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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Thomas Ertman，Birth ofthe Leviathan：Building States and Regimes in Medi-eval and Early Modern Europe，p.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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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国家政权性质与国家基础区分开来，使得我们可以对国家的基础权力的形成和发展单独加以分析。对于国家绝断权力和基础权力的区分并不说明这两种国家权力不存在任何相互关联，而是意味着对两者关系的讨论以两者的独立性为分析前提。将这两种往往被等同的权力区分开来，使得我们可以真正地对两者的关系加以探讨，并通过这两个概念的区分厘清国家的范围（scope）与国家的“强度”（intensity）或者国家的“范围”（scope）与国家的“力量”（strength）之间的关系。[57]在曼恩看来，所谓的国家强弱指的就是国家基础权力的强弱。而国家基础权力的强弱又有赖于国家基础设施的发展与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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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比较政治学中，许多研究者也都在使用“国家基础权力”的概念，或者在讨论与这个概念涵括的内容相似的问题。比如，蒂利认为讨论国家的税收、警察等等国家基础设施的发展和产生差异的核心问题是国家的“渗透能力”问题，即建立资源动员（税收，人力）的理性行政，维护公共秩序，协调集体努力（基础设施发展，紧急行动和防御）。[58]米格代尔则认为曼恩提出的“国家基础权力”的概念指的就是国家“社会控制能力”，他认为这种“社会控制”不是指心理学意义上的社会控制，它不仅包括了国家机构和人员的下沉，而且还包括国家配置资源以实现特定目的的能力和管理民众日常行为的能力，是国家成功地使用国家规定的规则取代人们自己的社会行为的倾向或者别的社会组织规定的社会行为的能力。国家能力的增加正是有赖于这种国家社会控制的增强。[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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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实现社会控制的目标必然要依靠国家代理人。在欧洲国家形成历史中，从封建国家向绝对主义国家转变意味着崭新的行政体系的构建，统治者通过行政体系将其社会控制的触角延伸。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统治者如何有效地监控其代理人不偏离其社会控制的目标，将其意志贯彻下去。国家社会控制过程中，这种对于国家代理人监控的重要性使得国家基础权力不仅仅是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代理人监控成为国家基础权力研究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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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国家基础权力演变的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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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关于国家形成和国家建设的研究中，研究者并不将影响国家基础权力的因素完全归结于不同国家的国家形式或者政权性质。通过更为具体的历史分析，研究者发现，统治者而非社会是国家基础权力发展的推动者；财政供给是造成国家基础权力差异的重要原因。进而，研究者考察国家基础权力的演变究竟是统治者在一定社会经济条件下作出的理性选择的后果，还是历史发展的路径依赖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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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统治者作为国家基础权力发展的推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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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国家形成和国家建设的研究，研究者在对国家基础权力演变进行历史性分析和强调国家相对独立性的基础上，提出国家统治者而不是社会是国家基础权力发展的推动力量。曼恩认为，苏联这样的共产体制权威主义国家的基础权力和绝断权力同样强大。[60]亨廷顿和斯考切波等也认为苏联政权具有高度制度化、职业化和等级化的官僚行政体系。[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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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这种判断，对于欧洲国家形成的研究把影响国家基础权力发展的因素追溯到了早期现代国家形成的不同历史进程，即欧洲国家从封建国家向早期现代国家转变的过程中，统治者创设一系列的制度网络和行政机构以建立国家与社会各阶级及群体的直接联系、实现从间接统治向直接统治的现代国家转变的过程。[62]从这种对于国家基础权力演变的历史分析出发，国家形成的研究与政治发展理论在诸多方面产生了差异，形成了以下三个方面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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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国家形成的研究把国家作为相对独立的政治实体而不是作为系统分析中边界模糊的“政治系统”来分析。在关于欧洲国家形成的研究中，国家的独立性在于统治者有独立的利益目标，这就是追求税收的增长。蒂利认为战争使得统治者有税收汲取的需求。利维（Levi）进一步提出，国家之所以成为区别于社会的行动者是在于，不管在何种政治体制下，都存在事实上的统治者，而不管是否有战争压力，统治者都存在独立的利益目标，即追求税收最大化。[63]不仅当公共财政和国家的统治阶级或统治者的财政混为一体时，统治者有足够的激励去寻求税收增长；就算有独立的公共财政，统治者也会追求税收的增长，因为税收最大化可以增加统治者私人的权力和威望，带来各种私人物品。[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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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国家形成的研究延续了韦伯对于国家形成的历史性分析，将国家基础权力的演变放在具体时空中考察，而不是抽象地讨论系统输入的变化如何相应地导致政治系统能力的变化，由此避免政治发展理论中的目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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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结构功能分析中，政治系统的“能力”是描述政治系统的运作以及运作变化的方式，对于政治系统能力的分析可以使得我们把握政治系统实现了何种发展。在系统功能分析者看来，政治系统“能力”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为系统输入所影响。阿尔蒙德认为，政治系统能力的变化是系统输入与政治系统的相互作用的产物。这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系统以“需求”和“支持”为形式的输入方面的变化会相应地引发政治系统在能力上的变化，即引发政治系统汲取、监管、分配和沟通等方面的变化，以取得系统的平衡。相应的，当一种或者多种“需求”或者“支持”的系统输入超出一定的内容、数量和强度时，就可能导致政治系统的功能性失调，影响到政治系统的汲取、监管、分配和沟通等能力。比如，大萧条和失业等导致对于工作和食物需求的急速增加，突发的战争威胁着领土的安全等等，都可能造成政治系统相关能力的失调。[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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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强调系统输入对政治系统发展的影响的基础上，在政治发展理论看来，国家能力的发展不过是社会系统（包括文化系统，社会结构，经济系统，人口系统等等）变化的结果。[66]因此，它强调政治发展的社会前提，认为官僚体系的完善与发展有赖于社会经济的现代化，比如，识字率的提高、劳动的分工、货币经济的形成、交通通讯手段的现代化等。[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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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一些系统功能分析将政治精英对于系统输入的不同反应也作为影响系统能力的因素之一，即精英可以通过对系统输入采取适应性回应、拒绝接受和提出替代方案等方式反过来影响系统输入，但是，对于国家形成和国家建设的研究者而言，这还并没有真正将“国家”自身的结构、制度以及统治者在一定历史环境下的选择纳入到分析范畴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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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家形成的研究者看来，系统功能分析和政治发展理论的问题在于它们将民族国家本身视为理所当然。因而，对于政治发展的研究也往往把国家能力的发展当成自然而然地从不发达到发达的直线过程，而忽视这个历史进程中国家是如何真正地挣扎而存活下来，具有强烈的目的论色彩。[68]在他们看来，政治发展理论无法解释在经济发展阶段相似、社会分化程度和劳动分工程度相近的国家中官僚体系存在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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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国家形成的研究把研究的焦点放在一个特定的单位内，比如，特定的领土、特定的国家和特定的人口中，从而避免目的论和直线发展观，以此来考查不同国家其国家基础结构的发展过程。[69]进而，国家形成的研究不将世袭制和官僚制作为前后相继的两个发展阶段，而更关注国家基础设施发展过程中横向的差异，即为何国家形成过程中，有的国家能够存活下来，有的国家则没有能够存活下来？为何不同国家行政体系的规模不同？为什么一些国家在国家形成的过程中产生了官僚制，而另外一些国家则产生了世袭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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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在历史性分析和强调国家相对独立性的基础上，国家形成的研究认为统治者在追求税收收入的过程中，推动了国家政权建设，促进了国家基础权力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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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在关于国家形成的研究中，虽然研究者也强调社会经济因素对于国家基础权力发展的影响，但是，这个过程并非社会经济现代化导致政治体系现代化的直线过程。国家基础权力发展并非是社会经济现代化的直接后果，社会经济因素只是限制或者促进了统治者的政权建设，从而对国家基础权力的发展产生了影响。政治事件，特别是战争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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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统治者而非社会是国家基础权力的推动力量。在国家形成和国家建设的研究中，研究者认为，对于民族国家的需要不是来自于社会，而是来源于统治者。国家基础权力发展的过程是统治者为了延伸其权力的触角而推动国家形成的过程。利维认为，包括任何政治体制的国家都存在着实际上的统治者。在她看来，君主、酋长、古罗马的参议会、总统和总理等国家制度体系中的最高长官等都属于统治者。[71]战争的压力推动了统治者将其权力向下延伸，以此汲取其所需的资金，从而创设了国家行政体系，推动了前现代国家的形成。[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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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欧洲国家形成的研究中，对于民主和公共领域在国家基础权力发展过程中扮演的角色，研究者的观点比较模糊。比如，虽然厄特曼（Ertman）强调将政权和国家机构区分开来，并提出如果议会早于官僚制而建立产生的可能是世袭式宪政国家，而没有议会的国家可能建立的是官僚制绝对主义国家。但是，他又认为，与独裁国家相比较，英国、瑞士这样的宪政国家在建立现代官僚体系上更有优势：一个强大的议会以及公共领域可以提供改革者最为关键的支持来克服既得利益的反对，消除世袭式的陋习；[73]此外，一方面，蒂利认为，政府的能力和受保护协商的程度是两个不同的纬度，在权威主义的国家，受保护协商的程度很低，但是政府的能力很强；另一方面，他又认为，政府能力的增强和受保护协商程度是互强的，国家的扩张产生抵抗、讨价还价和临时性的解决方案，而受保护的协商又可以鼓励国家扩张的需求，从而促进国家能力的增长；[74]而且，在蒂利看来，税收机构之外的公共职能部门的发展是统治者与社会阶级谈判过程中不得不建立的。因而，推动这些公共服务部门发展的动力似乎只能在于社会而不是统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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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这种研究路径中，虽然研究者并不否认宪政体制、民主议会、公共领域对于国家基础权力发展的促进作用，但是，他们更侧重于将统治者当做国家基础权力发展的推动者，通过考察统治者国家建设过程中面对的不同需求和不同限制来分析影响国家基础权力发展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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蒂利（Tilly）的研究充分展现了这种研究路径。蒂利认为，1500年之后，在欧洲，一个政治体是否能够存活下来并最终成为一个民族国家取决于它的统治者是否采取一系列行动来建立一个可以有效地汲取所需资源的机构。在他看来，欧洲国家基础设施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于对于资本和强制力的吸纳的进程之中。他认为，在公元1000年到1800年左右，欧洲经历了两个平行的变化。首先，在资本控制上，在1300年到1700年之间，欧洲的君主们在借款、对于产生财政收入的企业的管理都十分依赖独立的资本家，甚而有时在税收征收上都不得不依赖他们，并且还受到严格的契约关系的限制。但到18世纪末，主权者把财政机构吸纳到了国家结构中，从而显著地削减了独立承包人的干涉。其次，在强制力上，过去君主们不得不通过契约在拥有自身劳力支配权的民兵、零售商等中征兵。到18世纪末，他们直接把军队纳入了国家的政府构架中，并最终解散了外国的雇佣兵，并从自己的臣民中招募军队。[75]在从依靠各种独立中介人到建立国家的直接统治的转变过程中，统治者们不得不为了财政收入、人力和各种战争需要而和资本家以及社会其它阶级讨价还价。社会各阶级对国家提出了无数的新要求，包括养老金、穷人救济、公共教育和城市规划等等。由此，国家从战争机器演变成了一个多功能的组织。[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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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国家形成研究的这种研究路径也影响了许多关于第三世界国家建设的研究。战争压力下统治者国家建设的努力被认为是国家基础权力发展的推动力量。在这些研究中，新兴国家的战争或者政治暴乱并不被认为是政治腐朽的标志，而是国家形成过程中国家原始权力积累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通过这种暴乱，统治者对于税收汲取的需求推动了统治者国家建设的努力，从而使得国家走向更高层次上的秩序。[77]统治者税收汲取能力的发展也受到了特别的关注，成为国家基础设施发展研究的关键问题。[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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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中国1949年前国家形成和国家建设的研究也深受欧洲国家形成的影响。艾森伯格（Andrew Eisenberg）认为，韦伯的世袭制的概念适用于中华帝国历史的分析，它为中华帝国历史的相关数据和解释提供了一个广阔的、灵活和准确的框架或者说是一个理想的、典型的指南。[79]对于秦代国家形成的研究则认为，西欧国家形成的文献研究成果是适用于早期中国历史的，正是战国时期的战争以及交通发展、货币统一等带来的监控能力的发展推动了秦代官僚化进程以及国家的形成。[80]而拉丁夫·萨克斯顿（Ralph Thaxton）认为，民国时期国家对于资本的急迫需要，使得国家采取包括建立盐警和税警并加强监督监管等等的一系列措施来推动官僚化的进程，加强国家的基础设施。正是这种以盐警、税警为代表的国家基础设施的增强及其对于乡村的渗透，而非国家的虚弱，引发了农民革命。[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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