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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人们普遍认为，金融服务业对GDP的贡献率是负数或很小的正数。金融几乎就是一种“非生产性的”活动，因为利息流大体上被当作金融业的中间投入，因而从该行业对GDP的最终增加值贡献中扣除掉了。然而，在1968年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NA修订版中，金融业转变成了一种生产性的行业。到1993年后，其对GDP的贡献开始不断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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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夸大金融服务业对GDP贡献值会如此重要？答案就在于政治领袖们是围绕关键部门制定经济政策的。在金融危机期间，行业游说对监管改革的政治决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不仅是因为投资银行对政治党派进行了捐助，还因为政客们由衷地相信这个行业对增加就业和促进经济增长至关重要。[14]“我们的经济需要这个行业。”英国财政大臣阿拉斯泰尔·达林（Alastair Darling）在他的危机回忆录中这样写道，尽管恰恰相反的是，在危机高峰期这个行业险些让经济万劫不复。[15]前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艾伦·格林斯潘曾明确地将GDP所代表的繁荣增长与庞大而复杂的金融业相联系。他说道：“战后，金融的复杂性随着劳动分工、全球化和科技水平的提高而日益增长。这种复杂性的衡量方法之一，即金融和保险业在GDP中的份额，获得了巨大的提升。例如，在美国，金融业的占比从1947年的2.4%上升到了2008年的7.4%，在2009年经济严重萎缩的时候，还达到了更高的7.9%的比例。”[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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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统计方法的变化，金融对经济具有战略重要性的观点应运而生。最初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1953年）显示金融服务业对GDP的贡献值为负数或很小的正数。金融几乎就是一种“非生产性的”活动，因为利息流（现在由间接计算的银行中介服务产出来衡量）大体上被当作金融业的中间投入，因而从该行业对GDP的最终增加值贡献中扣除掉了。1947—1993年，美国金融中介机构的净利息收入（称为设算银行利息，IBSC）被算作对其他经济部门的投入。在1968年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NA修订版中，这种方法在全球范围内被正式确定下来，当时的金融中介机构的净利息收入被“视为完全的中间消费，而且更尖锐地说，是被当作自身没有任何产出的概念性行业专有的投入/支出。这是正确的：一个不提供任何产品或服务的虚构性行业被推定为‘银行’中介的‘买方’。金融中介机构的‘服务’仍然被认为是生产性的产出，因而它们未被追溯到国民经济的其他有形产业中去，而是消失在了一个虚拟产业部门的黑洞里，其负的增加值等同于（但符号相反）金融中介机构的净利息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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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和法国相继于1973年和1975年采用了这种方法。[17]由于这个变化，金融开始从一个概念性非生产行业转变为生产性行业。1993年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加快了对金融行业的重新展望。在一项对国际银行业的研究中，布雷特·克里斯托弗（Brett Christophers）写道：“未对银行的借贷业务进行同时评估，而是宣称两者结合构成了一种服务组合，其共同价值可以通过从后者创造的利息收入中扣减前者的利息支出来进行估算，1993年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将这两种功能分开并分别定义，相互独立地成为一种生产性的活动，其产出可以被衡量。”[18]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英国国家统计署在2008年的数据中首次全面采用了间接计算的银行中介服务产出法。[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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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种重要的概念性变化。它将金融描绘得跟任何一种经济活动一样，就像制造商将原材料加工转化成更有价值的产品，银行获得无风险收益并通过承担风险将其转化成更高的回报，向资金来源方（最终的储户或贷方）以及资金接收方或借款人提供服务。但是，在一代人或两代人里最大的一次金融危机正处于黑云压城的时候，记录金融服务业对GDP的贡献大幅增长，这其中的荒谬性可以显示这种统计方法是错误的。经济学家们建议采用一些方法，来调整间接计算的银行中介服务产出值，以便将银行的风险承担行为考虑进去。毫无疑问，其他的技术性建议还会继续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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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根本性的问题在于是否应该将金融计入到GDP中去，以及“生产性行为”究竟意味着什么。本章最后一部分将提出一些关于“生产率”的问题，还会触及更重要的问题，我们在经济中究竟以什么为重。金融危机让很多人质疑，只有被GDP衡量的货币价值才重要，这种方式是否具有正当性。金融业作为典型，似乎代表了社会对一些行业的发展过于看重了，而另一些行业却没有享受到这样的重视。危机也给一场旷日持久的争论注入了新的活力，即人们到底应该衡量GDP和有偿产出，还是应该寻找衡量福祉或社会福利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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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简GDP史 非正式经济，GDP无法涵盖的“角落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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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我们在第1章中谈到的，亚当·斯密认为所有的服务都是“非生产性的”，其中当然包括银行业。布雷特·克里斯托弗专门就金融在经济中的作用写了一本书，他写道：“真正的问题不在于对生产能力的具体测量手段，而在于这个社会痴迷于识别经济上的生产性，并将它从非生产性中区分出来。”[20]原则上，GDP并不需要区分生产性和非生产性，因为它衡量的是人们付费购买的一切，而他们的付费意愿可以被视作生产价值（尽管货币以外的价值衡量手段也肯定存在）的一项指标。然而，我们已经看到，在金融服务业以及以税收购买的公共服务的案例中，这种方法给实际操作带来了困难，因为统计人员或政客们想要在“经济”的定义中包含人们没有直接付费购买的活动。18世纪和19世纪的经济学家们毫不为难地把政府支出和银行业排除在他们关于国民收入的定义之外，但后来的经济共识却倾向于将它们计入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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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经济核算的奠基人之一理查德·斯通毫不讳言这些计入内容及计入方式有些过于随意了，他说道：“这种处理方式并不是一个原则问题，也就是商品价值以市场价格计算，政府服务以成本计算，不付费的家务劳动却被忽略。它完全是为了操作方便。因而，这是站得住脚的，但仅仅是基于实用性的考虑。”[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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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分生产性和非生产性活动的这条虚构的线被称为“生产的界限”。实际上，它们之间并非泾渭分明，因此在边界上的决策都是任意的，可能仅仅是一个方便性的问题。然而，这个边界也是自我应验的，因为被计入国民经济核算的GDP定义中，就会被视作是“生产性”。克里斯托弗解释说：“因为它们提供了经济产出的测量方法，尤其是它们让不同产业或部门对产出的相对贡献得以量化，‘这个部门代表了国民经济的一半，那个部门只有1/4，等等’，国民经济核算成为人们痴迷通过不断外化得以实现的完美工具。”[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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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来，关于生产界限的论辩林林总总，不一而足。其中一个涉及“非正式”“影子”“地下”经济（我将坚持使用非正式的提法）的作用。通过定义可知，在税收之网及法律之外的经济活动没有可靠的官方统计数据。家庭之内未付费的工作逐渐成为这种经济的一部分，并被统计人员称为“家庭生产”。有一个著名的悖论就与之相关。一个鳏夫娶了他之前的家政妇之后，会导致GDP减少，因为他从此不再支付她工资。另一项辩论涉及对福利没有积极性贡献的活动（与其说银行业，不如说法律服务、武器销售、污染性行业等）是否应该从GDP产出计量中剔除出去。这类调整的倡导者也热衷于通过调查来直接衡量人们的福祉和幸福。与之相关的论据就是西方富裕国家不再需要更多的经济增长。而这种“不增长”的主张同人们对环境的担忧有关，两者分别出现在最近几年和一代人以前。[23]让我们来一个个地讨论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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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简GDP史 指标仪表板，超越GDP的新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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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意大利宣布其GDP水平在一夜之间大幅上升，其原因是该国官方统计人员决定将非官方经济估算计入GDP统计数据中。这一下子就将该国的经济规模扩大了1/5，让意大利一举超过英国成为世界第五大经济体，仅次于第四名的法国。这被称为il sorpasso，即超速。当时《纽约时报》报道称：“在经济学家们重新校准了统计数据，第一次将该国大得吓人的、由逃税者和非法工作者构成的地下经济计入其中后，意大利举国上下欢欣鼓舞。”[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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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非正式经济的关注和命名源自人类学家凯斯·哈特（Keith Hart）的作品，该作品以20世纪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早期他在加纳的实地调查为根据。后来，大规模的非正式经济活动得到了广泛认可。它意味着从事商业活动却不缴纳税款，未获得许可，不遵守健康安全法或劳动法等所有的政府法律法规。这种经济活动利弊并存。非正式经济是高度企业性质的，创造了很多就业机会。在一些国家里，非正式经济的存在有两类原因，要么是因为政府的管制过于繁重，比如发展中国家制成品进口关税高，或者发达国家的货架或水槽放置规则太过烦琐；要么是因为贫穷逼得人们不择手段地挣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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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不入账的经济活动到处都存在，其规模可以通过多种手段进行估算，比如，采用耗电量或现金运用等指标。这些估算中既包括绝对的犯罪活动，比如集团犯罪，也包括违法的或者未经报道的，但大体上是良性的经济活动。在发展中国家，逃避纳税和政府监管的经济活动在GDP中占有较高比例。“非正式”经济在贫穷国家规模巨大，因为很多人都是不受雇于他人的企业家、农民或散工。在发达国家里，这种经济在GDP中的占比各有差异，从美国的7%左右，到瑞士的8%，再到意大利的20%和希腊的25%不等（均为2012年估算数据），其平均占比为15%。在所谓的“转轨”经济体中，影子经济占GDP的比例一般为21%～30%，在更加贫困的发展中国家为35%～44%。全球范围内的非正式经济规模一直处于增长趋势。弗里德里希·施奈德（Friedrich Schneider）写道：“对一些国家的数据研究发现，纳税负担加重，社会保障支出增多，再加上官方对劳动力市场限制越来越多，这些都构成了影子经济规模增长的主要推手。”[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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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做出根据非官方经济进行GDP调整的决定之后，出现了少量的争议，但很快就偃旗息鼓了。现在一些国家也如法炮制，进行了相似的调整。这些主要基于现金进行的兼职兼差、逃避税务及法规，同时又创造就业和增加产出的非正式经济，尽管很难衡量，但也被置于生产的界限之内。它也涉及市场经济中的货币性交易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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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其他的非正式经济活动没有被计入在内，主要是因为没有金钱转手。经济学家们称之为“自给性生产”或“家庭生产”。其含义为一切生产活动发生在家庭之内并以自用为目的，如烹饪、清洁、育儿、蔬菜种植、缝纫、木工活等。所有这些都可以从家庭之外购买或外包，但很多却没有购买或外包。不付费的家务劳动未被计为“经济”的组成部分，而付费的家务劳动却被计入，其主要原因是测量困难。当然，困难其实不是一个恰当的词。这种不付费的家务可以通过调查来测量，就如很多其他的经济统计那样。不过，官方统计机构从来没有为此费过功夫，也许是因为这种家务一般都是由女性承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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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国家会不时地开展“时间使用调查”，以计算家庭生产的工作量，并依据劳务市场上同类工作的工资率来评估这种家庭生产的经济贡献。美国现在持续开展时间使用调查，而澳大利亚和加拿大开展得颇为频繁，其他一些国家也是如此。不过，很多国家并不开展这项调查，英国最近的一次大规模调查还是在2000—2001年进行的。[26]一些长期的趋势也出现了，例如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妇女从事有偿工作运动，以及很多富裕国家休闲时间的延长。经济周期也经历了一些变化，衰退时期人们紧缩了保洁等有偿服务以及外出就餐等方面的开支。（贫穷国家却不是这番景象，因为自给农业在许多情况下都很普遍，因此无报酬的非正式经济始终都是重要的。）然而，就算在经济繁荣时期，这种非正式、无报酬工作的规模也很可观：在人们全部的工作时间中占比超过一半。如果用支付给相似工作的现金报酬来计算它的价值，结果将等同于按惯例计算的2001年英国GDP的1.85倍。[27]尽管数据因国而异，而且通常被武断地排除在官方GDP统计数据之外，但这种经济活动在全世界都是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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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应该将烹饪、育儿等家庭经济活动纳入统计这个问题，让我们注意到了另一个问题，即我们希望在何种程度上衡量经济学专业术语中的福祉，或“社会福利”，而不是简单的产出。花费在“家庭生产”上的时间在过去几年里有所增加，而有偿工作时间却减少了。然而，尽管育儿和烹饪毫无疑问也是工作，但它们还能带来乐趣，有些人认为在那上面多花的时间实际上是闲暇而不是工作，因此不能算作真正的经济活动。我认为这是在转移话题，因为也有很多人享受他们的有偿工作，或其中的一部分。难道就因为它给人带来乐趣就应该从GDP中扣除吗？显然不是。有趣的是，这个定义性的问题突然出现在了活生生的政治中。例如，英国律师劳拉·佩林斯（Laura Perrins）辞掉了工作在家照顾孩子，她被叫去参加一档广播节目，批判副首相尼克·克莱格（Nick Clegg），因为联合政府出台了一项税收抵免政策，旨在帮助在家庭以外工作的母亲支付育儿费用。“我不明白联合政府为什么要歧视像我这样在家照顾自己孩子的母亲……我觉得这项规定就是为了抬高GDP数据，因为如果我去照管别人家的孩子，我的劳动将被计入GDP统计数据中，我认为财政部关心的只是这个。”[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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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有一个现实问题存在。我们是否应该找到一种方法来衡量乐趣、幸福、福祉，而不是GDP？这个问题目前被争论得热火朝天。金融危机带来的后果之一，是让市场的优点和一般意义上的经济学遭到了广泛质疑。很多经济学家不承认自己的工作也是批判的靶子之一，但令他们懊恼不已的是，经济学被批判成一种智识氛围的罪魁祸首。这种知识氛围鼓吹市场的重要性，结果使对金融过度依赖成为可能，而且更严重的是，还把追逐短期利润扶植成了大多数生活领域的裁决者。按照迈克尔·桑德尔（Michael Sandel）的说法，我们必须“质疑那种假定，它灌输很多以市场为导向的思维。它假定所有的商品都是可以同单位度量的，都是可以毫无损耗地换算成一种单一的计量标准或价值单位”。[29]因此，一场增进“幸福”而不是促进经济增长的运动方兴未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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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GDP运动根源于一篇著名的文章，作者是经济学家理查德·伊斯特林（Richard Easterlin）。他记录了一个明显的悖论。在合适的时候只看单一证据，富国人民要比穷国人民更快乐（我们讨论的是平均水平），但如果看看一个国家不同时期的情况，会发现人均GDP水平的提高并不能转化成幸福的增加。一些经济学家注意到，产生这个悖论的原因是统计的本质：GDP是一个人为的数据，它可以无限度地增长，而幸福（人们通过调查或日记反映出来）的程度却有上限。两者之间的关系好比GDP和身高、寿命的关系：紧密关联，但不是长时间成比例关系。[30]当人们记起经济衰退时，只要GDP下降一点点，就会导致他们不快乐，就更容易理解GDP增长并不增进幸福这种提法的荒谬之处。而且，生产率随着时间不断提高，GDP就会增长以抑制失业率的上升，而高企的失业率也是人们不快乐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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