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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简GDP史 可持续性该如何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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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GDP有关的第三个新问题就是，它考虑产品和服务产出随时间增长，但没有充分说明现在的增长是否以透支未来的增长为代价。显然，这个问题在棘手性上丝毫不比前两个逊色。GDP统计并不扣除实物资产的贬值（“资本消耗”），但这是一种精密的指标，可以显示如果一直像现在这样以减少未来消费的方式进行消费，我们距离资本耗尽还有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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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统计忽略了一个方面，就是资本的实物存量（如机器、运输设备、建筑物等）必须要以大于实际所需的程度实现增长，这仅是为了补偿现有存量的贬值。如果要维持现有的人均消费水平，就必须进行额外的投资，以便同人口增长保持同步。归根结底，这才是重要的事情，而不是GDP的总规模。在经济学的专门术语中，这被称为“资本扩大”。此外，如果要考虑创新和技术进步的因素，那么纳入“必需的”额外投资指标以实施创新是否就必不可少呢？威廉·诺德豪斯和詹姆斯·托宾认为：“当发展就是简单的人口和劳动力增加的时候，资本扩大的原则是足够清楚的。在具有技术进步的经济中，它的适用性就不清楚了。的确，国民收入的概念现在变得模糊不清。资本扩大的需求是否应该被解释成资本须同产品和技术保持同步，而不仅仅只是劳动力？”[17]在高度创新驱动的经济中，这个问题越来越具有紧迫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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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上最新的国民经济核算标准SNA2008试图解决一部分这样的问题。美国是第一个实施该标准提出的改进建议的国家，包括将研发支出计算为投资而不是企业成本，以及估算好莱坞电影和音乐等“艺术原创作品”的投资价值。遵循这种思路的统计方法在2007年实施时就使得美国的GDP一次性提高了2%，而在2013年中期公布的GDP的数据提高幅度则更大，达到了3.4%。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NA2008的使用手册解释说：“很多这样的资产与以某种方式建立的知识产权有关，它们常常被视为‘新经济’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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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些有关资产投资处理的问题仅仅是可持续性的一个方面，关于可持续性还有其他的认识维度。可持续性这个词常常指的是GDP年复一年的增长对自然资源的消耗，或以其他方式对环境的破坏究竟达到了何种程度。现有的国民经济核算所需要作出的最重要的改进就是，如何实现新资产投资和现有资产消耗及贬值之间的平衡。实现不了这样的平衡，那么我们虽然可以知道目前的经济增长速度，但是无从得知这样的发展未来能否持续下去。韦茨曼—奥尔顿法的优点在于仅对现有的统计适当做一些简单的改变。更加全面，但也更野心勃勃和困难重重的方法，是开发一种“综合财富”衡量法，以涵盖全部的国家资产及其逐年变化的情况，这无疑将更加重视真正的可持续性指标所必需的环境措施。[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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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官方统计人员已经给予了环境措施越来越多的关注，从二氧化碳排放、水质到矿产资源的开采。2012年，联合国统计委员会采用了一种新的国际统计标准——环境经济核算体系SEEA，它具有和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NA同等的地位。多年来，一些国家一直在公布环境的“卫星账户”，尽管很难确定它们会对环境政策的决策产生什么直接的影响。只要政治竞赛的焦点还在经济发展上，那么一组被称为“卫星账户”的统计数据就不可能具有什么影响力。而笔者认为他们一直都会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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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很多的国家统计部门在非常费心地收集环境统计资料，供感兴趣和关心环境问题的人查阅，但大多数人对这类数据库没有足够的兴趣，使用起来也缺乏专业性。如果制定政策时，当权者会考虑经济发展的环境影响，以及目前的发展在多大程度上是以牺牲未来的发展为代价的，那么自然折旧也需要同机器和道路折旧一样被计入G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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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性意味着将来的人们应该获得必需品，而且应该能保证他们的生活水平起码不低于我们。为了能够评估目前的GDP的增长是否可持续，就要考虑不同类型的资产。其中很明显的一类是包括基础设施在内的实物资产测量。这是常规GDP定义中“投资”的含义，它从属于资本扩大的问题。另一类是自然资产，其中既包括石油储量等明显有价值的资源，也包括价值不显见的清洁空气和稳定的气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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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种资产类型是经济学家们所称的“人力资本”，而发展经济学家可能会称之为“能力”。换句话说就是，一个人为利用他有权处理的其他资产而做了怎样的准备？他们的受教育程度如何，实际技能水平如何，或者他们的创造和创新能力如何？另一种可能是有所关联的资产类型，就是“社会资本”。这是一种不容易定义的概念，它要体现的是人们在多大程度上能够通过政治和其他机构来组织群体性的行动，以达到发展经济的目的。这与其他一些概念有所重叠，比如文化。虽然，它很难定义，也不容易测量，但它对经济发展有明显的影响。在众多例子中举一例，继承了英国法律框架的前殖民地国家，相比那些继承了法国法律框架的殖民地国家，有更快的发展速度，更高的人均收入。法律传统也是社会资本的贡献因素之一。常规统计都未涵盖在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上的投资，尽管在有些“投入”上的支出，比如教育支出是被统计在内的。有些概念起初很难准确理解，但它们很重要，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一个国家不应该吝惜为了增进人的能力和社会资本而牺牲该年的一部分GDP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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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国家政府，尽管并不充分，会计算代际账户，并根据人口的年龄结构，从这些账户中得知支出政策的未来成本，以及税收收入是否充裕。世界银行已经开始了“综合财富”的测量工作，这种财富中包括自然资产、“人力资本”（人们的技能和能力水平），也包括物质性基础设施。我们已经在第5章中提到过一种替代性的方法，即马丁·韦茨曼的国民生产净值，它来自于标准的GDP及相关统计数据，衡量的是该国最高可持续消费水平。[19]它不包括对环境存量的投资和消耗。例如，英国国民经济核算包括作为总投资一部分的矿物油勘探，石油和天然气存量的萃取消耗未被计入折旧贬值中，因此国内生产净值数据有夸大的成分。但国民生产净值是可以进行修正的，以便针对上述问题进行调整。[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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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简GDP史 结论——我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国家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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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经济的公众讨论总是无一例外地指向GDP，因此人们对这个术语已经熟悉到不会再去深入思考一下。构建这些统计数据所涉及的种种复杂性和挑战都被掩盖起来了，它是我们用来表现经济运行状况的速记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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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原因本书已经陈述。它是人类福祉的重要贡献力量，尽管它肯定不是唯一的。由于这个原因，它也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没有经济发展，就没有足够的工作来将失业率控制在可以容忍的水平。经济的蛋糕如果不做大，收入的重新分配是不可能的。[21]一旦发展停滞，民主将更加脆弱。直到目前，还没有出现可以替代GDP的经济发展测量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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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它也不是美玉无瑕。本书的后面几章已经阐述了GDP的一些弊端，也列举了一些补充性的或替代性的方法。这其中包括，将人类发展指数视为一种更宽泛的指标，采取指标“仪表板”法，建立定期的时间使用调查，以便计算家庭生产和非正式经济，还有至少将石油和天然气储备等一些自然资产折旧计入进来等各种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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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有此类问题，GDP在计量“经济”产出的增长有多快（或不快）方面，的确是成效非凡，而且GDP的增长与社会福利状况休戚相关。虽说在测量创新、质量和无形资产方面，GDP有些力不从心，但它依然优于任何一个现有的替代性方法。有些替代性方法衡量的是福利而不是产出，但这两种不同的概念不能被混为一谈。有些经济学家担心，国家统计部门的预算削减将会导致更难获得高质量的国民核算统计数据。他们对资源转换成更加时髦的“幸福”等指标而感到遗憾，也肯定会反对削弱收集GDP及其相关统计数据的进一步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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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笼统地问市民他们的幸福程度，其他方面的改革更加紧迫。联合国颁布的GDP标准定义应该抛弃间接计算的银行中介服务产出这个具有误导性的概念，重新回归最简单的金融行业测量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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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统计部门应该进行定期的时间使用调查，以便掌握非正式经济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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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新的“幸福”测量手段，或者可持续经济福利指标ISEW或真实发展指标GPI（尽管“幸福”或“福祉”的测量途径也许会适时变得比现在更加复杂，而且对政策更加有用）等新的指标，都是没有必要的。有效的福利指标已经存在，而且所有的构成成分都纳入了GDP替代方法中。人类发展指数就是一个被充分理解的测量方法。可持续经济福利指标的各种变体是有缺陷的，因为给予各种成分的权重具有任意性，缺乏一致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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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们迫切需要一个标准的、官方的可持续性指标。目前，政府无从得知政策所促进的增长是否以牺牲未来的发展和生活水平为代价。个体和整个国家之间的比较从来都是不准确的（而且确实还具有误导性），但正如一家企业需要一张资产负债表以及损益账户，一个国家也需要密切注视它的资产。国家有权以某种方式影响其资产的数量和价值，而这种方式企业或家庭却不能用。但这也是有限的，政府需要保证未来时代的人们能够享受的生活水准起码不低于我们目前的水平，因此他们必须谨防自然资源的过度损耗或二氧化碳的过度排放，还要确保未来的纳税人不会面临高昂的养老和医疗负担。[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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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数据的采集需要现代化。国民经济核算和其他官方经济数据来源广泛，这在本书第1章已经论及，但个人及企业调查是构成这些数据源的骨干。这些常规的调查方法，包括给某些企业发放表格或派遣研究人员去不同销售点收集价格信息等，在经济结构发生变化的时候，就跟不上时代了。一个显见的例子是超级卖场或网上购物的普及改变了价格信息的采集方式，因为这两种渠道的购物价格很可能比其他地方低廉。新经济部门的出现，比如新兴数字化公司或移动通信的兴起，意味着统计数据的采集会滞后于它们的就业和投资水平。诸如此类的问题还有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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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是时候采用新技术进行数据采集了。这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尤为重要，因为移动电话目前在那里已经很普及了，这给经济测量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正如谨慎使用的“用户生成的内容”已经在灾难救济、社会企业和新闻媒体中成为一种重要的资源，用户采集的统计数据未来也可能被证明是一种更加及时、准确的数据来源。然而，这方面的尝试还非常少，仅限于几项健康数据的收集活动。发达国家的国家统计人员没有什么动力去尝试原始数据的网上或移动收集。在最坏的情况下，他们可以降低成本，而且可能会获得一幅更具活力、更准确的经济活动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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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尽管上述改革很有意思，也很重要，但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不容忽视。GDP有没有因为经济特性的改变而达到它的极限？国民经济核算涉及的定义变得太过复杂和令人费解，而且占用了太多的统计预算——当然，这不包括诸如曾经编造数据的希腊，或者没有收集必要的原始数据的非洲国家等。很多国家几十年来建成的GDP数据库，经济学家们经常在理论构建和政策制定时参考引用，让人们觉得GDP是一个自然物体，对它的测量会越来越精确。但这种精确是虚假的，被测量的“物体”仅仅是一个概念而已，它并不具有独立的存在性，等着被人发现和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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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商务部称GDP为20世纪最伟大的发明之一，这千真万确，在地平线上它无可替代。但与其继续把定义和改良弄得更加复杂，倒不如统计人员和经济学家更深入地思考一下，“经济”在21世纪究竟意味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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