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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个体力量崛起的大趋势下,组织需要做好以下准备:管理员工期望,组织在员工的关系中建立基于心理契约的信任,员工的心理契约如果得到实现,就可以表现出更高的满意度,从而提升业绩表现;给员工组织支持感,在工业时代,组织更关注对个体的要求,而非个人对组织的要求,如果想要达成共生关系,组织要关注员工个人的需求,调整对员工关系的认知;组织还要保证信息透明与沟通,创业型企业的强凝聚力、士气离不开高频的沟通,团队人员越多,这种沟通的质量越低,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也更加严重,想要解决这个问题,要善于运用正式与非正式的沟通渠道,并减少沟通层级。(16)只有发挥个体价值才有可能形成具有创造力的组织,未来组织需要拥有平台性、开放性、协同性与幸福感属性,这样才能为个体的价值实现提供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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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的变革与转型离不开个体的贡献,组织在面对有价值的个体时,不是告诉他们如何思考,而是要营造思考的环境。组织的效率来自协同而非分工,不能给他们命令,而是开放和共享信息。这就需要组织能够顺势而变,打破原有分割,提升弹性和适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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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R的未来简史 消失的权威与权力的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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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有人类开始,便有了权力。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曾表示,人们过上优越而有价值生活的基本要素分别是权力、财富和友谊。权力是驱使别人去做他们本来不会做的事情的能力,人们对权力的攫取、争夺带动了社会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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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的表现形式无非威力、准则、游说、报偿四种形式。其中,威力是一种强制力,人们会服从威力的原因是服从的成本小于抵抗的成本。《云工作时代》一书中,作者将公司的权力理解为:公司支配及商业链条上相关方的能力,指挥他们按照自己的意愿行动,阻止他们做出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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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科层式架构中,想要立刻知道谁是决策制定者,只需要看下组织架构图,架构图上位置越靠上,决策权就越大。如果一个问题在某个层级无法得到解决,那么这个问题就会上移,一层一层直到顶端。在《互联网思维的企业》一书中,戴夫·格雷(Dave Gray)认为,科层式架构中经理、高层等控制节点拥有权力,这种权力是看门人式的权力,因为战略、目标与决策通过自上而下的推行使得他们占据了权力的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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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开放式组织的号角响彻全球时,组织的权力开始削弱。在网络化的组织中,连接变得丰富,从而绕过关键节点的机会增多,中介式权力逐渐消失,权力的土壤开始松动。(18)美国开放源代码的红帽公司(Red Hat)的首席执行官吉姆·怀特赫斯特(Jim Whitehurst)表示,要创造一个开放式组织,领导者首先要开放,放下自己的权力欲望和层级意识,学会激励和启发,才能创造组织中的混沌生态,才能让组织的创造力和活力迸发出来。吉姆·怀特赫斯特举例说,他当初在达美航空(Delta Air Lines)领导的是层级结构中忠诚于上级指挥的员工。然而,他到红帽公司后,安排同事处理一项任务,这位同事的反馈是:“我们觉得这个主意糟透了,所以就没去管它。”(19)出现两种截然不同的情况的原因是红帽公司是完全开放的组织形式,领导者的力量不再体现在指挥他人的能力上。领导者要有开放的胸怀,组织才能比竞争对手有更快的反应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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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业时代,权威代表着秩序和稳定性,而权威和权力源于少数人把控住了信息,A拥有信息,而B没有,所以A能够让B做一些事情。但是互联网技术让信息共享,B也能通过网络渠道获得这些信息。信息对称后,权力慢慢被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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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网民数量已经超过7亿人,互联网人口渗透率超过一半。移动互联市场已经进入平稳的发展阶段,对于组织而言,作为战术层的中层作用正在被腐蚀。中层通常肩负的是信息上传下达的责任,但是在一些情况下,基层的创新信息经中层上传时,通过层层批准才能推进,这会存在滞后的情况,因此,在速度制胜的原则下,组织结构将愈发扁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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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制造企业霍尼韦尔公司拥有13万名员工,从首席执行官到一线员工有十个层级,现在该公司已经开始着手去中介化,准备减少到六层,将管理的范围拉宽,资源往一线推进。世界著名管理咨询大师拉姆·查兰表示,管理经理的管理者未来都会消失,中基层80%的决策会被自动算法替代。此外,通过企业微信、钉钉等办公移动应用,一个人的管理半径可以很大,管理者的数量会大量减少。(20)谷歌在创业阶段甚至质疑管理者是否有存在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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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TNT中国区的大刀阔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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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4月,欧洲国际物流公司TNT在中国区进行了最大的组织架构调整。之前在TNT中国区,总裁到一线员工共有13级,TNT在33个城市有布局网点,部门分散,分公司大小不一,每个分公司有一个总经理,网点之上还有三个大区。在这种结构下,信息传递是个问题,沟通成本很高。调整后,TNT中国三个大区变为七个链条,总经理数量从30多位减少到10位左右。在架构调整过程中,TNT明确了每个职能的职责,总部负责战略功能,并建立了IT、人力资源、财务的共享中心。通过这样的调整,TNT的所有总经理聚焦于业务的发展,2016年企业营收同比增长25%。这种做法减少了管理层级,降低管理成本。节省下的资金向前线转移,80%的资源投入在一线员工身上,给他们提供培训或加薪,组织架构调整后,TNT人员流失率从19.2%降低到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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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中心化的现象在大自然中不难寻觅。蜂群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网络系统,蜂群的统治者是谁呢?并不是蜂后。蜂群每次搬家时,先派几只工蜂进行侦查,工蜂回到蜂群用约定的接头方式进行汇报,然后不断地有工蜂去该地侦查,当侦查的数量已经足够时,用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决定是否选择该址。自然界没有自上而下的管理架构,同样可以有秩序地运转。企鹅也是如此,企鹅团队中没有领导人,没有一只企鹅知道要往哪里去,但当它们作为群体时就知道前进的方向。蜂群、企鹅汇聚群体智慧的方式具有极强的反应速度和免疫力,不需要外界特定干预就能自发组成组织。这种系统刺激应到商业领域也是如此,在权威走向消亡终点时,公司要能依靠群体智慧的分布式管理顺利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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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全食超市(Whole Foods)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全食超市的货架陈列不是由高层管理人员决定的,而是门店在公司严格的产品标准下,门店自己决定采用何种产品;产品采购也是如此,全食超市的每个门店都有其独特的产品组合。全食超市的首席执行官约翰·麦基(John Mackey)相信,决策问题的决定应该由受该决策影响最大的人做出,如在全食超市的招聘环节,试用期员工必须获得2/3的赞成票才能通过试用期,获得全职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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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介式权力正在崩溃,但好消息是,网络中出现了新形式权力的身影,企业中思想领袖的角色开始变得重要。这种权力完全区别于传统控制型权力,有更加动态、平衡、包容等特点。想要在网络式组织中拥有权力,首先,要有超高的环境感知能力,这种能力能够及时对变化做出反应,从而进行协作与安排;其次,要拥有良好的影响力,全球顶级管理大师、国际著名培训公司VitalSmarts公司创始人约瑟夫·格雷尼(Joseph Grenny)认为,人类面对关键的挑战,包括家庭和商业组织所面临的挑战,其应对根源在于改变人的行为,而影响力是行为改变的针对性举措,互联网社会里企业之间的竞争速度加快,对于内部组织,团队合作的要求更高,因此,影响他人的能力变得十分重要;再次,网络催生对兼容性的要求,兼容的条件下可以让网络发展更加快速,也为新成员降低风险不确定性;最后,要能搭建一套稳健的平台,平台提供者与团组成员相互依赖,因此,平衡变得十分微妙。(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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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权力形式正在弱化,组织层级架构是否与以客户为中心的组织完全敌对?新旧交替并不是斩草除根式的辞旧迎新。一些公司在行政领导的组织架构存在的基础上找到了一种平衡,例如,红帽公司保留了既有的组织架构,但是它的决策流程并不跟组织架构图一致,而是采用“雅典政制”模式,每个成员都要参与思考、辩论和行动,这是一种成员积极参与的精英制度。在这种制度下,才能是选择的唯一标准,而非地位、偏见或特权;决策由最具有决策能力的人做出,而非职位头衔。(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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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如何决定谁是最具有决策能力的人仍是一个问题。全球翻译服务商TransPerfect的方法是创立一个负责任的基础,让员工有成功的动机,也让管理层有发现员工成绩的机会。让每位员工能够对自己的目标和在公司里的作用负责,让员工的声音可以被听到,让员工有足够的权力来自主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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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士顿咨询公司则采用了另一种平衡权力的方式。它将公司的成员分类为“温度计”和“调温计”两类。“温度计”是指那些能够指出公司冷热状况,看到公司问题的人,这部分人往往是一线员工;“调温计”则是能够设定温度的人,这部分人就是思想领袖。在“温度计”发现问题,提出改变之后,“调温计”要尽早地参与其中,才可以尽快地促成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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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社会中对团队组织与领导者之间关系诠释的典型模式是球队。进行足球比赛时,领导者是俱乐部主席、教练,还是队长?球在往前传时,前锋就是领导者,他决定怎么射门;球在禁区前时,守门员就是领导者;离开了比赛场地,教练又成了领导。无固定领导是网络团队的标配,企业组织也要学习这种模式,打破组织惯性,打破固化与僵化的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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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彦宏在第三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中表示,当今互联网已处于新阶段,移动互联网的时代已经结束了。李彦宏表示人工智能、物联网会成为新的机会。在新的时代,管理者如何定位自己才能创造新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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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者定位发生了转变,管理者的权力进一步转移到精英员工。在现在及未来,管理者的功能是要营造、搭建一种氛围和平台,让员工能够自己发挥主动性,实现组织的使命,并且满足个人的成长。在《变革的基因》一书中,杨国安和李晓红对管理者的定位和角色发生的三个变化进行了预判:第一,管理者的定位正在从“指令和管理”变为“教练和赋能”;第二,业务主管的定位从“职业经理人”变为“创业小老板”;第三,平台业务主管的定位从“管控和要求”变为“服务和支持”。(23)除此之外,陈春花还认为,领导者要成为“布道者”,将员工的行为与企业目标、组织系统和企业文化有效结合;要成为“设计者”,不仅要有战略洞察力、理解消费者与人性需求的能力,还要将这些内容转化为商业模式;此外,领导者还要成为“伙伴”,与员工建立一种信任、亲近、坦率的工作关系。(24)管理者和领导者不是这其中的某种角色,而是这些角色的集合体,这种集合体不是简单的角色相加,而是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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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卡多·塞姆勒(Ricardo Semler)是巴西塞氏企业的主席。这位首席执行官喜欢让自己成为企业中多余的人,于是取消了董事会所有的条条框框。该公司员工数量在5000人左右,但人力资本管理部门只有2个人,其中一个已经退休了。巴西塞氏企业在一个城镇有14个不同的办公室,员工会选择离家最近、离要见客户最近的地方上班。在转换管理者角色过程中,卡多·塞姆勒会以员工工资10%的价格把周三贩卖出售,这样一来,如果一个员工想要成为一个小提琴家,他周三就可以去上小提琴课。他用一种看似无序的方式将公司转变成一家自组织、自管理的公司。巴西塞氏企业的年收入已经从3500万美元增长到2.12亿美元,成为巴西最多元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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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联想成立30周年,柳传志为了让员工能够成为创新的执行者,表示员工应该做发动机而不是齿轮。对于柳传志的这封信,联想的一位“90后”员工回复了一篇文章“致联想柳爷爷,真心听不懂您说什么”,其中写道:“柳爷爷,真心听不懂您说什么,这些蒸汽机时代的东东,搁在21世纪还能用不?不管是您老一直在点赞的发动机,还是十分不屑的齿轮,要是离开那台蒸汽机老爷车,还能发挥光和热不?”(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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