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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简GDP史 [:1704426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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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简GDP史 国家到底有多强，从有形产品到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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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整个经济的首次系统性测量是由早期的一次战争促发的。1665年，英国科学家兼政府官员威廉·配第爵士对英格兰和威尔士的收支、人口、土地以及其他资产进行了测算，其目的是评估国家可用于战争的资源储备以及通过税收来资助战争的能力（这场战争是发生在1664—1667年的第二次英荷战争，至今已鲜为人知）。配第不仅要证明这个国家可以承担更高的税率，而且还要证明它能够同荷兰和法国这样强大的邻国较量。[1]为了确保胜利，英国不必去占领更多的土地，也不用扩大人口规模，因为其所拥有的土地、资本和劳动力还有巨大的潜力可挖掘。这种对经济的洞察意义非凡。同样意义重大的是，配第采用了复式簿记法来记录整个国家的经济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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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套早期的经济估算法由查尔斯·戴维南特（Charles Davenant）于1695年发明，他在《论支持战争的手段和方法》（An Essay Upon the Ways and Means of Supplying the War）一文中十分清晰地表达了国民经济核算的目的。statistics（统计）一词与state（国家）一词具有相同的词源，最初指的是搜集相关国家的各类数据，尤其是税收数据。当时，毗邻英国、版图面积更大的法国看上去似乎更强大，不过，它并没有国民收入方面的统计信息，这使得英国占据了巨大的优势，它能据此计算总产出及税收的增长幅度。直到1781年，法国国王才有了类似具有战略意义的重要经济和财政统计数据。当时，法国财政大臣雅克·内克尔（Jacques Necker）发表了著名的致国王的《财政报告书》，论述了当时法国的经济实力。这份报告使得国王能够增加新的贷款，当然，这最终还是没能帮助他阻止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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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当·斯密的国民收入观：生产性与非生产性劳动的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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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密认为，市场提供的诸多服务对国民经济而言是一种成本。家仆是雇主的成本，他没有创造任何价值。重要的是，用于战争的开支和政府债务的利息支出也是非生产性的，他们不会产生价值。国民财富等于其有形资产的总量减去国家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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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18世纪中，一批又一批统计学的先驱者涉足这一领域，尽管他们每个人所衡量的内容差别不大，但都在不断地完善着诞生于英国的这个概念的内涵。“国民收入”这个概念看似足够清晰，但在实际运作中，则意味着必须做出选择：它应该包含什么，不包含什么，两者的界限非常模糊不清。与我们当今所处的时代不同，当时并没有标准化，没有普遍认可的定义，因此其所测量的内容与现代GDP完全不是一回事。这些早期的国民经济核算都构建于同一个总体思路上，即国民收入包含可供当前消费的部分及留存下来再投资以增加国内资产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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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这个框架不断演变。[2]后来的作者总是对经济的不同方面有所侧重和强调。包括小说家兼“小册子作者”丹尼尔·笛福在内的一部分人认为，一个国家的繁荣，关键在于促进贸易，包括国际贸易及国内贸易。在别的时候，人们会在咖啡馆里和小册子上围绕债务问题展开争论。17世纪晚期至18世纪晚期，英国政府经常会公布本国的债务数据。再一次，为战争筹措资金成了统计国民总收入的最大的驱动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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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真正的智识创新出现了。1776年，《国富论》出版了，亚当·斯密在书中对“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进行了区分。一位匿名作者于1746年写道：“我所说的国民收入，指的是所有人从土地、贸易、艺术、制造、劳动及其他任何途径获得的一切总和，而年度开支指的是人们的全部支出或消费。”然而，30年后，在亚当·斯密的定义中，并不是“所有人”都计算在内的。只有那些从事有形商品生产，即从事农业和工业的人，才会被统计到国民收入中。斯密认为，市场提供的诸多服务对国民经济而言是一种成本。家仆是雇主的成本，他没有创造任何价值。重要的是，用于战争的支出和政府债务的利息支出也是非生产性的，它们不会产生价值。国民财富等于其有形资产总量减去国家债务。国民收入源自国民财富。根据本杰明·米特拉-卡恩（Benjamin Mitra-Kahn）的说法：“《国富论》催生了一种新的经济思想，在亚当·斯密的学生及其崇拜者的努力下，这种思想几乎马上就得到了全社会的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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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密在《国富论》一书中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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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劳动，施于劳动对象上，就能增加后者的价值；而另一种劳动，却无此效果。前一种劳动由于能生产价值，可称为生产性劳动；同理，后一种劳动则可称为非生产性劳动。制造业工人的劳动，通常会把维持自身生活所需的价值与提供雇主利润的价值，加在所加工的原材料的价值上。相反，家仆的劳动，却不能增加什么价值……雇用大量工人可以致富，而保留很多家仆就会致贫。[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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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19世纪晚期，亚当·斯密对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的区分始终支配着关于经济的争论以及对经济的计量活动。这种学说也得到了卡尔·马克思的认同，并且成为计划经济体制的计量基础。例如，苏联的经济统计通常比较注重物质产出，而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服务性活动的产出。与此相对照的是，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时，服务性活动的产出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GDP中占比达到了2/3。就经济统计而言，忽略服务性活动的产出，无疑是一个重大的疏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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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的国民收入观：服务也是一种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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