么做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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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华兹继而转向以人类为对象的更复杂的实验。他发现，奖励有时似乎能诱导出做事情的“模式化”和重复性的方法，毕竟“一旦人们发现某种反应模式可靠有效（保证能得到奖励），那么偏离这种模式就没有意义，甚至是愚蠢”。史华兹发现，令人遗憾的是，当我们因所作所为得到奖励时，我们解决问题——甚至是非常困难的问题——的方法就不太可能具有灵活性和创新性。为什么如此呢？“强化手段鼓励重复过去成功的经验，部分原因是因为强化的目的不是要产生一般准则或规则之类的东西，而是要产生另一种强化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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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成为一个优秀的行为科学家或别的科学家，你必须预料甚至欢迎负面结果，只有通过比较哪些事件导致和不导致某种结果，我们才能明白发生了什么以及为什么。但正如史华兹观察到的，冲着奖励做事的人不想冒险，不想有负面结果，他们想要尽可能快、尽可能多的成功。当然，这一认识对我们如何培养物理学家有重要含义，也对我们如何建立机构和课堂来鼓励人们进行系统的思考有重要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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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说我们冲着奖励做事时只想尽快成功也不完全准确。真相其实更糟，我们的目标不是成功地、高质量地完成任务，而是成功地获得奖励。如果有可能不用完成任务就能获得奖励，我们立刻就会把任务扔掉。科特·列文早在1930年代就多次强调这一点，1980年代有两位研究人员用实验证实了这个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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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确实常常能完成任务，那是因为这么做是得到诱人奖励的先决条件。但即使事实的确如此，有选择的话，我们仍会挑最容易的活儿来干。至少有十份研究报告发现了这点，为得到玩具而参加活动的学龄前儿童，为得到好成绩而努力的学生，为得到金钱而工作的成年人，都尽力避免挑战。而且，研究报告显示了：（1）奖励越大，人们会选择更容易的活儿；（2）奖励停止时，原先获得过奖励的人会选择尽可能少做；（3）人们不仅在有奖励时更倾向于选择容易的任务，一般来说，冲着奖励做事的人也更青睐容易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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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提出的基本观点合乎逻辑。如果你被许诺有奖励，你逐渐会把任务看成是挡在你和奖励之间的障碍。工作越容易，你就能完成得越快、得到奖励也越快。这很合乎逻辑，但其实际含义令人吃惊。我们的普遍浸透着流行行为主义的工作场所和教室，竟然阻碍着人们去冒险、去创造性地思考和挑战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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