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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种观点对1978年以后中国政治的变迁持比较消极的态度。在他们看来，一方面，国家意识形态约束的逐步丧失，以及对于政治运动和阶级斗争的逐步抛弃使得国家对于其代理人的监控能力下降。同时，公有制经济从社会经济领域的逐步退出，社会经济日趋复杂化，使得国家再难以依靠经济控制来实现其社会控制的目标，国家对于社会的渗透能力减弱；另一方面，权威体制以及毛泽东时代的体制遗产，特别是动员体制和群众路线这两者的持续存在，又从根本上阻碍了制度化的官僚体系的建立；各种旨在建立制度化、理性化官僚体制的改革也往往流于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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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博文和李连江认为，改革开放以后，国家逐步抛弃了作为抵制官僚主义和腐败的政治动员和群众运动，而采用下管一级的干部管理体制和干部岗位目标管理责任制，这削弱了干部纪律，使得干部隔绝于社会压力，并加强了直接上级的权威，这是造成选择性政策执行的原因之一。[13]与欧博文和李连江不同，旺克（Wank）认为，随着改革的推进，上级对下级官员的直接权威是减弱而非加强了，但是，他却认为，这种直接权威的减弱导致了国家代理人监控能力日益下降。在他看来，1978年以后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得依赖性庇护关系逐渐发展到共生性庇护关系。与依赖性的庇护关系加强了国家的基础力量不同，共生性庇护关系侵蚀国家基础权力。前者加强了官僚机构中的权威等级，使官员由于对上负责而促使其有效地执行政策，而后者则是使得下层官员倾向于在市场中寻求利益，并且通过对于政策执行的扭曲来获得回报。[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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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时期意识形态约束逐步丧失等情况下，群众路线和政治动员被认为依然是1978年以后国家实现其社会控制目标所依靠的方式，它侵蚀了国家的制度建设。达顿（Michael Dutton）对于中国警察制度的研究发现，中国的警察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沿承了1978年以前的群众路线，并没有真正实现官僚化。一方面，打击犯罪依然依靠运动式的专项打击；另一方面，国家的公共安全职能仍然由非国家机构承担。比如，保卫处、保安公司、治保会等。然而，与1978年以前相比较，1978年以后国家对于经济目标的日益强调，使得维持治保组织运作的方式不再是意识形态约束和道德激励。意识形态约束和道德激励的逐步丧失使得国家不得不依靠经济手段来激励庞大的治保组织，以求其帮助国家完成社会控制目标。当承包契约和金钱回报成为治保组织运作的动力时，这些承担了国家职能的组织的逐利导向也逐步加强，反过来阻碍了国家社会控制目标的实现。[15]对于流动人口犯罪的研究也认为，群众性的公共治安组织促进而非遏制了犯罪的蔓延。[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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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特（Tyrene White）对计划生育政策的分析也发现，“动员”依然是中国行政体系运作的根本特征。这种动员体制的存在在于国家不得不依靠群众性的参与来克服官僚体制能力的局限，同时，它也是国家加强官僚体制纪律性和整合性的工具。在后革命时代，它逐渐发展成为一种“制度化动员”。这种动员往往暂时强化某种激励，在时间上，它持续的时间段是有限和可预期的；在目标上，它旨在达到“实际的效果”，而不是促成态度或者文化的转变；在范围上，它只是针对特定的目标人群；在强度上，它只是利用广泛的宣传来影响公众观点，而不鼓励以非目标人群为对象的瓦解性行动。在计划生育政策执行中，虽然国家从资金、人员配备、常规程序、管理章程以及专业化等方面推进计生部门的发展，但是这种制度化的群众性动员仍然是计生部门政策执行的主要方式。[17]怀特还判断，这种动员体制并不是一种即将逐渐消失的过渡状态，而是中国政治永久的特征。此外，国家经济监管部门对于外资的管理也被认为是越来越无效[18]，在法院运作中，群众路线依然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司法职业化的标准并未得到确立。[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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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还进一步认为，国家推行的改革并没有使得制度化的官僚体系得以建立，相反，产生的是类似于韦伯所说的世袭制的新传统主义行政体系。吕晓波认为，各种改革带来的只不过是制度数量的增长，而不是质的改变，即制度化官僚体系的建立。吕晓波借用了乔维特（Jowitt）“新传统主义”的概念，他认为，当前的中国虽然在逐步推进理性化的官僚体制建设，但是，从50年代传承而来的强调大众动员、制造中心任务、道德说教等等的旧模式以非正式规则的方式得到事实上的延续。在组织内卷化下，改革确立的不是理性的官僚体系，而是以非正式规则、松散的制度、个人关系网络、仪式化和世袭制为特征的新传统主义行政体系。在这种行政体系中，国家代理人超出了统治者的控制之外，背离了国家的利益和目标，各种组织性腐败滋生。[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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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于具体改革的研究中，苏利文（Sullivan）认为，目前中国并未建立有效的官僚机构纪律监督部门，可能出现的国家代理人监控模式是家长式（patriarchal）领导和群众动员的结合。[21]坦纳（Tanner）对刑讯逼供改革的研究也认为，虽然改革者试图通过推进公安系统的职业化、加强内部监督、完善法律和制度激励框架、强化舆论曝光以及允许行政诉讼等方式来遏制公安的刑讯逼供，但这些改革仍存在一定的局限。[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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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有的研究者认为，由于权威体制的延存，国家推进官僚制理性化和制度化后掩盖的旧有体制的种种运行逻辑仍在支配着整个国家政府机构的运作。权力缺乏制约使得国家代理人难以得到有效地监控。[23]制度制定权的高度集中还使得信息大量缺失和扭曲，制度的有效监督执行成本很高，制度在具体运作中常常发生各种“变通”。[24]同时，权威主义体制限制社会组织的发展，国家代理人隔绝于社会压力，这使得国家不得不依靠至上而下的代理人监控，造成了选择性政策执行。[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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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积极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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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第一种观点不同，第二种观点对于中国政治的变迁持比较积极的看法。他们认为，中国政治已经逐渐实现了“正常化”。[26]虽然仍有众多的不足，但是，各种改革仍然在不断地推行，各种积极因素都在中国的政治社会经济生活中成长。市民社会的逐步发育、国家不断向新的社会经济空间扩展，一个雏形的监管国家正在兴起。这些转变也使得国家不再依靠群众动员来实现其社会控制的目标，国家对其代理人的监控也日益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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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认为，随着国家改革的推进，国家逐步扩展到新的社会空间，通过制度建设发展出各种新兴的监管机构来实现其社会控制的目标。许慧文（Vivienne Shue）用“国家的蔓延”（state sprawl）来形容新时期国家触角的延伸。她认为，1978年以后的中国已经与全能主义渐行渐远。国家在逐渐放弃它对于社会的任意的、直接的支配权力的同时，也逐渐发展大量的监管部门和监管职能来控制新生的社会空间。[27]并且，社会组织的逐步发展使得国家与社会产生了某种互强，全能主义下各种地方保护主义和个人的操纵得到有效克服。[28]在对于政府改革和善治的研究中，学者们也认为，政府机构改革、行政审批制度的理性化、政府招标采购等等已经显著地改变了国家的运行方式，对于政府权力的种种限制在逐渐培育发展。杨大利追溯并深入分析了90年代后国家的各项改革，他认为，市场转型促发的国家重塑（state remaking）推动了行政理性化和制度建设，国家的治理能力得到加强，国家建设使得中国已经与全能主义日行渐远。[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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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关于监管国家的研究中，研究者认为中国在逐步向监管国家转变。王绍光对于煤矿安全的研究发现，国家在应对非国有化和市场化趋势中，通过改善制度安排、改变监管方式、加强监控和政策的执行等等方面加强了国家的监管能力，国家在逐步从全能主义国家转向监管国家。[30]皮尔逊（Pearson）认为，由于其国有部门的存在与政企不分等原因，中国的经济监管依然带有旧体制的痕迹。然而，她判断，中国正在经历向监管政权的转变。[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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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研究者认为，群众动员已经不再是国家实现社会控制目标的主要依赖方式。同样是以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为案例，黄严忠、杨大利与怀特的结论却完全不同。他们认为改革后中国的官僚能力（bureaucratic capacity）得到了加强。虽然政府的官僚能力与政策目标之间的距离使得运动式治理依然是政府政策执行诉求的手段，但是，国家的制度建设也在不断推进。在计划生育政策执行中，正是官僚系统能力的加强使得国家更少地求助于强制力，而更依靠官僚体系的正常运作来执行国家政策。[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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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家代理人监控上，研究者认为，90年代以后国家通过制度创新有效地加强了对于代理人的监控，各种干部管理体制改革卓有成效。金山爱（Maria Edin）通过对苏南12个县的县镇干部管理的研究发现，国家引进市场改革措施到原有的干部管理体制，推行干部表现与奖金挂钩的干部考核制等新制度，加强了国家对于干部的监控，同时，国家还通过任免权的控制以及提拔兼任上一级的职位和不同职位的轮岗等手段加强对于干部的政治控制。在金山爱看来，那些没有能够得到很好执行的政策，与其说是因为中央对地方领导的监控不力，不如说是因为中央自身的政策优先度问题。[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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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亚生也认为，在改革阶段中国对于干部的行政监控增强了。一方面，国家通过干部任免备案制和干部考核等加强对于省管干部任免的监控；另一方面，国家还通过省级办公厅系统、信访制度、国家审计署、国家统计局等促进信息收集和沟通来加强对于干部行为的监控。他认为，虽然实际的运作可能偏离这些正式制度安排，但是这却也反映了中央通过制度建设改善行政监控的努力，并且这些改革在实际中也发挥了一定作用，促进了中央政府的行政监控。[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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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关注国家内部变化的同时，学者们也着力于分析新时期社会的各种变化与行动，追寻市民社会的成长，寻求社会反对国家绝断权力的渠道与各种可能性，由此发掘权威体制的变化。[35]1978年以后国家的市场化改革被认为使得各种资源逐步向社会转移，以往国家的全面控制难以为继。[36]随之发生的是社会团体的发展和市民社会的萌芽，这使得国家与社会已经出现了某种互强；[37]有的研究者则修正市民社会的概念，认为新时期出现的是“国家领导的市民社会”（state-led civil society）或者“类公民社会”（semi-civil society）；[38]有的研究者则抛弃市民社会的概念，而用“合作主义”来描述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的变迁。[39]研究者还通过考察社会对于国家权力的各种抵制和反抗，寻求中国政治变化的踪迹。[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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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衡量变迁的标尺与国家基础权力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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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对于中国政治变迁的考察中，研究者对于中国政治在过去几十年中是发展停滞、甚而走向恶化抑或处于不断发展和改善之中存在不同的判断。一些研究者看到的更多是个人以及组织的腐败更加猖獗、地方政权的恶化、公共职能的衰败等；另外一些研究者则看到的更多是各种改革的逐步推行和各种积极的社会经济因素的成长。在前一种观点看来，后者没有认识到中国政治的“本质”，忽视了各种旧有体制的遗产在各种改革中仍然得以延存；在后一种观点看来，前者忽视了中国政治在过去几十年中的十分有意义的重大变化，因而，也难以把握到中国政治变迁的脉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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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究竟哪一种关于中国政治变迁图景的把握是正确的？深究其中，我们可以发现，这两种关于中国政治变迁看似不同的判断其实并非完全截然对立，我们并不需要作出非此即彼的选择。不同的研究视角为研究者衡量1949年以后国家基础权力的演变提供了不同的标尺。用不同的衡量标尺勾勒中国政治变迁的轨迹会展现出不同的历史图景。因而，不同的研究者看似矛盾的结论往往揭示的恰恰是中国政治变迁的不同侧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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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权威体制演变的角度来考察中国政治的变迁，统治者并不被作为政治发展的推动者，相反，他们被认为是政治发展的问题所在。由此，从消极的方面来看，有的研究者将1949年以后权威主义体制的持续存在及其带来的社会原子化作为阻碍国家社会控制能力和代理人监控能力发展最为重要的因素；从积极的方面来看，有的研究者往往着力于发掘市民社会的成长，追寻市民社会反抗权威体制的足迹，以此考察过去十多年中国政治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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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社会主义体制的角度考察1949年后中国政治的变迁，研究者追溯包括动员体制、群众路线和经济类型等不同因素在1949年后的变迁和延承。从消极的方面来看，有的研究者又认为，改革开放之后经济类型的变化、意识形态约束的丧失以及对于政治运动和阶级斗争的抛弃使得国家社会控制和代理人监控能力下降；同时，动员体制和群众路线等社会主义体制遗产的持续存在从根本上阻碍了制度化官僚体系的建立；从积极的方面来看，有的研究者认为，中国政治的“正常化”、阶级斗争和政治动员的抛弃、国家从经济领域的逐步退出和改革的推行使得国家建设得以逐步推进，中国政治处于逐步发展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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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丰富而深入的研究中，许多研究者将社会主义体制改革或者权威体制的民主转型作为中国政治变迁研究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从不同的研究视角出发，研究者将公有制经济、群众路线、大众动员、运动式治理以及市民社会、党政体制等作为影响中国政治变迁的重要因素。这些因素有的是所谓毛泽东时代的体制的要素，有的是所谓权威体制的表征。通过对这些因素在中国政治生活中变迁的考察，一方面，研究者为我们展现了过去几十年中中国政治发生的深刻的变化；另一方面，也为我们揭示了诸多潜藏在日新月异的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之下的历史遗产的延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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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虽然政权类型无疑是1949年后中国政治的变迁十分重要的影响因素，但是聚焦于共产体制转型或者民主转型，有可能使得我们忽略其他同样重要的历史发展的潜流。历史本身的丰富性还需要我们努力从更多的侧面揭示关于中国政治变迁的不同图景，以求能够尽可能地接近历史的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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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新政权的独特性可能并非1949年后中国政治变化的全部解释。在强调1949年后新政权国家政权建设的独特性的研究中，研究者往往将政治变迁归结于这些独特因素产生的影响。然而，这有可能忽视其他一些同样重要的影响因素在政治变迁中扮演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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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研究中，对于建国初的武汉税收机构的研究就发现，在1949—1953年国有经济尚未建立时，国家的税收汲取能力就有了前所未有的进展。新政权的国家建设不仅意味着诸如政治运动以及国有化改革这类剧烈的变化，同时也体现在一些看似无关紧要的制度建设上，比如改革企业记账方式以及确定纳税者等。它们使得新政权建立了纳税人的服从和收税人的服从，国家的自主性也大幅度增强，从而与旧政权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从这个意义上说，看似是琐碎、初级的改变往往更为基础。[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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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权威主义体制也并非影响中国政治变迁的唯一因素。在权威主义体制于1949年后持续存在的情况下，完全关注于权威主义体制的变化可能会忽略过去几十年中许多同样重要的政治变迁，因而，也可能难以完全准确地把握到中国政治变迁的脉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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