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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同样重要的，还有生活消费品可用性的稳定提高，消费性支出的有效循环，生活消费品产量的增长，就业的增加和收入的上升。拥有富裕的消费群体也是不可或缺的。他们能花费大笔收入用于消费，这能孕育出一个繁荣的消费品市场。亨利·福特早就对此明察秋毫，他自1915年起开始“为大众生产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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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消费主义现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活跃起来。大量产品稳步普及到了越来越多的家庭中，到了20世纪70年代，它们几乎无处不在：汽车、收音机、冰箱、洗衣机、电视机、照相机、剪草机、电话等，可以列出长长的一份名单。非耐用品也紧随其后：时尚、音乐、伊丽莎白·大卫、后来的茱莉亚儿童食谱以及朋友间的晚餐派对。青少年群体被构造出来了。现在绝大多数人都有上述所有这些东西，过了几十年后再度回首时，人们会惊异地发现消费主义是多么新近的事物。例如，直到1950年，只有75%的美国家庭拥有一台洗衣机，而欧洲直到1970年才达到这个水准；直到1960年，汽车在美国人口中的普及率才达到3/4；20世纪70年代，英国或法国只有一半的家庭拥有一部电话，同期美国家庭的电话拥有率是94%左右，而欧洲国家直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才达到这样的普及程度。随着一些更新的技术的出现，消费品的普及速度加快了：绝大多数西方人拥有移动电话只用了10年时间，而能随时随地上网的智能手机的普及速度则更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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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简GDP史 马歇尔援助计划，国家经济核算体系的标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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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7月，英国首相哈罗德·麦克米伦（Harold Macmillan）在他的竞选标语中说：“绝大部分国民都从未有过那么好的政府。”后来情势急转直下，这句话成了众矢之的。但他说的并没有错。英国民众当时的生活到达了历史上的最高水平，人们可以用上各种新的产品，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也处于低位。人们对战争仍然记忆犹新，因此，这一说法的正确性是不证自明的。然而，德国的情况是怎样的呢，还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长期被占领的法国又如何？甚至在20世纪50年代繁荣一时的英国，不也在战胜之后陷入了无序状态吗？因为战争使其背上了巨额的债务包袱，而且为了应对战争，英国被迫让整个经济围着军工生产转，而不是开展正常的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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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不同的比较引起了人们的关注。艾森豪威尔领导下的美国正享受着一个比欧洲国家更加蓬勃的消费繁荣时代，其标志性事件有，20世纪50年代出现了历史上首张信用卡——大莱卡，商业电视广告进入《广告狂人》时代的前奏已经响起。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让位于冷战，美国同苏联及其各自盟友之间的军备竞赛如火如荼。美国和整个西方世界面临的挑战不仅存在于意识形态领域，还存在于军队、坦克和核武器等军事能力方面。西方消费主义与苏联的工业和技术形成了对峙局面。[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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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实行中央计划经济，而不是市场经济。莫斯科的政府部门会设定经济中所有物品的生产总数，并为不同行业和个体工厂确定具体的生产任务量。借助于后见之明，我们得以看清，认为官僚机构可能对一个巨大的、复杂的经济体有足够详细的了解，并能集中对其进行成功的规划，这种看法是多么的荒唐可笑。在20世纪50年代早期，经济状况要比现在简单得多，因此这种荒唐性体现得并不明显。美国真正感受到苏联的威慑，是在苏联赢得太空竞赛第一阶段的胜利之后。1961年，苏联飞行员尤里·加加林成为人类历史上首个进入太空并绕地球飞行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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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个国家胜出，美国还是苏联？要对任何经济体进行比较，都需要一个标准的尺度。很明显，我们可以用GDP作为一个指标。1940年以前，许多国家计算国民收入时，所使用的定义和调节手段各不相同。战争刚刚结束，美国和英国率先使用新兴的GDP和国民经济核算框架来协调、促进了经济测量方法的标准化。它们是通过联合国进行这项工作的。1947年，联合国发布了一个技术报告，介绍了相关测量的方法，包含更多细节的附录由英国财政部的理查德·斯通撰写。欧洲经济合作组织紧随其后，于1951年和1952年发布了指南，特别针对马歇尔援助的分配方法。之后，联合国于1953年发布了第一个官方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缩写为SNA53）。冷战另一方的国家也纷纷仿效，于1969年公布了自己的国家会计标准：物质产品平衡表体系（MPS69）。正如本书第一章中提到的那样，这个标准有一个显著的不同，因为只有有形商品才能被计值，而服务则被排除在外，但在其他方面，它具有与GDP类似的核算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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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以来，越来越多的国家已经开始收集并产生了国民经济核算的统计数据，其复杂性和细致程度不断提升。正如弗里茨·博斯（Frits Bos）所说：“然而，各国公布的国民经济核算的统计数据在范围、细节、质量和频率方面仍然存在很多差异。”[5]在实际中，只有一部分统计员和经济学家关心细节问题。就国际性组织而言，主要是为富国提供数据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以及服务所有其他国家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都会尽可能确保统计数据的可比性。这些数据被很多经济学家用来比较不同国家经济的运行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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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简GDP史 布雷顿森林体系坍塌，购买力平价转换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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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就算是关于原始数据收集和建立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所有细节性问题都已经得到处理，还存在另一个重要的障碍。英镑和法郎如何与美元比较？显而易见的回答就是使用当时两国货币间通行的汇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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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买力平价转换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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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利用经济中所有的价格数据，来调整实际汇率，使其能更真实地反映生活水平。在国际比较表格中，这些转换系数被用于将每个国家的GDP转换成以购买力平价为基础、以美元为单位的可比较的数据。基于这种以表面价值测算的GDP所进行的比较，会使得世界贫困程度和收入分配状况看上去要比实际情况更加鼓舞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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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看似显而易见的回答有点太过简单了。直到1973年开始，很多种货币的汇率才由国际外汇市场的供求状况确定（有些国家至今仍然没有）。1973年以前，布雷顿森林体系在国际金融中处于主导地位，美元和英镑之间的汇率是固定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是4美元多兑1英镑，随后降至2.8美元兑1英镑，再后来是2.4美元兑1英镑。假设美国人可以用更低的价格购买某种商品，比如汽车，而英国人却还要支付高价来购买。在汇率可以调节的情况下，物价上涨更快的国家，其货币相对于低通货膨胀率的国家的货币而言，将会贬值或走弱。如果汇率无法调节，GDP从英镑换算为美元时，就会夸大高通货膨胀率的英国的购买力。最后，保持固定利率被证明压力太大，像英镑这样疲软的货币时常面临官方贬值的情况。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后，多种货币的汇率在外汇市场中具有了相称的位置。不过，这意味着它们会受制于突发性的剧烈波动。这种波动通常与经济基本面的变化没有联系，而与金融市场的变动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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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更棘手的问题，它关系到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任何一个国家的产出中只有部分是用来交易的。产出中的绝大部分，仅仅是以服务和产品的形式在本国出售。其中包括种类众多的消费，例如餐饮、理发、零售、供水、教育、殡葬、娱乐等。在贫穷的国家里，此类服务的价格按西方标准来衡量通常是非常低的，对此，每个通过旅行而亲身经历过这种对比的人都清楚。用外汇市场上的汇率（取决于两国之间的贸易状况）来换算GDP（其中当然包括所有非贸易物品）具有误导性，而且对于那些仅将国民产出中的一小部分用于贸易的低收入国家来说可能影响更大。我们需要一个转换系数，它能考虑到当顾及非贸易商品和服务时，购买力的实质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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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统计员和经济学家们于20世纪50和60年代开始为越来越多的国家构建GDP统计，这个问题不久就迎刃而解了。解决之道就是建立“购买力平价”（PPP）转换系数，它利用经济中所有的价格数据，来调整实际汇率，使其能更真实地反映生活水平。在国际比较表格中，这些数据被用于将每个国家的GDP转换成以购买力平价为基础、以美元为单位的可比较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