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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什么时候所购物品应该被算作中间产品，而什么时候又必须被算作与之相对的投资支出，这中间的界限并不总是清晰的。2008年之前，国民经济核算对企业研发支出的对待方式，就等同于其在购入原材料或雇用保洁工人方面的支出，也就是说，是作为一种中间产品，无法算作最终产品。这种情况已经开始改变，今后研发支出有望被视作投资。这种分类的变化已经在理论上被应用于软件支出中（自1993年以来），GDP数据因此上调了1%到4%，依国家不同而有所差异，但它在实际中却很难实施，因为很多企业并不将软件开支当作一种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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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中还有最后一个领域，它带来了巨大的统计困难，这就是金融服务业。本书第5章将返回此问题进行更加深入的探讨。金融危机已经提出了一些问题，对金融服务业统计数据的处理是否正确：金融服务业对经济所做的贡献是否正如我们在2008年前设想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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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也是首要的，是我们必须承认，GDP不是用来衡量福利水平的，认识到这一点非常重要。它众所周知地肯定了律师服务及其他“公害”的价值。同样，为重建被卡特里娜、桑迪飓风或洪灾毁坏的桥梁和房屋所做的工作，其价值也得到了肯定。GDP衡量产出，但它不衡量福利。在展开这段简短历史的同时，本书还将对此问题进行更多的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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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简GDP史 让我们继续讲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GDP的历史。战争带来了太多的毁灭性后果。直到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完全结束，这场浩劫给人类生命和财产造成了极为惨重的损失。战败国付出的代价尤其沉重，城市、工厂、桥梁、道路和家园都在战争的最后阶段化为废墟。德国、日本、西班牙和意大利在战争结束时，都是一副国家破败和经济崩溃的惨状。尽管英国和法国是战胜国，但情况也好不了多少，它们向美国借了巨额的债务。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战胜国决定让战败的德国向它们进行巨额的损失赔偿。这些赔偿金的支付是一项极为繁重的负担，导致德国在20世纪20到30年代陷入了政治和经济动荡，这给希特勒的上台创造了条件。这种情况在1919年6月，甚至在《凡尔赛条约》上的签字墨迹刚刚干透的时候，就已经可以预见了，因为这个条约确定了对德国的惩罚性财务条款。凯恩斯在使自己名噪一时的小册子《和平的经济后果》（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Peace）里，直言不讳地谴责了这个条约。“这个条约里，找不到任何有助于欧洲经济复原的条款。”他提出了这样的警告。[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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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目睹了德国及其同党连养活自己国民的能力都没有时，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利用马歇尔援助计划选择了一条更加文明的道路。为了不让历史在另一个20年里重蹈覆辙，一些国际性机构被建立起来，比如欧盟和欧洲经济合作组织（OEEC）。后者就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前身。这些组织在当时，就和后来一样，扮演着成员国经济智囊团的角色。这些机构最先从西欧经济体开始，后来日本以及更多国家纷纷加入，因为它们已经达到了“发达”经济体的标准。在管理马歇尔援助基金的同时，欧洲经济合作组织还承担了为成员国收集国民经济核算数据，并进行比较的任务。今天，一些国际机构会为世界上所有国家公布GDP的排名情况，其中最突出的是世界银行。这些数据应该能让我们回答诸如此类的问题：中国的经济规模已经超过美国了吗？加纳是不是一个穷国？然而，正如前文已经指出的那样，这些问题的答案可能并不像你认为的那样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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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实际GDP的增长是一国经济运行情况中最为重要的一个测量基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的那几年里，它的重要性尤为突出。在这一段时间内，马歇尔计划究竟起作用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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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不仅产生了作用，而且还带来了高增长、低通胀的30年。各国政府似乎都能巧妙地管理经济，很多国家还得以继续实施它们在战争动员的那几年里已经开始的规划。失业情况也不算糟糕。不管是英国的住房短缺，还是战争结束后需要持续多年的食品配给，尽管存在很多显而易见的问题，都无法动摇现代消费社会逐渐步入繁荣时代的大趋势。这个时期，在英语国家的经济体中有时被称为战后黄金时代。在法语里，它是les Trentes Glorieuses。就像对任何黄金时代一样，有些人在回望这段时期的时候总是带着喜欢和眷恋，而且还会好奇，为什么我们现在不能重回那个时期，那时GDP似乎听命于政府经济政策的制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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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简GDP史 凯恩斯的遗产，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经济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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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不快的灾难会产生一种后果，那就是它会直接促进GDP的增长，这似乎令人颇感意外。GDP并不衡量一个国家的资产或资产负债表，只统计收入、支出和生产的逐年变动状况。不管是自然灾害还是人为灾难，人们为了恢复和更替它们所造成的损害的活动都将促进GDP增长。这种模式恰好出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表2-1反映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相比在此之后的25年内，欧洲经济合作组织成员国的实际GDP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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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Amgis, addospm.TheWorld Economy：AMillennial Perspective（Paris：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CooperationandPevelopment.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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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更近的比较中，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按实际价值计算的年均增长率在2005年以前平均为2.5%，而这在最近的经济历史中被视为一个繁荣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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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荣枯循环的经济周期再次出现，GDP在20世纪50年代、60年代和70年代早期的增长率仍然持续超过了以往时期。在美国，1950—1973年GDP的年均增长率约为4%，而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它的年增长率不到3%。英国战后GDP的增长率为2.93%，而在1913年到1950年之间它的年增长率则刚刚超过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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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30年的繁荣，解释起来并不容易。1969年，费伦克·雅诺西（Ferenc Janossy）提出了一种假说，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经济刚刚恢复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趋势，当它赶上那个趋势后，增长将再度放缓。后来，这个结论果真应验了。[3]然而，绝大多数经济学家倾向于不那么具有宿命论色彩的解释，他们认为长时期增长的背后存在两方面的推动力。一方面是可用资源的增加（被称作“生产要素”），主要是劳动力和资本，而且对可用资源利用水平也提升了；另一方面是生产率的提高。这两大推动力都促进了黄金时代的经济增长。劳动者受教育水平的持续提升也非常重要。与此同时，一系列新技术不断涌现并得到了更广泛的应用。其中有一些是军事创新的成果，包括合成橡胶和塑料等材料，还包括航空旅行、电子计算机首次引入民用领域、无线电通信技术的进步以及很多其他创新成果。1963年，哈罗德·威尔逊即将成为英国首相，他激动地谈到了科学技术革命的“白热化”程度，新发明大量而急速地进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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