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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威胁。如果我们不把事情做好将会有什么后果，这样的警告使得做这件事的吸引力大减。如果对此人们并未多做研究，很可能是因为很少有人怀疑其正确性。（毕竟，发现胡萝卜并不比大棒好着实令人吃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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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监视。对孩子和成人所做的研究表明，如果我们在从事一项任务时受到严密监控，我们往往就会失去兴趣。后来的研究报告表明，这种结果只有在监视被认为是控制性时才产生，例如，当我们有理由认为别人是在观察我们的表现或者检查我们是否按照指令做（而不是，比如说，出于好奇）时。想想看现代工作场所越来越普遍存在的监视，而且还辅以计算机，这其中隐含的意义真是令人不安。[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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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期要接受评估。与监视密切相关的是评估，毕竟监视的目的也是为了看人们工作做得好不好。据说，让人们知道他们的表现要接受评估，是为了培养“责任心”——在公众和私人领域，这都是个时髦的词语——以及促使人们尽全力。（这个策略在那些认为动机来自外部，总是希望尽量少干活又能不受惩罚的人中特别受欢迎。）然而，我们又一次看到控制造成事与愿违的结果。当人们认为他们将要接受评估时，他们的内在动力（即在没有奖励的情况下依然会表现出色的动力）受到损害，即使评估的最终结果是肯定的，人们的表现也会下降，在从事需要发挥创造力的任务时尤其如此。事实上，无论何时当我们受到鼓励去关注某件事我们做得多好，而不是去关注做这件事的过程本身时，很可能我们在有选择时就不会愿意继续做下去。这一简单、多次出现的发现对教育隐含着重大的意义，在第八章中我会再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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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迫在截止期前完工。正如从事某些任务的表现能够通过奖励被人为地提高（在短期内），强加的最后期限有时也像在脚下点了一堆火，敦促我们尽快完成任务。出于各种原因，有些人变得越来越依赖外部强加的作用力，以至于他们等到最后一刻才开始着手进行。但最后期限怎样影响了人们对任务的长期兴趣以及完成任务的表现？我只知道有两项探讨这个问题的研究，这两项研究的实验对象碰巧都是大学男生，两项研究都发现因为强制性的时间压力，结果导致大学生们的兴趣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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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呼来唤去。当父母用控制性的方式跟孩子谈话，或试图对他们施压去做某些事情时，这些事情就显得不那么吸引人了。当成年人拿到某个比较有趣的任务，却被预先指定了要获得什么样的成绩时，他们往往会减少对这一任务的兴趣，其感兴趣的程度还不如那些能够以自己的步伐工作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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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别人竞争。如果我们关心内在动力的话，唯一一件比紧紧盯着人们的表现、做出评估和担心能不能赶在最后期限前完工更糟糕的事，就是把奖罚与结果挂钩。而唯一比这更糟的是设立一项任务，这项任务只有在打败他人时才能胜出。当人为地造成奖励稀缺，当成功被变成获胜，而胜利的成果只能归属于一个人或一个队时，最后形成的结果就包含了兴趣的急剧减少。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必然会停止从事那项活动，我们也许会继续，因为除了尽力打败别人，我们不知道还有其他形式的消遣，或者因为我们无力改变工作场所或课堂上的规则等等，原因不一而足，但最终的结果势必是我们对任务本身的兴趣减少。现在处于绝对统治地位的动力是获胜的可能，或某些其他的外在因素，“需要有获胜的奖励才能坚持下去”。根据戴奇和莱恩的研究结果，难怪数据显示“引发竞争的奖励……是最具控制性的，因而对内在动力的损害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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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各种不同形式的控制，每一个本身就够糟了，要是把它们放在—块儿使用，只会加速自主权的丧失。采用监视加上奖励（以一种控制性的方式提供实物刺激或者表扬）比单独采用任何一种更糟。孩子们玩一个游戏得到奖励会使他们对该游戏的兴趣减少，要是再告诉他们哪个游戏是他们必须玩的，该游戏的吸引力就进一步下降。单单奖励就造成很多损害，之所以如此，部分是因为我们的自主感降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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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励的恶果 “但是，如果我们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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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些情况下，我们倾向于认为，奖励之所以会有那样的结果，是因为为获得奖励而需要做的事被视为了先决条件。在另一些情况下，我们会注意到人们是因为感觉到受控制而失去了兴趣。无论哪种情况，都降低了内在动力。这一事实使得要拯救流行行为主义很难。我现在来说说经常被用来为奖励进行辩护的各种说法，或者针对采用奖励提出的修正意见，以及它们为什么没能触及问题的症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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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动力优于一种动力。”心理学研究领域以外的人很少会明确地区分内在和外在动力，但那些使用这两个概念的人明显认为两者可以简单相加以取得最佳效果。这些人似乎在说，动力有两种，把两种加在一块儿比单一的一种要好。但研究（以及经验，如果我们十分关注长期效果的话）清楚地表明了，在现实世界中，情况并非如此。你可以把不同形式的控制组合起来降低驱动力，但却很难把内在和外在动力结合起来使人们更具动力。对一项任务感兴趣，这对优异的表现和本身想要完成任务来说都极其重要，但这种兴趣常常因为加入了奖励而受到侵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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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不一直使用奖励，就没有问题。”一些老师喜欢认为暂时地使用外在动机是无害的，比如，给掌握了写作技巧的孩子一块巧克力，然后一旦孩子养成了使用这种语言技巧的习惯，就逐渐降低贿赂的频率，减少贿赂的数量。这种方法是推销员们使用的古老招数“诱饵加鞭子”的变体，它极具吸引力，因为它为那些不完全信任外在动力的人提供了一种使用外在动力而又无伤大雅的方法。遗憾的是，前述兴趣如何受到损害的经验证据，对这种可以说是拿出糖并可以放心吃掉的想法提出了严肃的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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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策略的基本前提是什么？首先，它假设很少的一点东西不可能造成实质性的伤害（但在现实生活中，吃一小点糖果无伤大雅，并不等于用糖果作为奖励也无损害）。其次，这种做法从一个人类行为模式出发，这种模式假设我们可以对个体做什么事，并且停止做这件事以后，对个体也不会造成长期的损害。这就好比把一件家具移到客厅，再把它搬出去并不改变房间本身一样。但理查德·德查姆认识到，真相远非如此：用一个外在的理由促使一个人用某种方法行事，会“产生整体的改变，不只是添加了一个奖励那么简单”。哪怕是暂时性的奖励，也导致个人的整体心态（心理学格式塔）发生了转移，其对任务的看法和动力也与以前不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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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具体地说，以为我们可以提供奖励来推动一个行为然后再逐渐淡化奖励，用巴利·史瓦茨的话来说，是假定“奖励的效果只限于培养并形成想要的行为，不会转移到其他相关但不同的各种行为中”。他接着说（与至今已经提出的经验证据相符合）：“没有理由相信，一种强化训练的效果只独立存在于自身范围内。”这并不是说，我们一旦给了人们奖励，除了一直奖励下去直到对方死去，就别无选择。而是说，我们不能简单地提供奖励，然后指望撤出奖励后不会把事情复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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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励人们不仅不可避免而且深得人心，因为人们想要我们给的好处。”这种说法的缺点是混淆了我们给予人们什么和怎样给予。老师给班上的学生开个爆米花派对没什么不好，问题在于这个派对要视学生的行为而定（“照我说的做，然后你们就可以开个派对”）。诚然，给孩子赞同和信心没什么错，但是把赞同和信心变成只有孩子在按照某种特定的方式行事时才能得到的奖励，便大错特错了。毫无疑问，人们想要也需要自己的工作得到报酬，危险在于把钱推到人们面前，许诺表现得好还会得到更多的钱。简言之，不能仅仅因为我们对被用作奖励的东西感兴趣，就以为用这个东西作为奖励是无害的。事实上，你越想要得到晃动在你眼前的奖励，你越不喜欢为了得到它而必须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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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我们注意到，我们被奖励得越多，我们越依赖奖励。现在，根据戴奇和莱恩的研究、果味酸奶的例子、老人计谋中的逻辑，我们更清楚这个恶性循环是如何起作用的。当我们不断得到外在的驱动力，我们就会发现为得到奖励所从事的任务或行为本身的吸引力下降，因此，我们的内在动力萎缩，除非有刺激，不然我们不太可能去从事那项活动。过段时间，我们就变得好像是只对奖励有反应——实际上是有需求，但其实是因为先前使用奖励才使我们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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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各种奖励继续收编了人们的内在动力，阻止人们的内在满足感，种种外在需求本身……变得更为强大，于是，人们发展出更为强大的外在需求，以替代更基本的、没有得到满足的内在需求。……最终，他们表现得好像是对各种外部的奖励上了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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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耸耸肩说：“嘿，如果我不告诉他们这个是要考的，他们是不会费事去学的。”主管坚持认为，除非她提供奖金，不然这份工作不可能做得好。父母相信，没有奖励却指望孩子做他们“该做的事”是不现实的。但是我们反思一下：这些不是流行行为主义的辩护词，而是表明我们的课堂和工作场所的安排管理（或者人们被要求所做之事）大有问题的种种迹象。如果奖励有损兴趣，那我们最不该提供的东西就是奖励。给看起来没有动力的人许诺奖励，就像给口渴之人盐水喝：这不是解决之道，而是产生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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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人们奖赏自己。”孩子们每吃一个披萨就给一本书，不会使孩子们把吃披萨看成是达到目的的一个手段，事实上吃披萨成了目的。但这个策略不能解决奖励造成的其他问题，因为孩子们还是被剥夺了自主权。更为常见的一个与此相反的策略就是：告诉人们自己决定对自己的奖赏。这也许可以解决第二个问题，通过让人们自己，而不是别人做出决定以获得自主权。但却无法解决第一个问题，因为想要的行为仍然被框定成了得到诱人奖励的先决条件或者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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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许多行为学家来说，不存在恢复自主权的问题，因为根本不存在自主这回事，只有强化手段的自我实施。在实践中，许多行为学家已经设计出一种既让人们按照控制者的意愿行事，同时又让人们往自己嘴里扔糖果的方法，也就是说，让人们选择如何以及何时奖励自己的方法。但请注意，这一方法的最终目的仍然是顺从，所以同样会让人感觉受到控制，结果再次削弱了内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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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正因如此，一位行为主义学家在回顾关于“自我实施的外在条件”的研究时发现，与由别人实施奖励相比，自我实施的奖励对行为的持久性影响只有“微弱地”提高。戴奇和莱恩观察到，即使当目的不一定是去符合别人的要求时，“人们仍然会——可以说肯定会——给自己压力，就如同受到外部事件的压力一样，而自我控制的结果与被外力控制的结果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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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提出了种种解释，但有两项研究依然发现，由于不能改变手段–目的论，不能改变以顺从为目标，不能去除压力这一令人不愉快的体验，自己奖赏自己并不能使我们对任务的兴趣保持高涨。当小孩子因为迷宫游戏做得不错可以自己奖赏自己金星的时候，他们对这个活动就失去了兴趣，这和那些从成年人手中得到奖励的孩子一样。解谜题的大学生们可以选择自己念一份反映了他们优秀表现的评价，该评价的语言带有控制性（例如：“不错，我在做我该做的事”），随后他们也对解谜题失去了兴趣，其程度与从实验者口中听到同样评价的学生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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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决定使用奖励，看起来很合理的一种方式就是让人们能够尽可能地对自己将要得到什么奖励以及为此需要做什么有所控制。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人们越是感到有权自行决定，就越会认为整个安排公平，所造成的损害也越少。但是，貌似友好的行为主义依然是行为主义，它所造成的许多结果也依然如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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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一的问题是我们对错误的行为进行了奖励。如果人们做了该做的事才给奖励，问题就会消失。”两位教育研究者（在没有任何数据支持的情况下）认为，“对表现的质量而不仅仅是数量进行奖励，可以将负面效果最小化”。很多管理咨询顾问下过同样的断言，急于摆脱斯金纳式的实践有损动机这一指责而为之辩护的行为主义学家也做出过同样的判断。的确，如果我答应你每画一张画就有奖励，你很可能画出很多张画来，但这些画都是仓促而就、寥寥几笔画成的。但我能不能把奖励和工作质量挂钩从而改变整个局面？确实，你的画也许会因此而有所改进，但是和没有外在动力的情况相比是否也有改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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