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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实际的情况却非常复杂，需要对细节极为关注。比如，在实际中，消费的度量到底意味着什么？有一篇说明文章这样写道：“商品流方法开始于生产商的最终货物或服务的销售总额（或出货数量）。然后，以这个估算值为基础，统计机构加上了（a）运输费用、（b）批发和零售贸易的利润、（c）销售税以及（d）进口。接下来，它扣除（e）库存变动、（f）出口、（g）对其他企业的销售（因为这些是中间产品）以及（h）政府采购。这种方法可以产生出消费者最终支付的稳定估算。”[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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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还有一些模糊的边界。例如，软件通常两年就该换代了，如果一家公司能将采购软件的费用归入“投资”的话，那么一位消费者掏钱购买一辆她将使用10年的车为何要被算作“消费”呢？商家的库存量的变化也会被计入其中，尽管这种变化更可能是因某些事件所引起的，而不是商家深思熟虑后做出的商业策略。支出通常还包括某些不是直接在市场上购买的服务的价值，这一般通过估算获得；那些由所有权人自己居住的住房就是典型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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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所有的经济产出相加（增加值法）是一种更加容易操作的方法，如表1-1所示，但是它同样需要在实际中对各种独立成分进行大量细心的计算。总额显然意味着累计经济中所有的产出，包括全部货物和劳务。然而，几乎每家企业都会在自己的生产中，使用其他企业的产品。因此，为了避免重复计算，必须扣除这些“中间”产品的花费，不计入最终销售中。最初，要把不同来源的数据拼凑在一起，这无疑是一个棘手的问题。但在20世纪50年代，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瓦西里·列昂季耶夫（Wassily Leontief）提出了创立投入—产出表的想法。它将追踪中间产品在经济中的销售和购买，以便计算生产的增加值。自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在公布国民账户中生产方面的数据时，经常会用到这种方法。（在苏联，其中央计划机构“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也采用了同样的方法，它于1959年公布了苏联首个投入—产出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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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西里·列昂季耶夫的投入—产出表：扣除中间产品的新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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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所有经济产出相加是计算GDP更简便的方法。然而，几乎每家企业都会在自己的生产中，使用其他企业的产品。因此，为了避免重复计算，必须扣除这些“中间”产品的花费，不计入最终销售中。但在20年代50年代，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瓦西里·列昂季耶夫提出了创立投入—产出表的想法。它将追踪中间产品在经济中的销售和购买，以便计算生产的增加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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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重要的实用方法是根据正常的季节性波动对统计数据进行调整。消费者在第四季度会比第三季度消费更多，然而知道这点并没有什么用，因为每年的假期都意味着消费增长。我们需要弄清楚的是，今年的增长到底是大到让人吃惊，还是小得不同寻常。于是，就有了用于“季节性调整”的统计技术，它可以平滑一年中正常的波峰和波谷。经济学家们所分析的以及媒体所公布的数据，都是这类经过季节性调整后的数据。统计局获得了原始数据后，根据“正常”的季节模式进行调整。季节模式中非正常的变动，例如一个异常炎热的夏天，或者某节日正好在周四——这样大家都有了一个长周末，这会严重干扰调整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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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有效市场的条件下，GDP包含的所有事项均是按照市场交易价格计算的。根据定义，政府的开销并不是一种市场行为，因此可以根据政府付给其雇员的工资来衡量雇员提供了多少服务产出，也可以根据私人购买相同服务需要支付多少，来对其进行价值估算。一种替代性的解决方法是按生产要素成本来估算GDP。这种方法会在市场成交价之上，扣除增值税或销售税，同时加上导致价格下降的政府补贴，从而得出一个支付价格。“要素成本调节”是两种GDP总量之间的差距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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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书前几页中已经提到，GDP计量的是“毛产值”，这一特色表明，支出总额并没有根据磨损或折旧支出而进行调节。这不但会影响部分家庭消费，对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也会造成更大的影响。企业的这些资产在使用一段时间之后通常需要修理、维护或者更换。从GDP中扣除折旧估算值，就得到国内生产净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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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经济核算中的“核算”意味着，根据定义，经济中所有支出总和必须与所有收入总和相等；它们是按类别进行划分的。收入来自就业、自主经营、股息和利息、营业利润以及海外收入等。在实际中，由于支出和收入的数据来源完全不同且分布广泛，因此它们永远也不会完全匹配。这种数据不匹配的问题有时非常严重。美英两国均会在官方统计中公布数据不符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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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目前为止，对GDP的度量始终是“名义”度量，也就是以美元或英镑为单位来标记总产值的数量。为给经济政策提供服务，需要对通货膨胀和“实际”增长进行区分。名义GDP的增长如果只能通过通货膨胀来实现，那就是经济政策异常糟糕的一个信号；而这就是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真实情况。当时许多国家的政府对油价大幅上涨手足无措，最终陷入了“滞胀”的泥淖中。在这种情况下，实际GDP增长缓慢或负增长而通货膨胀率却始终保持在高位。即使人民的生活水平下降，失业情况加剧，名义GDP依然可以保持继续增长。因此，要计算实际GDP，统计学家们必须收集价格数据，合成物价指数，即GDP平减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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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物价指数和计算通货膨胀率的方法多种多样。根据通货膨胀率进行调整是一项极为复杂的工作，也许是所有统计方法论问题中最具挑战性的一个，这一点儿也不令人感到奇怪。这种计算包含构成GDP的所有成分在基准年及下一个年度中的价格和数量，它常常根据基准年及下一个年度中每种商品在总收入中的不同比例进行加权。经济中所有货物和服务的价格都会根据它们在总销售额中的比例整合在一起。把“权重”赋予每种商品是为了反映出它在该年度经济活动中的重要性。选定某一年的此项数据为基线，并使它等于100。计算下一年度的价格指数时，将同样的权重给予当年和下一年之间每种价格的增量。得到的结果将会是102.5或104.3（如果数字小于100，那么价格水平就已经下降）。用下一年的名义GDP除以当年的价格指数，就可以得出以基准年的美元或英镑水平所衡量的实际G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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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希望上述内容听上去比较简单明了。但是很可惜，这一公式有几十种不同的计算方法，每一种都会得出不同的结果。[24]因此，尽管我们真的希望能够根据通货膨胀率进行调整，以衡量出真实的经济增长状况，但技术选择会导致迥然不同的“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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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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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能会觉得，这是一个容易回答的问题，因为在西方人心里，“非洲”和“贫穷”是两个紧密相连的概念。然而，它实际上比表面上看起来难回答多了，而且这还说明了，在构建GDP统计数据时，本书已经简要述及的那些可怕的专业技术为什么会如此重要。再问得明确些，加纳是否是一个穷国？援助组织以世界银行设定的人均GDP作为确定“低收入”或“中等收入”国家的门槛，而这又会决定一个国家能获得何种援助或低息贷款。直到2010年11月，加纳仍然被认定为“低收入”国家，也就是说，是一个穷国。但是，在2010年11月5日到6日间，它的GDP一夜之间增长了60%，这让它正式成为“中低收入”国家。现实情况没有发生变化，GDP统计数据却变了。这主要是因为该国统计机构更新了价格指数计算权重，结果使得实际GDP也相应地产生了变化。该国自1993年以来第一次出现这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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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日利亚、乌干达、坦桑尼亚、肯尼亚、马拉维和赞比亚等国家也做过同样的事情。尼日利亚是非洲最大的经济体之一，一项关于它的预测认为，如果将移动通信和诺莱坞（Nollywood）电影等蓬勃发展的产业计入在内，尼日利亚2014年的GDP就将一举增长40%。如果这样，该国的GDP规模就接近于南非了。[25]当这些国家在2014年年初的某个时候报告测算结果时，很可能它们的实际GDP数据是被低估了，低估程度与加纳类似。因此，非洲作为一个整体也许并不像我们一直认为的那样穷，尽管它肯定不像英国或美国那样富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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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结构随着时间的推移经常会发生相当显著的变化，如果坚持使用旧权重，就会形成误差。在很多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经济体中，GDP的计算并不考虑诸如全球化或发达国家的移动通信革命等现象。捐助者一直都在资助贫穷国家改进实际GDP的计算方法，其中的一项就是21世纪统计促进发展伙伴关系（PARIS21）。不过，该计划中改进的适应期延迟到了2020年，有的国家还超过了这一期限。[26]它们在基本统计数据的收集方面，往往存在着根本性的缺陷。国内存在什么企业？它们出售什么商品或服务？居民愿意把收入消费在哪些货物和服务上？为收集上述信息而开展的调查非常有限。事实上，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在经济学家们经常用来进行国际性比较研究的数据库中，75个国家里有24个根本没有价格调查的数据。[27]有些国家使用的计算权重自1968年以来就没有变过，只有10个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国家使用的权重是10年内更新的。[28]基于多年以前的权重测算出来的GDP，在更新权重后，其估算值都会有较大的向上修正空间。这将深刻地改变人们对此类经济体的特点、弱点或优势的看法。有一项估算显示，20年来，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比“官方”统计数据显示的要快3倍。[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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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这个原因，现在发达国家的国民经济核算，在大多数情况下使用一种“连锁加权”的物价指数来计算实际GDP。它意味着将单项价格合并成一个指数的权重是逐年稳步变化的。显然，如果不这样做的话，就像刚刚描述的那样，基准年设定的权重都将越来越偏离实际的经济模式。这种方法的主要好处在于，GDP的“实际”成分相加不再等于总额：C+I+G+（X-M）=GDP的等式，不再适用于连锁加权扣除通货膨胀因素后的数字。（这是因为有些价格及由此引起的权重大幅变化时，总会留下剩余，这个剩余数字常常是小的，但也未必总是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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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锁加权同时也展现出了整体经济的不同方面，其作用正如重新设置基线。例如，历史上的GDP统计，如安格斯·麦迪森为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开发的那些，尚未使用连锁权重进行重新计算。如果这样做，就会改变公认的国际发展模式。麦迪森指出：“要接受新的方法来衡量1950年之前的经济，就需要对美国历史进行一次重大的重新解读。”它将显示，1914年美国的生产力低于英国，1929年美国的经济增长和GDP水平远低于英国。[30]这显然与经济史学家们的共识相左，会产生严重的后果。因为这些人对经济增长动力的解释与经济政策制定紧密相关。如果人们对19世纪和20世纪经济的“真实”情况理解错误的话，现有经济政策的根基就不存在了。就像发展中国家的情况那样，改变物价指数的计算方法，就会呈现出一种不同的增长模式。如何才能最好地计算物价指数，这看上去是一个技术问题，但实际上有着深刻的内涵。简而言之，人们对技术的选择，甚至能够完全改变经济发展的整体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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