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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歇尔作为“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主要代表人物，抛弃了亚当·斯密划分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的学说。他坚定地指出：“财富既包括物质性财富，也包括精神的或非物质性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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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种以物质生产来思考国民经济的方法在19世纪依然被普遍采用，直至它被颠覆。当时，新一代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与诸如亚当·斯密这样的“古典主义”经济学家相对）抛弃了划分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的学说。阿尔弗雷德·马歇尔与亚当·斯密同属经济思想史上的泰斗，他坚定地指出：“财富既包括物质性财富，也包括精神的或非物质性财富。”服务将被界定在国民收入的范围中。马歇尔在1890年出版的《经济学原理》一书中提出了全新的论断。在随后的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根据他的论断进行的经济计量工作，被称作国民收入核算的“第一阶段”。[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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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简GDP史 政府角色转型，现代国民经济核算的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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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早期国民收入核算的历史和GDP的先驱样态稍加研究，就会发现“国民收入”这个概念既不准确，也不固定。如何解释它，既取决于当时的智识氛围，也取决于彼时政治及军事方面的需求，因此定义总是随着时间的变化而有所不同。部分经济学家据此得出结论，20世纪之前的经济计量并不那么严肃。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率先完成了世界自公元1000年到现在的GDP核算工作，这绝对是一项非常了不起的成就。他认为：“经济增长在19世纪以前要缓慢得多，因此重要性并不大，也不能引发人们的兴趣。”他还略带不屑地补充道：“尽管对国民收入的估算越来越多，但其质量或可比性几乎没什么长进。它们并不能对经济增长的严肃分析带来多大用处，而且在各自的覆盖范围和方法上也存在显著差异。”[5]早期对经济的计量活动在不同时期里总是缺乏稳定的原则，而且其自身的内涵与现代的定义也不相符。不过，对此进行相反的解释似乎也是可能的：自19世纪以来，人们开始重新考虑如何准确地计量经济活动，因为工业革命和曙光乍现的资本主义带来了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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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所使用的这些定义可以追溯到现代史上的两大地震式事件：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1939—1945年）。[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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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出版之后，很多研究者已经开始了新的尝试，为的就是改进统计数据的收集和国民收入的计量工作。就英国而言，在这方面做得最成功的莫过于科林·克拉克（Colin Clark）。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克拉克按季度而不是按年度计算了国民收入和支出，这在历史上尚属首次，而且他的计算在细致性和全面性方面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例如，他将生产和支出细分为不同的类别，而且还出版了详尽的政府财政报告。他还探讨了如何根据通胀情况调整数据，以及如何在不同人群中调节收入分配。1930年，克拉克被指派为新建立的英国国家经济咨询委员会（National Economic Advisory Council）提供统计数据。这是英国政府建立的首个官方经济咨询机构。大萧条的经历催生了对统计数据的需求。这些数据或许可以帮助政府找出破解之道，以终结这场史无前例的经济衰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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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烟波浩淼的大西洋另一侧，美国的西蒙·库兹涅茨有着相似的动机。富兰克林·罗斯福政府需要对美国经济进行一次从头到脚的“体检”，以便搞清楚衰退为何看起来如此遥遥无期。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The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受命提供国民收入的预测数据。后来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库兹涅茨接到了新任务，完善克拉克的研究方法并将之应用到美国经济中。库兹涅茨在数据收集和整合方面细心谨慎，特别留意不同统计数据的采集条件以及因此而可能出现的数据缺陷。[7]1934年1月，他向美国国会呈递了第一份报告，述及美国的国民收入在1929—1932年减少了一半。尽管当时美国正处于经济萧条中，但这份报告依然十分畅销。该报告每份售价20美分，第一版印刷的4500份很快就全部售罄。[8]罗斯福总统在公布新的复苏计划时援引了该报告中的数据，并在1938年向美国国会递交追加预算时使用了库兹涅茨更新后的内容（更新至1937年）。一项关于国民经济核算史的研究指出，针对整个经济进行的国民收入估算，对政府推出的政策所覆盖的范围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赫伯特·胡佛总统曾只有股票行情指数和货运车辆载荷等行业统计数据，由这些数据构建的经济全图显然是不完全的，但胡佛只能以此来应对当时的状况。就号召人们采取行动而言，这样的信息与那种揭示国民经济在仅仅几年内产出减半的权威数据相比，显然是缺乏说服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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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库兹涅茨却明确地认识到，自己的任务是研究衡量国民经济福利而不仅仅是经济产出的方法。他这样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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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估算国民收入总量时剔除某些成分是非常必要的，因为从一种更加开明的而不是急功近利的社会哲学角度来看，这些成分对增进国民福利而言无所裨益。此类估算应该从现有的国民收入总量中扣除所有军备开支、大部分的广告费支出以及大量金融及投机性活动所涉及的费用。另外，或许也是最为重要的，就是剔除为了克服困难而不得不做出的开支。确切地说，这些开支其实是人类经济文明中的隐性成本。在人类的都市文明中，通常有一些花费巨大的事物，比如地铁系统、豪宅等。根据它们的市场收益率，我们可以算出其净产出，并归入国民收入的估算中。然而，这绝不代表对组成国家的每个人而言它们都是净服务。根据他们的观点，这些都是为了生活而存在的该死的必需品。[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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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见解预示了当今人们对GDP的一些指责：毫无疑问，GDP不是用来衡量福利或者幸福的（本书第5章和第6章将再次论及此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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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兹涅茨vs美国商务部：政府开支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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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兹涅茨希望衡量社会总福利，而美国商务部的研究人员则希望制定一种计量方法，为政府推行政策服务。随着政府开支被当作一种产出，国民收入计量史发生了重大的转折，政府所扮演的角色从国民收入的消耗者转向了国民收入的创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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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揣着衡量国家总福利的目标，库兹涅茨实际上与他的时代有些格格不入。福利是和平时代才有的奢侈品。上述这段话却写于1937年，当时他将自己的首批核算成果呈递给了美国国会。没过多久，总统需要一种测量经济的方法，它能表明全部生产能力，却不显示用于军备的政府额外开支会减损国家产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定义国民收入的难点恰恰就在于，一旦定义形成，它们就将说明：哪怕基于战争需要的政府开支会扩大所有经济领域的产出，但是只要可用于消费的私人产出减少，经济就会萎缩。成立于1941年的美国价格管理及民用供应办公室（The Office of Price Administration andCivilian Supply）发现，它提出的关于在后续几年内增加政府开支的建议就是基于这个原因而被否决的。只要将国民收入的定义转变成GDP的概念，而不是与库兹涅茨最初的建议更相近的概念，这个难题就可以迎刃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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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兹涅茨同其他经济学家，特别是同美国商务部的米尔顿·吉尔伯特（Milton Gillbert）之间，曾就何谓正确方法的问题而唇枪舌剑。讨论虽是技术性的，但其基于的原则问题却影响深远：经济增长的意义何在？统计学家衡量经济增长的原因又何在？吉尔伯特和他的同事们都清楚，这其中的目的在于制定一种计量方法，为政府推行其财政政策服务。一位研究GDP的先驱人物曾非常平和地指出：如果人们认为，政府当局提供和组织的国防、司法、卫生等公共服务无非是全体消费者某种代理举措而已，它的收入和支出应被合并计入消费项目下，那么事情就会变得很方便。[10]美国官方的国民收入核算史对此进行了如下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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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民生产总值（GNP）概念出现之前，预计的国防开支有时被错误地从预计的国民收入中减除，剩余部分就被理解为产量中用于非战争目的的产品及服务……这种评估方法过于严苛，因为这会使国民收入小于已生产出的产品及服务的总体市场价值，而国防开支本就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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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将全部的政府采购计入国民产值，GNP统计将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确定为最终消费者，即为了使用目的而购买产品及服务。[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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