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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竹林，美国密歇根大学市政管理学硕士、政治学博士，主要从事现代各国政治制度以及行政学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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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只是从一份简略的档案资料上获取的信息。不过，由此我们已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如果进行仔细的收集、发掘和整理，一定可以再现出一个中山大学政治学、行政学的学科传统，那将是一个浸透了前辈学子心血的历史传统。可惜，这一传统因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而随风飘散。直到20世纪80年代，在老一辈著名政治学与行政学家夏书章教授的直接指导下，在王乐夫教授的领导与努力之下，中山大学政治学、行政学学科才得以获得恢复、重建，并获得较大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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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走向21世纪的今天，如何在先前学者努力的基础上，延续学科的历史传统，承接前辈学人的学术风范，是值得后生学子不断思考与实践的大问题。本系列丛书的编撰、出版可以视为我们对此问题交出的一份远远没有结束的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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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推进政治学的知识积累和知识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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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是人类社会生活中的一种重要现象，也是人类经验的一个重要方面。在人类对政治漫长的经验和长期的思索中，逐步形成了一门被称之为“政治学”的知识系统或者说一门科学：“在‘科学’一词的广义上，政治学是一门科学。它掌握和组织的信息和理论是知识。这种知识既是真实的又是有用的。这种知识也是积累而成的。”（见[美]格林斯坦、波尔斯比编：《政治学手册》（上卷），竺乾威等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1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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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视或者面对政治科学知识的累积性，我们确实需要反对以下三种观点：其一，古人对它无所不知，我们只能借助和吸取他们的智慧；其二，政治学要成为一门科学的惟一方法是摆脱过去的羁绊；其三，政治学只是一种地域性的知识，它纯粹是本土经验积累的产物。这三种观点之所以不能接受，原因在于：第一种观点封杀了政治科学知识增长和知识创新的必要性，意味着政治科学知识之树上再也不结新果；第二种观点破坏了政治科学知识的累积性和连续性，其结果是政治科学知识之树的根被彻底挖断；第三种观点否定了政治科学知识跨国界交流的合理性与正当性，使政治科学知识之果沦落为不能进行国际交流的“土特产”，从而最终失去知识的价值和品格。毫无疑问，对政治科学知识系统的发展而言，这三种局面都是灾难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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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如何借助全球化背景下的国际学术活动和知识交流，建立起政治学科的国际标准和全球视野，同时，通过对中国本土经验的实证研究和理论总结，推动政治科学知识的积累与增长，使政治科学这棵知识之树在中国的学术园林中根深叶茂、硕果累累，是从事政治学教学与研究的学者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本系列丛书的编撰、出版即是希望为此贡献我们一点微薄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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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为中国政治趋向法治民主的转型和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建设提供政治学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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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多年前，目睹19世纪时代巨变的法国著名政治学家托克维尔在其不朽的经典之作《论美国的民主》上卷的绪论中断言：“一场伟大的民主革命正在我们中间进行。”他确信，这将导致一个全新的社会、一个民主的社会。面对这一变革，他提出领导社会的人肩负的首要任务是对民主加以引导。然而，托克维尔忧虑的是：“我们却很少这样想过。我们被投于一条大江的急流，冒出头来望着岸上依稀可见的残垣破壁，但惊涛又把我们卷进了运河，推回深渊。”在托克维尔看来，走出这种深渊，需要一种政治知识系统的支持和帮助。为此，他呼吁：“一个全新的社会，要有一门新的政治科学。”（以上引文见[美]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卷），董果良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4、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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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如果把这一呼吁运用于当代中国，那是非常恰当的，因为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正在把我们带入一个全新的社会，或者说引向一种新的政治文明。而全新的社会或者新的政治文明需要一种新的政治科学，这种政治科学不仅为我们奉献一种法治、宪政、民主、共和的政治理论，而且为中国政治实现向法治民主的转型、走向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提供智慧资源和操作技术。确立这样一门政治科学无疑是从事政治学教学、研究的学者们一种历史性的使命，而完成这一使命可能需要许多代人持久而坚韧的努力。编撰、出版这一套政治学丛书正是我们作为这种努力的第一步，虽然是极小的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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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上述理由，我们不把本丛书的编撰、出版视为一种短期行为，而是定位为一个长期努力的过程。因此，在整体布局上，本丛书将由三个部分构成：一是论著系列，具体包括学术论文集、政治学评论和学术专著；二是教材系列；三是译著系列。在操作方式上，我们将采取渐次推进、积少成多的策略，以期通过长期的努力实现规模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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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渴望同行专家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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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期待读者朋友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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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企盼得到大家的呵护与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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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大学政治学系列丛书编辑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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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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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变中的工商所：1949年后国家基础权力的演变及其逻辑 第一章 概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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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问题和研究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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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政治研究中，研究者常常同时面临两个问题，即如何在变迁中寻找历史的延承、分析种种层出不穷的变化是否只不过是虚幻的表象，以及如何在缺乏根本性变革的政治体系中寻找潜在的断裂、捕捉各种在现有理论探讨和经验分析中可能被忽略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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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以1978年作为时间坐标来考察中国政治的演变时，不可避免要面对的问题是它们之间有着何种延承和断裂。在对于历史延承和断裂的探讨中，不同的研究者采取不用的衡量标尺，会发现历史不同的演变图景。历史本身的丰富性需要我们努力从多个侧面揭示这些不同的图景，以求能够尽可能地接近历史的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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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以后，新政权的重要特征无疑是权威主义体制和以公有制经济、政治动员、意识形态约束和群众路线等为特征的社会主义体制因素。追溯权威主义体制或者社会主义体制在这两个时期的变迁可以使得我们深入地把握1949年以后政权演变的脉搏。但是，当我们以社会主义国家或者权威主义政权来标签1949年以后中国国家的性质，并以这两者的变迁来衡量中国政治在这两个时期的变化和延承时，存在的问题是我们可能忽略其他同样重要的政治变迁的潜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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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国家基础权力演变的考察使得将国家建设的研究与民主转型、共产体制转型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剥离开来成为可能，可以使我们进一步探寻在以民主转型和社会主义体制改革为变化衡量标准的研究中可能被遗漏的变化或者延承，并在此基础上从另一个侧面把握中国政治变迁的脉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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