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4428703
进一步的问题是，在统治者推动国家形成和国家建设的历史进程中，哪些因素影响了国家基础权力的演变，导致了国家基础权力的差异？作为国家基础权力发展的推动者，是否统治者就一定能够按照自己的意图和选择来塑造国家基础权力、规导国家基础权利的演变轨迹？
1704428704
1704428705
2.财政供给与国家基础权力的差异
1704428706
1704428707
在统治者推动国家形成和国家政权建设的过程中，国家基础权力及其演变为何出现差异？在欧洲国家形成的研究中，研究者将国家基础权力的发展放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中，不将国家基础权力的差异完全归结于宪政国家抑或绝对主义这样不同的国家政权性质，而具体考察在国家建设的过程中统治者面对的各种具体挑战和任务如何影响了国家基础权力及其演变。其中，国家行政体系财政供给的不同方式是造成国家基础权力差异的重要原因。
1704428708
1704428709
在《经济与社会》中，韦伯追溯了欧洲国家形成的历史进程，区分了世袭式（patrimonial）和官僚式（bureaucratic）两种不同的行政体系。这两种不同的行政体系的财政供给方式不同，从而也深刻地影响了国家基础权力的发展。
1704428710
1704428711
在欧洲国家形成的历史中，世袭式行政体系是建立在家长制（patriarchalism）以及家族之上的世袭制统治的基础，它在家长权力向政治权力发展的过程中所产生。[82]这里，家长权力是指族长对于其家族的支配权力，而政治权力是指一个主人对于不受其家长权力支配的其他家族主人的支配权力，主要包括司法权力和军事权力。起初，这种政治权力是有限的，但随着统治者对于对非本族支配权力要求的扩大，这种对于非本族的政治权力日渐发展成如同对本族的家长权力一样毫无限制。[83]在这个过程中，统治者以及其家族不能够完成日益复杂和庞大的行政任务，一个初步的行政体系开始建立，世袭式的官位体系以及行政体系开始出现。
1704428712
1704428713
财政供给方式的不同是世袭式和官僚式两种不同行政体系的根本区别之处。虽然世袭制的行政体系有可能发展出官僚体制的种种特点，但它却与官僚制根本不同。世袭制体系下也可能有职位和权威层级的复杂化，但是，世袭制行政体系中官员没有稳定的、经常性的薪水，他们只能从他们占有的行政管理物资中获取行政管理的费用。即便是军队，也是依靠本身资源的攫取来装备自己。实物俸禄、酬金以及土地俸禄等是世袭制行政体系经费的主要来源。[84]
1704428714
1704428715
这种不同的财政供给方式对于国家的社会控制能力和代理人监控能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绝对主义国家形成的初期，君主要将其统治触角延伸，就不得不花钱购买人员以组成行政体系和军队。在这个过程中，一些国家的统治者利用官职买卖以及雇佣军来克服建立官僚机构和军队过程中的经费不足，这使得国家体系成为可能。但是，这种世袭制的行政体系会带来无法克服的监控难题，政府官员对于职位权力往往享有垄断性的占有，包税人和其他各种承担了国家职能并利用这种职能来牟取私利的私商广泛存在，对于俸禄的攫取和交易往往超出了统治者控制的范围，这些无可置疑地侵蚀着国家原本就有限的权力；进而，它还可能造成一种恶性循环：国家的收入被转移到这个腐败的官僚系统日益增加的薪俸上，雇佣军也背离国王的目标而追求自我利益，而日益膨胀的官僚体系却又不断消耗财政收入并带来了国家的负债，从而又导致国家更加庞大的财政需求。[85]
1704428716
1704428717
因而，一方面，在欧洲国家形成的过程中，统治者通过世袭制的行政体系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将国家机构和国家权力向基层渗透的过程中财政供给和人力的缺乏，取得了更广泛的社会服从；另一方面，世袭制行政体系建立在私人忠诚和行政职能承包的基础之上，这带来了严重的代理人监控问题，进而，国家代理人对于既得利益的追求和维护又阻碍了统治者改革的推行和实施，从而使得不同行政体系下的国家基础权力存在相当的差异。
1704428718
1704428719
3.国家基础权力的演变：理性选择抑或路径依赖
1704428720
1704428721
统治者推动国家政权建设的努力是国家基础权力发展的重要动因，同时，不同财政供给方式是造成国家基础权力差异的重要因素。那么，为何统治者会选择具有不同财政供给方式的世袭式或官僚式行政体系，从而规导了国家基础权力的不同演变路径？一种观点认为，统治者根据不同国家的不同功能性需要以及不同社会经济条件限制作出特定的理性选择，由此，塑造了官僚制和世袭制两种不同的国家基础设施，规导了国家基础权力的发展；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虽然统治者是国家基础权力发展的推动者，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统治者可以随心所欲地规导国家基础权力发展的路径，相反，国家基础权力的演变往往受到路径依赖的影响，统治者国家建设的努力常常难以实现，国家基础权力的发展往往超出统治者的控制之外。
1704428722
1704428723
第一，有的研究者认为，国家基础权力的发展是统治者理性选择的结果，而不同国家的不同功能性需要或者不同社会经济限制影响了统治者的国家建设，导致了国家基础权力的差异。在这种观点看来，统治者能够按照其意图塑造国家基础权力，规导国家基础权力的演变。
1704428724
1704428725
蒂利（Tilly）考察了欧洲国家形成过程中不同国家行政体系规模差异产生的原因。他认为，不同战争类型对于资金的不同需求导致了统治者对于资金汲取的不同压力；不同经济类型产生了对于汲取资金的行政体系的不同需求：俄国是非商业化的农业经济，因而，国家形成遵循了强制力密集型的轨迹，造就了庞大的官僚系统在农业部门汲取资金。而威尼斯有相当发达的商业，所以，国家形成是属于资金密集型，依赖关税和消费税这些容易征收的税种，就不需要庞大的行政机构。[86]具体来说，税源越小，商业化程度越低，越难以征收到足够的给养战争的税收，财政机构延伸的范围就越广，反之亦然。[87]
1704428726
1704428727
如希尔伯曼（Silberman）所言，蒂利对于欧洲国家形成的研究中暗含了国家形成是君主或者政治统治者在一定的社会经济环境或者一定的统治关系下为了满足某种功能性需要而进行理性选择的结果：战争对于资金需求的压力促使了统治者推动现代国家形成的进程；统治者能够根据社会经济条件和代理人监控能力作出理性的选择，塑造不同的行政体系，构建现代的国家体系；统治者有能力使其愿望顺利实现，将他对于国家的构造有效地推行，贯彻到政治体系的最底端。[88]
1704428728
1704428729
与这种理性选择的思路一脉相承，对于为什么有的国家建立的是世袭制行政体系而有的国家建立的官僚制行政体系，有的研究者认为，世袭制行政体系是统治者在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下为了克服社会控制和代理人监控的难题而选择的有效制度，根据这些不同的社会经济条件，统治者作出了理性的选择，塑造了不同的行政体系，以实现国家社会控制和代理任监控目标。
1704428730
1704428731
阿丹特（Ardant）认为，生产的不足、发育不充分的市场和税收征收的困难、在前工业社会税收负担分配和税收评估的困难等社会经济条件的限制，决定了统治者征收的税种以及征收方式。世袭制的行政体系正是在社会经济条件和统治者对于税收汲取不协调的情况下采取的以求税收最大化的方式。[89]柯林斯（Collins）对于17世纪法国的税收的研究就认为，正是由于世袭制行政体系下那些看似无效率的因素，比如，高昂的征收成本、特权和包税人等才使得国王能够征收到足够的税收。凯瑟（Kiser）也认为，世袭式行政体系的产生就在于统治者无法监控其代理人，从而只有通过包税人等方式来实现统治对于社会的渗透。在监控无法实现的情况下，包税人等制度安排可以减少监控成本，从而是一种有效的制度。[90]
1704428732
1704428733
在华勒斯坦看来，导致世袭制和官僚制两种不同行政体系产生的社会经济差异不是某个国家社会经济的复杂化程度或者发展程度等，而是在世界体系中所处的位置不同。他认为，在绝对主义国家形成的初期，君主要将其统治触角延伸，就不得不花钱购买人员以组成行政体系和军队。在这个过程中，统治者利用官职买卖以及雇佣军来克服建立官僚机构和军队过程中的经费不足，这使得国家体系成为可能。但是，这两者都会带来无法克服的监控难题，无可置疑地侵蚀国王原本就有限的权力，可能产生的是国家的收入被转移到这个腐败的官僚系统日益增加的薪俸上，雇佣军也背离国王的目标而追求自我利益。这造成了恶性循环：日益膨胀的官僚体系不断消耗财政收入并带来了国家的负债，从而又导致国家更加庞大的财政需求。[91]他认为，有的国家之所以能够避免走向世袭制是在于它们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位置可以产生更多的剩余和汲取更多的国债，这使得这些国家的官僚体系能够产生比维持它们的消耗更大的剩余，从而摆脱恶性循环。[92]
1704428734
1704428735
利维（Levi）用交易成本分析国家基础权力演变，她的观点尤其充分体现了这种认为国家基础权力的演变是统治者在一定交易成本下理性选择的结果的研究路径。利维的核心论点是：统治者的目标是追求税收收入，但是他并不能随心所欲。她系统地考察了统治者在税收最大化过程中受到的各种制约，包括讨价还价能力、交易成本和贴现率。她认为，在统治者追求税收最大化的过程中，包括国家代理人和社会成员相对于统治者的不同讨价还价能力以及不同的税收测量、监控、谈判和代理等交易成本的存在，使得不同国家的统治者根据不同的税收产出系统的交易成本作出了理性的选择，构建了不同的国家基础设施，以实现税收最大化的目标。由此，统治者塑造了国家基础权力。她认为，英国成功地建立了一个理性的官僚机构而法国建立了世袭制行政体系的根源就在于法国领土辽阔，税种复杂，对于国家代理人的监控成本更高。[93]
1704428736
1704428737
第二，与理性选择的研究路径不同，另外一些研究者认为，虽然统治者是国家基础权力发展的推动者，但是，国家建设需求的产生和社会经济条件的改善并不能够使得统治者由此推动国家基础权力的发展，相反，由于国家代理人在国家基础权力发展过程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国家基础权力的演变往往受到路径依赖的影响，其发展往往超出统治者的控制之外。
1704428738
1704428739
路径依赖意味着国家基础权力的演变轨迹为其发展的起点所规导。发展起点一旦确立，其后的演变轨迹将难以扭转、跳跃到基于另外一个起点的发展轨道中去。[94]这种路径依赖使得国家基础权力的演变往往超出统治者的控制之外：虽然统治者是国家基础权力发展的推动者，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可以控制国家基础权力的发展，代理人对于统治者改革的抵制和扭曲、不同的社会类型等都可能使统治者国家建设的努力难以实现。
1704428740
1704428741
在利维等看来，诸如世袭制这样的国家基础设施也还是统治者在一定的社会经济以及政治结构条件下为了实现诸如财政收入最大化等社会控制目标而进行理性选择的结果，并且暗含了国家基础设施的组织差异是在特定的结构下的最节约交易成本的最优选择。但是，在一些研究者看来，这种观点忽视了国家形成和国家建设过程中，许多国家面对的机能失调和各种失败国家产生的原因。[95]
1704428742
1704428743
厄特曼（Ertman）将国家基础权力演变中的路径依赖带入研究中。他认为，应该将时间维度纳入研究中。不仅考察“空间”维度的差异，即欧洲不同国家基础权力发展的差异，而且要考察“时间”维度的差异，即国家建设不同时期对于国家基础权力发展的影响，从而考察统治者国家建设过程中的路径依赖。
1704428744
1704428745
厄特曼发现，国家基础设施发展较早的国家，国家基础权力的发展受到经济条件的限制，但是，在这些国家，即便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经济条件和代理人监控技术水平不断得以改善，却仍然不能够使得统治者改变世袭制的行政体系，建立官僚制。他认为，这是由于国家基础权力发展的路径依赖。社会经济条件的限制导致了世袭制的产生，在世袭制下，各种寻租集团在国家组织的掩护下，在提供公共物品的借口下聚敛财富。如果没有制约，他们就会以符合他们利益的方式来构造国家机构。并且一旦这种情况根深蒂固，他们就会坚决抵制任何的改革。在这些国家，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更多的专家、技术，但是，由于这些代理人的抵制，统治者仍然难以改变世袭制，建立官僚制。因而，在西欧国家形成过程中，原现代的官僚机构能否产生，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国家形成的时间。国家形成的时期越晚，就越可能采取最新的行政和财政技术，吸纳更多人才进入官僚体统，从而统治者就越容易战胜既得利益，缔造一个官僚制的国家基础结构。[96]
1704428746
1704428747
因而，厄特曼认为，国家基础设施并不是任由统治者设计并有效推行的产品，而是超出了统治者掌控之外的演变结果。世袭制与其说是统治者最节约交易成本的选择，不如说是统治者对于各种政府利益团体失控的结果，否则，难以解释为何统治者的改革往往会难以推行。因而，他也忽视了各种机能失调和世袭式的制度安排的普遍存在，从而也大大低估了在创建原现代官僚体系中的所面临的困难。[97]
1704428748
1704428749
与厄特曼不同，米格代尔强调的不是国家代理人而是强大的社会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他认为，不同国家的不同社会类型与国家的历史经历密切相关，有的国家曾经历过大规模的社会动荡，比如战争、革命和大规模的移民或者殖民政策、军事威胁、独立的官僚系统和富于技巧的领导等，这些方式使原有的社会势力被驱散、瓦解，从而为强大国家打下了基础。而有的国家则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历史演进，因而，这些国家仍然具有一个和国家争夺社会控制的强大社会。[98]而他认为，第三世界国家统治者拥有强大的资源却仍然难以将国家权力延伸到基层、为社会确立规则的原因，正是在于这些国家存在强大的社会在与国家争夺社会控制。旨在推进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种种资源往往反过来被社会强人以及社会强人所控制的国家代理人用来牟取利益，对于加强国家基础权力的资源配置最终被社会强人和国家代理人所吞噬掉。[99]
1704428750
1704428751
米格代尔认为，把国家视为理所当然使得我们假设国家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有潜力或者能力来实现它们的领导意图，这是十分危险的。而第三世界的研究发现的不是国家必将战胜社会，相反，国家难以为社会确立规则。[100]相当多第三世界国家的统治者们，掌有所有的重要资源，却难以实现国家的社会控制。[101]
1704428752
[
上一页 ]
[ :1.704428703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