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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励计划的其他问题可以被归结为两难困境，两个可能的选择都不可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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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太大与太小。如果奖励不够大，可能无法产生多少效果。如果奖励太大，足以产生影响，但得到奖励的人变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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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短期与长期。如果奖励是建立在短期表现的基础上，员工也许会做出与公司的长期利益相悖的决定。[3]如果奖励是建立在长期表现的基础上，员工行为与强化手段之间的联系就会变得模糊（这是行为主义学家的噩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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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客观与主观。如果依据客观因素进行补偿，那么整个机制也许会显得太僵硬，对员工表现的某些方面反应不灵敏。如果补偿是基于主观因素，那就会取决于评估者的异想天开和个人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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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上述三个两难境地的解决办法远不明显。为了讨论的方便，让我们假设可以在每一对威胁到激励机制的两难选择中找出一条完美的路。但即使如此，我们还是发现自己面对着激励机制更严重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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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评估表现徒劳无功。绩效薪酬计划作为评定表现质量的机制，还是多少起到了些作用。遗憾的是，这样的评估远没有我们所想的那么准确。有很多种工作的表现是无法量化的，总之，大部分评级系统只在极端情况下才准确——即在评定特别优秀或极为差劲的表现时才准确。这就意味着补偿中的等级很可能与有意义的质量等级不一致。表现评级也许看似准确，但实际上在人们如何对待工作上，评级制度做出了很多细微的划分，而数字根本不能真实地反映人们不同的处世方式和长处。即使管理层使用更为大胆的定性评估，所得到的被评估者的信息也只不过恰恰反映着评估者的管理方式。我们可以借此了解到她是否严厉地批评别人，她期望员工的工作达到什么水平，她和部下相处得如何，并共同拥有什么价值观（甚至他们的背景是否相似）。而且，用麦克格雷戈的话说，“个体的表现在很大程度上是他所受的管理方式的体现”，所以在某种意义上，管理人员同时也在评估自己，只是表面上没有显示出来而已。对个人的评估也忽略了个人的表现在多大程度上是与同事交流思想和资源的结果，而这是反映一个更大的体系做出的间接贡献所必不可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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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即使评估在过去足以衡量人们的工作有多出色，但现在它的效果通常是破坏性的，因此也不应该再使用。它不仅忽略了大家在工作场所互相依赖这个事实，而且也使人们没有信心在将来互相合作。（“对我的评估是看我的表现，我干吗要帮助他？”）麦克格雷戈指出，无论何时，当人们得到的评价不如他们认为自己应得的那么积极肯定时，评估表现会引发出“功利计算、戒备和缺乏理解力，以及认为上司不公平或很武断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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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有传奇色彩的统计顾问爱德华兹·德明以他那特有的轻描淡写的天赋，把评估和奖励优秀成绩的机制称为“西方世界针对质量和生产力的最强大抑制物”。他补充说，这个机制“鼓励短期表现，消灭长远计划，滋长恐惧，摧毁团队合作，培养竞争对手，……使人们生出嫉妒怨恨”。在此我们还可以加上一句，要员工们对他们实际上无法控制的激励机制负责实在是不公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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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励的恶果 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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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报酬不是动力。”如果一个员工对实物奖励不太感兴趣，这不是什么严重的问题，可以用去夏威夷旅行代替立体声音响。但如果是大家公认的奖赏——金钱——也失去了魅力又怎么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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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往今来，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文化中都回响着这样的信条：赚钱不应该成为我们生活的动力。然而，钱（而非赚钱）不是我们生活的动力又是另一回事。甚至连德明那样高社会地位的人也断然宣称钱不是动力，我们不得不怀疑或至少感到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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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们所有人都希望得到报酬。钱可以买到我们需要和想要的东西。一个人得到的报酬越少，或者至少对自己工作的控制越少，他就越可能关注金钱的事情。在这点上，詹姆斯·鲍德文曾说过，钱就像性，当它们从我们的生活中消失的时候，我们才忧心忡忡。因此，人们可以轻易得出结论，人人都要谋生，但最在意钱的人是那些生活不顺利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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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是从这些事实推出的结论颇有问题。例如，我们大多数人并不见得把工作看成是为了得到外部奖励。在过去几十年中所做的一些研究已经发现，要求人们猜测什么对他们的同事最重要，或要求管理人员猜测什么对他们的下属最重要，他们都认为是钱。但如果直接问他们自己：“你最关心什么？”结果却大不相同。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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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和1986年接受抽样调查的工厂和企业员工中，当被问到在工作中最看重什么时，在十个备选项中，“优厚的工资”位列第五，在最近的调查中，“有意义的工作”位列第一。然而，上司们却以为工人们最看重的是钱，并基于这个错误的看法做出管理上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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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项对五万多个公用事业单位的求职者进行的持续三十年的调查中，报酬在十个影响工作的因素中排名第六，远远落在诸如“工作类型”这样的考虑之后。但被问及他们认为对别人来说什么最重要时，大多数人选报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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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几个大型的全国性调查发现，工作不愉快的原因是缺乏多样化的挑战，与同事或老板有矛盾冲突，压力太大。工资根本不是主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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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是只有少数几类员工才关心公司的内部问题，比如有机会学习新技术，能够充分施展才能，或者有决策权等等。与只有某些类型的员工才不适合外在激励的观点相反，研究已经表明，所有打工谋生者，不论其职业类型是什么以及受教育程度如何，“在评价工作时，都深受所从事工作能提供的内在驱动力的影响。……只有在那些内在动力相对缺乏的员工中，外在奖励才成为总体上判断工作满意与否的决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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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做的一份民意调查显示，甚至是被认为只受金钱驱使的销售员，“更多的奖金和补偿也是最少被用来解释”其跳槽到其他公司的原因。这里的要点是，如果经济学家们认为工作是“无意义”的，是为了能够买我们需要的东西而不得不做的事，只是达到目的的手段，那他们就错了。工作被看得如此不堪，实在是一种误解。人们工作不仅是为了活着，活着也是为了工作，包括耕种粮食、制造产品、解决问题，等等。即使在一个高度工业化的社会里，劳动分工非常细致，才能在大部分时间被闲置，大多数人也认为他们对工作很满意。而且，即使当人们突然摆脱了任何经济负担，无需再工作时，大部分人还是会继续工作。也许最令人吃惊的发现是，大部分纯粹的快乐来自于工作，只是自己没有意识到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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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我已经辨明金钱在工作中的作用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重要。如果我们把眼界放宽，看看金钱和生活本身的关系及其重要性时，结果更令人震惊。“大家都想要钱这样的观点只是针对痴迷财富者的宣传，是为了让他们对自己的痴迷能略感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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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然，那些无望付清所有账单的人常常发现自己满脑子想的都是钱的问题。但请注意，不管人们怎么看待他们的工作，得到多少报酬，很多人仍然在业余时间全身心地投入他们所追求的爱好：创作音乐、修理汽车、装饰房子、修整花园，当然还有照顾孩子，等等。这些事情通常并不容易而且十分耗时，但人们做这些的时候根本没有考虑酬金。因此，金钱并不是最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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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有些人比较富有，而他们的生活似乎主要就是为了积累财富。可能需要整整一本书的篇幅才能恰当地解释这种痴迷的本质和原因，但在这儿我们只总结几条可能的解释。人们也许会借口说他们习惯了，或者说富人们在成长过程中就一直认为一个人得有多少净资产才行，或是为了弥补早年的生活匮乏，这些理由都可以解释富人们为什么对财富魂牵梦绕。另一些人想起了以前的新教，也许富人们相信获取财富是证明自己是上帝选民的不二途径。或者人们追求金钱，是因为它象征着权力、地位，隐约给人一种存在的认可：我有故我在。（当你看见有人忍不住要把口袋里的零钱弄得叮当作响时，这最后一种解释就在脑海中油然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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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再要求加薪经常被视为反映了更深的欲望。无论什么样的谈话，有些人总能把话题扯到钱上，他们的生活就是赚钱，听到这样的人说话，你不禁猜测他们要这么多物质财富去满足什么需要。当工作失去更为重要的特性时，人们往往就倾向于关注工资的多少。比如，一个人一旦被剥夺了可以真正投入、感觉有意义的工作，失去了对自己所做之事的选择能力，没有社会支持，也没有机会学习或展示自己的才能，那么这个人很可能就只有把注意力放在他挣的钱上。他甚至还可能对工作并不仅仅意味着钱这样的想法嗤之以鼻。生活中也是如此，许多心理学家和社会批评家指出，如果感到生活没有意义，无法与人建立深层次的联系，大笔的银行存款就会被拿来作为真正满足的替代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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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这里讨论的是寻找替代品来得到满足，这种满足显然不同于那种赚再多的钱也不可能获得的“满足”。那种人总想比现在挣得更多或者卖得更多。无论是再添一双鞋、一件时髦的电器，还是拿更高的工资，都永远不会有够的时候。当被问及为何选择把钱当作生活的中心，这些人会很有戒备地回答：“喂，你得吃饭吧。”（这倒不假，问题是为什么这些欲望控制了他们的生活呢？他们的回答试图把欲望包装成需求，以此来为自己的行为辩护。）毫不奇怪，以经济上的成功作为人生主要目标的年轻人，很可能比其他人显示出“更多的沮丧和焦虑”，“更低的整体心理功能，更低的社会生产力和更多的行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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