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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年幼一些的孩子有时并不能确定或表达出他们的动机。5岁的孩子不可能说：“爸爸，我想我动手打查克里的原因是我需要排解一下郁闷的心绪，因为我总是听到你和妈妈互相大喊大叫。”他们更有可能做的是耸耸肩嘀咕道：“我没有。”（大一点的孩子也有可能做出这样的反应，但如果我们能创造出一种非惩罚性的、合作性的氛围，让孩子觉得能够安全地说出自己想说的一切，那就更有可能得到孩子更有意义的解释。）如果孩子们不愿意直言不讳，父母和老师必须要开始探究，寻找线索以确定可能的原因，并且要避免在找原因的过程中就做出推测性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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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应该是父母和孩子共同制订出一项计划：“你认为我们应该怎样解决这个问题？”“你觉得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做？”有些人喜欢用正式的合约来确定所达成的共识，但是否以书面形式记录下行动计划，并不如我们是如何得出这一计划来得重要。计划是共同制订的，还是只反映了大人的意愿；是在宽松的氛围中达成的，还是迫于压力制定的；是基于对道德价值观的理解做出的决定，还是为了避免惩罚而采取的一种权宜之计。了解一个合约是否有帮助的一个好办法就是直接问孩子。有时孩子出现不当行为后，合理的处理就是根据情况恢复、替换、修补、释疑或者道歉。“如果孩子没有感到惩罚的恐惧，他们会愿意主动响应并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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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安排一些后续的检查通常会十分有用，看看问题是否得到了解决，计划进展得如何，是否需要一些额外的或全新的方法，或者哪怕只是让孩子对自己能够解决问题而感到骄傲。这样的讨论还能让参与者反省整个过程，判断其是否公平、是否有建设性。尤其是在整个班级的学生一起解决问题时，这一方法特别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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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讨论以合作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就涉及到了孩子的选择权或者说自主权的问题。当大人不确定事情发生的原因或不知道该如何应对时，他们需要牢记的口号是“让孩子参与进来”。越是让孩子觉得自己是整个过程的一部分，越是征求并认真考虑他们的意见，需要大人解决的问题就越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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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将在本章的后半部分具体阐述自主权问题，它并不是我们对待孩子不当行为的一种技巧，而是培养和教育孩子的一个基本组成，它将帮助孩子形成积极的价值观和技能。现在我唯一想说的一点是：我们必须警惕那些提供控制性建议的人是如何曲解选择这一概念的。父母和老师有时被鼓励对孩子实施惩罚性的“后果”，会把这种惩罚说成是孩子自己选择的结果。例如，对一个在房间里闹腾着打网球的孩子说：“我看你是选择了整晚待在自己的房间里吧。”父母和老师们偏好这种方法一点也不奇怪，它看起来减轻了大人将要对孩子采取措施的责任。但这种归咎于孩子的做法根本不符合事实。当孩子被告知不能做什么事时，她可能本来想待在房间里玩玩具，[4]但肯定不是想被关在自己的房间里，让她关在房间里的是她的父亲。于是，这种颠倒事实的心理游戏所造成的侮辱又使惩罚增添了新的一重伤害，它传递出来的信息是：是孩子自己要求被惩罚的。这种把戏使用了“选择”这个词语来恫吓孩子，但却没有给孩子他们真正想要的：一个真正参与决定自己将要做什么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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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励的恶果 关爱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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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不负责的行为采取行动，甚至阻止其发生远远不够。我们想强调积极的方面，帮助孩子负责任地行动，并形成长期的符合社会道德准则的价值观。但怎么做呢？抛弃奖励和惩罚也许是达成这一目标的必要条件，但显然还不够。幸好有许多研究已开始关注这一宏伟的目标。当然，并不存在什么万无一失的指南，但的确存在一些通用的原则值得总结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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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心。如果孩子知道有人关心他，他也就更可能成长为一个关心他人的人。一个温暖的、有利于成长的环境是积极发展必不可少的条件（它对实现让孩子按我们的要求去做这样的小目标也很有用）。如果孩子们觉得安全，他们就能承担风险、提出问题、犯错误、学会信任、分享情感并不断成长。如果我们认真对待他们，他们也会尊重他人。[5]如果他们的情感需求得到满足，他们就有宝贵的能力去满足他人的需求。而如果这些美好的事物被剥夺，他们的一生可能都会耗费在治疗心理创伤上。他们的耳边大声回响着他们自身的需求，因此对他人的呼唤就听不见更不用说做出反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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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成为一个充满关爱的人，父母和老师首先就必须要是个人。我们中的许多人倾向于把自己装扮成一个永远强大、能够有效控制，拥有不容置疑的权威的父母和老师。这么做其实是在扮演一个角色，即使是按照剧本的要求去关爱他人，也完全不同于在孩子面前做一个有血有肉的真实的人。一个真实的人（而不是一个父母或老师的角色）有时会慌张、会分神、会疲倦、会脱口而出然后后悔不已、会询问孩子的看法、会有除了担当父母和老师角色之外的兴趣并且愿意就此展开讨论。而且，一个真实的人会避免那种使亲密关系变得疏远的做法，比如用第三人称来称呼自己（“孩子们，科恩先生今天会有一个特别的惊喜给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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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的是，关爱者应该关心他人，我想这个观点不会引起什么争议。然而，传统时代遗留下来的一个相反观点仍然会不时浮现在我们面前，例如，人们还能听到一种古老的说法，就是当婴儿啼哭时，你不能马上抱起他抚慰他，否则的话他的脾气只会越来越大。现代流行的行为科学理论与这一观点一致，它也认为父母的这种反应只会让婴儿啼哭得更厉害。（不过，凡是具有实际的育婴经验的人都强烈反对这个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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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仍然有些教育家认为，除非在圣诞节，老师不能随便放下架子向自己的学生微笑。（我希望提出这种建议的人都已离职，不能再继续伤害孩子了。）另外一些教师仍然坚持他们“来这里不是为了讨学生喜欢”，这往往也就成为了他们不能或不愿关爱学生的一个合理解释。现有的研究“已经清楚地表明了对学生友爱的老师在教学方面效率也很高……并且驳斥了学生可以从冷漠、古板、有距离感的老师那里可以学到更多的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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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范。早在孩子学会站立之前，或者甚至是他们摆出一副漠不关心的架势之后，孩子还是在通过观察大人是什么样的人来学习如何做人。几乎每个人都知道成人是通过榜样来教育孩子的。但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我们常常忘记我们的所有行为对孩子来说都是榜样。例如，我们可能在孩子面前做了一件事，想以此示范某种行为或态度，但让人不安的现实却是，孩子同时也在模仿我们十分钟以前的行为，而那时我们并没有好好考虑自己该怎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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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孩子们看见我们从身处困境的人面前快速走过，他们学到的是别人的痛苦与我们无关。如果孩子们听到我们以“我们vs．他们”的方式来谈论这个社会，他们学到的是无须用同样的方法对待来自不同背景的人。如果孩子们屈从于强权和控制，那时因为你就是这样对待比自己弱小的人的。但如果他们成长的环境中充满了爱、公平、尊重和同情，他们也会学到这些。事实上，研究表明，如果父母本身就是关爱他人、乐于助人的人，孩子也更有可能变成这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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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带着尊重倾听时，当我们试图帮助陌生人时，当我们承认自己的错误时，我们都是在示范。除了付出爱以外，几乎所有其他能为孩子做的事都比不上向他们忏悔和道歉更重要、更困难。向孩子道歉是在告诉孩子“如果我说了什么让你感到窘迫，或者伤害了你的感情（我也不是一个完人，所以也有可能做出这样的事），请告诉我”。这样的成人毫无疑问将会树立一个勇气和关爱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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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关爱孩子，我们以身示范了关爱的重要性（关爱不仅仅是简单地提供他们所需要的东西）。然而，这种关爱的冲动要以不妨碍孩子自己独立解决问题并从中发现自身的能力为界。另外一条同样重要却又往往被忽视的是：冲上去帮助孩子可能会阻止他们向朋友、兄弟姐妹以及同学求助。我们希望成为帮助他人的表率，但我们不希望教导孩子们相信大人能够应付一切因而不需要同辈的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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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展示并告知”并非只是小学生的活动。示范和解释是天生相伴的两个要素。离开了前者就等于忽视了研究结果所支持的一种常识性智慧：行动比语言更有力。离开了后者就等于剥夺了孩子思考和讨论他们所看到的事情的重要性的机会，从而也就不能充分地将之内化于孩子自身的行为方式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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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经阐述了解决问题要求我们和孩子进行对话，向他们提供解释和说明。但这并不只是解决问题时才有用的一个策略，要使孩子成为一个有自我道德约束的人，就有必要每天进行这一过程。研究者发现，那些父母在他们的孩提时代就倾向于和他们一起分析原因，而不是惩罚他们或者只是要求他们简单地服从的人，更有可能乐于助人，也更乐于参与社会公益活动和政治活动。在另一项研究中，采用引导方式来替代权威策略的中产阶级母亲发现“这种改变与孩子更高的道德水平之间有着明显的正相关性”。某一项研究甚至表明，解释能够降低孩子的侵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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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除了致力于同孩子交谈，我们选择解释什么以及怎么解释也非常重要。解释不应该仅仅局限于指出负面行为的后果，例如，我们不能仅仅告诉孩子为什么打人是不好的，还要鼓励他们考虑为什么助人是好的。而且，不要仅从自身利益的角度展开解释，还要让孩子注意到别人在获得帮助后的感受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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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我们还想要同孩子们讨论责任和同情意味着什么。这不是简单地向他们说教，让他们变得眼神呆滞，而是共同探讨一个人应该如何面对他人有困难的局面。比如，当我们在路上看到无家可归的人时，年长的孩子在欺负年幼的孩子时，或是遇见某个泪流满面的熟人时，我们该怎么办？如果大人们自己在这些时候都麻木不仁、无动于衷，那么他们讨论这些问题的可能性显然是微乎其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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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因于积极的动机。我们不仅需要关注我们说了什么、做了什么，还应该关注我们信仰什么——关于“人的本性”、关于孩子、关于某个特定的孩子以及为什么这个孩子在下午干了这样一件事。每一次都做最坏的假定，将会变成一种自我应验的预言。让我们来看看这样的观点：道德必须要强加给那些不愿意接受的孩子，社会化是为了抑制野性的冲动，自私和侵略比合作和关爱更接近人的本性。持有这样观点的父母很可能在对待孩子时很专制。同样，我们可以想象，那些持有这种观点的老师也会如此。控制性和惩罚性的方式又会反过来导致孩子做出我们预料中的反社会行为，而这又会进一步强化人们认为有必要采取惩罚的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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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如果相信孩子其实非常希望让大人们高兴，只不过他们不知道该如何做，相信孩子们一般都会对充满关爱的环境做出积极的反应，那么就会产生截然不同的局面。可以说，如何解释一个孩子的行为以及他为什么会那样做，有赖于我们做出什么样的前提假定。用最可能符合事实的积极动机来解释孩子的行为，就会促进另一个“良性循环”的产生。尽可能假设孩子已经被积极的价值观激励，而不是把他模棱两可的行为归因于一种让我们的生活变得痛苦的邪恶欲望，这样做将会更好地帮助孩子们形成良好的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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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关爱的机会。人们都是通过实践来学习，父母如果希望孩子们学会关爱，就要为孩子们提供一系列的机会让他们进行第一手的实践，比如关爱宠物，照顾弟弟妹妹，辅导其他的孩子，和同学们一起商量解决问题等等。下面这个故事可能是杜撰的，但不无道理。传说很多年前，中国孩子穿的马褂扣子在背后，这就要求他们必须相互协助才能穿戴整齐。这就是我们应该为孩子提供的机会，它可以平衡孩子因为相互无情竞争而产生的自负。独立性非常有用，但如果每个人都只对自己负责，关爱的态度和行为就会在这样的文化中逐渐枯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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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描述的成人和孩子之间的合作，也必须成为孩子们的一种常态行为，在学校里尤其如此。日常的学习和玩耍都应该鼓励独立和合作。例如，我们可以把小学里常见的描写或画出孩子自己某个方面的活动，改变成描写或者画出别人的经历或想法。同样，每个学生（无论年龄）都应该有一个长期的搭档，以确保在在其中一个缺席的情况下其值日工作仍能完成。如果我们真的希望把孩子培养成充满关爱的人，就必须改变那种要求他们打败别人以获得成功的环境，创造出一种让他们对彼此负责的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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