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4428620
在比较政治学研究中，权威体制的民主转型并非是政治变迁的全部内容，国家政权建设同样是政治变迁的重要方面。而权威体制的民主转型与国家建设的历史进程并非完全同步、协调发展。在我们将权力的集中和缺乏制约当做国家建设发展的阻碍时，往往也就把民主化作为最为关键的出路。而关于民主转型的研究已经发现国家政权建设并非单纯地依靠民主化就可以实现。在实行民主化的第三世界国家中，缺乏制度建设的失败国家或者虚弱国家并不少见。民主化不仅不被认为是制度建设成功与否得最为重要的因素，而且，相反，制度建设被认为是新兴民主政权走向巩固的一个关键因素。亨廷顿就把政治制度化与民主化分开，在他看来，民主与非民主国家的区别要小于那些政治高度制度化与政治低度制度化的国家。民主与否的差异并不是制度化程度差异的原因，甚而，政治制度化与政治参与间的差距还会产生普力夺政权（Preatorianism），这是一种社会上各种势力都干政的高度政治化的社会状况。[42]许多第三世界国家走向民主化的过程中，成千上万的民众走向街头要求民主权利，但是新建立的民主政权中，在正式的制度和国家机构的实际运作之间依然有鲜明的区别，总统的谕令比法律本身更有效力，官僚机构和立法机关不断创设例外之规则，对于权力的追逐冲破了一切制度的约束，新世袭制（Neo-Patrimonialism）弥散于整个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43]俄罗斯在政治转型后出现的政治系统的衰败，也引发了学者的反思。[44]而在中国研究中，有的学者也认为中国的制度建设仍然有待进一步加强。在这种情况下，就算是民主化也只能成为一个虚弱和腐败的民主国家。[45]正是从这种考虑出发，研究者强调国家制度建设的过程，强调一个有效政府对于民主化的重要性，首先是要推进国家重建，然后才是这种权力的民主化过程。[46]
1704428621
1704428622
最后，基于国家自主性对于政治生活的影响，我们在考察政治变迁中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时，也要不仅着眼于社会如何采取策略反抗国家的绝断权力、影响政治变迁的进程，而且还要考察国家作为行动者或者作为宏观的制度结构如何影响了国家与社会关系展开中国家的行为逻辑，并进而如何影响了社会可能采取的行动策略，从而更深入地把握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展开及其演变。
1704428623
1704428624
关于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研究，存在两种不同的研究视角。第一种是以“社会”为中心的研究视角。这种研究视角着力于分析社会如何在国家的绝断权力下表达利益、影响决策、推动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化。在这种视角下，学者们的研究对象集中于“社会”的各种变化与行动，聚焦于寻找市民社会的成长，寻求社会反对国家绝断权力的渠道与各种可能性。对于第三部门成长和社会资本理论的关注，对于各种组织化利益表达的分析，对于社会运动的研究等等都蕴涵了对于变迁的解释，即寄希望于社会的变化，并且通过分析行动者的行为逻辑来观察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展开与演变。这种研究视角非常敏锐地捕捉到了中国社会几十年来潜在的各种变迁，并且其分析日渐精细化，不再将社会作为同质性的整体，而逐渐关注到不同社会行动者与国家关系存在的差异；不再假设国家与社会关系是僵化不变的，而注重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各种策略性互动，各种谈判和规避。比如，蔡欣怡发现，国家与私营企业主和个体工商户的关系并不是铁板一块。不同的工商户有不同的身份、价值、资源和观点，他们与国家的交往中，往往采取逃避（avoident）、积极（active）以及接受（acceptant）等不同的应对策略。[47]同时，研究者也不再假设国家与社会关系僵化不变，而是注重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各种策略性互动，各种谈判和规避。[48]朱健刚对于街道组织网络的研究认为，在城市基层社会，国家与社会正往强国家与强社会的方向发展。一方面国家力量不断增强，行政力度加大，另一方面社会组织网络也在政府的扶持下不断扩展，这同时也促进了社会自治空间的生长。在这里社会与国家并不是一个此消彼长、完全对抗的关系，而是一个共生共长、相互融合的过程。[49]
1704428625
1704428626
然而，以“社会”为中心的研究视角却有可能在关注社会行动者的行动及其策略的同时，忽视国家与社会交往的行为及其逻辑，从而将国家假设为单一的行动者，以具有压制性的绝断者或者理性的公共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来解释国家与社会交往和互动的行为逻辑。而实际上，在我们分析国家与社会的交往过程中，对于究竟国家采取了何种行为以及为何国家要采取这种行为是有待进一步具体分析和探讨的。同时，国家与社会交往过程中，社会行动者的行动策略也并非完全由其行动偏好和行动目标等所决定，他们可以采取的行为和策略在一定程度上也为国家的行为逻辑所影响。因而，只是单方面地关注于社会行动者的行为和行动策略可能难以使我们把握国家与社会交往的完整画面。进而，以“社会”为中心的研究视角在关注和寻求社会的变化的同时还有可能忽视国家的变化对于整个社会政治经济转型的意义，从而难以更好地把握中国政治变迁的脉搏。
1704428627
1704428628
由此，在对于国家—社会关系展开的分析中，我们还需要以“国家”为中心的研究视角关注国家内部的各种关系及其变化对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影响，不以国家本质上的压迫性和国家履行公共职能的理性选择作为特定国家行为的解释，而着重关注国家的代理人控制能力和国家社会控制能力对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实际展开的影响，从而将国家从单一的行动者分解为国家及其代理人两个行动者，进而分析国家与国家代理人如何影响了特定政策的制定和特定行为的发生，如何规导了国家在与社会互动中其行为的逻辑，如何影响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实际展开，并进而影响政治变迁的进程。[50]
1704428629
1704428630
总而言之，把握中国政治变迁的脉搏需要我们尽可能地发掘各种影响中国政治变迁的因素，以更多不同的衡量标尺来勾勒更为丰富的中国政治变迁的历史图景，以更接近历史的真实。
1704428631
1704428632
在比较政治学研究中，“国家基础权力”概念本身相对于“国家绝断权力”的相对独立性，以及“国家基础权力”演变相对于政权类型性质的相对独立性，都使得我们可以通过对于1949年后中国国家基础权力的演变及其影响因素的历史分析，发掘在共产体制因素和权威体制因素之外影响中国政治变迁的其他因素，从而展现出中国政治变迁的不同图景。
1704428633
1704428634
1704428635
1704428636
1704428637
转变中的工商所：1949年后国家基础权力的演变及其逻辑 [:1704428198]
1704428638
转变中的工商所：1949年后国家基础权力的演变及其逻辑 二、“国家基础权力”：概念及其演变
1704428639
1704428640
“国家基础权力”的概念是在欧洲国家形成研究中提出的。这个概念本身就蕴含了相对于“政权类型”或者“国家性质”的独立性。虽然研究者也不否认民主和强大的公共领域对于国家基础权力发展的促进作用，但是，他们将国家基础权力的演变放在欧洲国家形成的具体进程中来考察，发掘在政权类型之外的其他同样重要的影响因素。在这种观点看来，统治者而不是社会才是国家基础权力的推动者，因而，权威主义体制并不是阻碍国家基础权力发展的唯一因素。同时，在这种研究路径中，共产体制也并不完全阻碍国家基础权力的发展。曼恩（Mann）就认为，苏联这样的共产体制权威主义国家的基础权力和绝断权力同样强大。[51]亨廷顿和斯考切波（Skocpol）等也认为苏联政权具有高度制度化、职业化和等级化的官僚行政体系。[52]由此，研究者不将导致国家基础权力差异的原因归结于共产体制和权威主义体制，而是具体考察统治者国家建设中面对的财政供给和财政汲取问题对于国家基础权力演变发生的重要影响，并进而考察统治者的理性选择抑或路径依赖规导国家基础权力演变的轨迹。
1704428641
1704428642
（一）“国家基础权力”的概念界定
1704428643
1704428644
曼恩在《国家的自主权力》（The Autonomous Power of the State）一文中区分了两个重要的概念：国家的绝断权力（Despotic Power of the State）和国家的基础权力（Infrastructure Power of the State）。前者是指国家精英可以不经过与市民社会常规的、制度化的协商妥协而单独采取一系列行动的权力，它是一种国家精英凌驾于市民社会之上的权力。后者则是指国家实际渗透到市民社会、在其统治的疆域内执行决定的能力，它是一种国家通过其基础（Infrastructure）渗透和集中地协调市民社会活动的权力。在曼恩看来，这两种权力并不等同，它们是关于国家权力的两个独立的分析维度，国家基础权力的增强并不一定如韦伯所暗示的那样一定导致国家绝断权力的增强。国家基础权力是一种工具性的权力，在国家绝断权力非常弱小的时候，可以说这种基础权力就是市民社会实现其统治的工具，而在绝断权力强大的时候，它就成为了统治者专断统治的工具。[53]
1704428645
1704428646
在此基础上，曼恩区分了历史上四种不同的国家基础权力：一是封建国家，国家的绝断权力和基础权力都很弱；二是帝国，相当于韦伯所说的世袭制国家（Patrimonial State），它的绝断权力强大，但是国家的基础权力弱小；三是官僚制国家，国家的绝断权力弱小，而基础权力强大；四是权威主义国家，国家的绝断权力和基础权力都很强大。[54]
1704428647
1704428648
在关于欧洲国家形成的研究中，国家基础权力和国家绝断权力的区分是建立在将国家划分为两个不同的组成维度基础之上。一是政权（Political Regime），比如，绝对主义国家还是宪政国家；一是国家的基础结构（State Infrastructure），比如，世袭式还是官僚式的行政系统。[55]与国家的绝断权力与基础权力的区分一致，这两个维度相互关联但却不能等同。绝对主义国家可能有世袭式的行政体系，也可能有官僚式的行政体系。前者如法国、西班牙等；后者如丹麦、德国等。宪政国家同样有世袭式的和官僚式的行政体系，前者如波兰、匈牙利等；后者如英国和瑞士等。[56]
1704428649
1704428650
表2—1 18世纪欧洲国家的分类
1704428651
1704428652
1704428653
1704428654
1704428655
来源：Thomas Ertman，Birth ofthe Leviathan：Building States and Regimes in Medi-eval and Early Modern Europe，p.10。
1704428656
1704428657
将国家政权性质与国家基础区分开来，使得我们可以对国家的基础权力的形成和发展单独加以分析。对于国家绝断权力和基础权力的区分并不说明这两种国家权力不存在任何相互关联，而是意味着对两者关系的讨论以两者的独立性为分析前提。将这两种往往被等同的权力区分开来，使得我们可以真正地对两者的关系加以探讨，并通过这两个概念的区分厘清国家的范围（scope）与国家的“强度”（intensity）或者国家的“范围”（scope）与国家的“力量”（strength）之间的关系。[57]在曼恩看来，所谓的国家强弱指的就是国家基础权力的强弱。而国家基础权力的强弱又有赖于国家基础设施的发展与完善。
1704428658
1704428659
在比较政治学中，许多研究者也都在使用“国家基础权力”的概念，或者在讨论与这个概念涵括的内容相似的问题。比如，蒂利认为讨论国家的税收、警察等等国家基础设施的发展和产生差异的核心问题是国家的“渗透能力”问题，即建立资源动员（税收，人力）的理性行政，维护公共秩序，协调集体努力（基础设施发展，紧急行动和防御）。[58]米格代尔则认为曼恩提出的“国家基础权力”的概念指的就是国家“社会控制能力”，他认为这种“社会控制”不是指心理学意义上的社会控制，它不仅包括了国家机构和人员的下沉，而且还包括国家配置资源以实现特定目的的能力和管理民众日常行为的能力，是国家成功地使用国家规定的规则取代人们自己的社会行为的倾向或者别的社会组织规定的社会行为的能力。国家能力的增加正是有赖于这种国家社会控制的增强。[59]
1704428660
1704428661
国家实现社会控制的目标必然要依靠国家代理人。在欧洲国家形成历史中，从封建国家向绝对主义国家转变意味着崭新的行政体系的构建，统治者通过行政体系将其社会控制的触角延伸。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统治者如何有效地监控其代理人不偏离其社会控制的目标，将其意志贯彻下去。国家社会控制过程中，这种对于国家代理人监控的重要性使得国家基础权力不仅仅是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代理人监控成为国家基础权力研究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1704428662
1704428663
（二）国家基础权力演变的影响因素
1704428664
1704428665
在关于国家形成和国家建设的研究中，研究者并不将影响国家基础权力的因素完全归结于不同国家的国家形式或者政权性质。通过更为具体的历史分析，研究者发现，统治者而非社会是国家基础权力发展的推动者；财政供给是造成国家基础权力差异的重要原因。进而，研究者考察国家基础权力的演变究竟是统治者在一定社会经济条件下作出的理性选择的后果，还是历史发展的路径依赖的后果。
1704428666
1704428667
1.统治者作为国家基础权力发展的推动者
1704428668
1704428669
关于国家形成和国家建设的研究，研究者在对国家基础权力演变进行历史性分析和强调国家相对独立性的基础上，提出国家统治者而不是社会是国家基础权力发展的推动力量。曼恩认为，苏联这样的共产体制权威主义国家的基础权力和绝断权力同样强大。[60]亨廷顿和斯考切波等也认为苏联政权具有高度制度化、职业化和等级化的官僚行政体系。[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