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4429548
1704429549
50年代，摊联会的办事员一般是临时雇佣人员，主委、委员是基层组织的核心。在小商贩联合会中，国家日益提升办事员的地位，并以国家专职干部担任，通过强调办事员对于联会的主导，国家强化了对于小商贩联合会的控制，也使得小商贩联合会日渐脱离小商贩，丧失其原本就有限的独立性，进一步被纳入国家政权体系。
1704429550
1704429551
第四，小商贩联合会会费收取和管理混乱。比如，东山区小商贩联合会发现，工委会财政上随意开支，浪费严重。作为只有189个会员的工委会，废品行业工委会既无区小商贩联合会的布置，又未征得区小商贩联合会的同意，就擅自召开只有38个代表的代表大会（按规定工委会是派出机构，不召开代表大会），并大开筵席，花费了480多元的开支。在未征求区小商贩联合会的同意和区小行贩联合会已建立百货行业工委会的情况下，百货管理部擅自建立百货行业第二工委会，会衔名义上是“东山区小商贩联合会百货行业第二工作委员会”，实际上与区小商贩联合会全无工作关系，并还按照超出区联会规定的会费标准收取会员高额会费。[191]
1704429552
1704429553
1966年，广东省撤销小商贩联合会。根据1966年广东省商业厅、供销社、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撤销各市、县小商贩联合会机构的报告》，小商贩联合会存在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人浮于事，支薪人多，工作人少，加重了小商贩的负担。比如，在只有520名小商贩的惠州市，小商贩联合会即有9个脱产人员。“他们白天上午九时上班，十一时下班，下午不工作，溜大街。”第二，由于小商贩联合会收费较高，普遍都有结存，加上管理制度不严，以致乱花滥用、铺张浪费的现象相当普遍。如开平县小商贩联合会从1962年至1964年11月止，共收取合作商店会费45，019元，仅有几个人办公却开支办公费、会议费等31，731元。第三，发号施令，各搞一套，不服从归口部门的领导。比如，擅自提高收费标准，擅自开会等。鉴于这些问题，“为了精简机构，减轻小商贩的经济负担，加强领导”，广东省人委决定从1966年3月起撤销各地小商贩联合会组织。[192]
1704429554
1704429555
广州市也随之撤销了小商贩联合会，“一，小商贩联合会和各行业工委会的机构撤销后，原有任务，统由归口部门负责。”“二，市联会的干部由市工商局安排，各行业工委会（包括综合工委会）的干部全部由各归口主管局负责安排到各归口公司搞私改工作。郊区联合会干部，分给郊区商业局、供销社各一半。联合会的脱产委员全部由各归口公司安排到合作商店。”
1704429556
1704429557
有意思的是，广东省撤销小商小贩联合会原因之一是联合会收费加重了小商贩的负担，但是，广州市却规定：“撤销小商小贩联合会后，对征收小商贩的各种费用，仍维持不变。作为管理小商小贩的一切经费。”[193]我们后面可以看到，在个体劳动者协会成立之时，就规定这些遗留的经费转到个体劳动者协会作为经费。
1704429558
1704429559
（四）国家的依靠力量之四：政治运动和教育训导
1704429560
1704429561
在政治运动中，教育训导作为独特的社会控制和代理人监控方式得到了最集中的体现，一方面，政治运动和教育训导同样是1978年前的国家加强其社会控制能力的重要方式，是国家加强小商贩管理、抑制市场违法的重要手段；另一方面，这种思想改造不仅旨在坚定干部的阶级觉悟和政治立场，而且它也是反对“官僚主义”、加强代理人监控的重要手段。
1704429562
1704429563
首先，对于1961年下放小商贩管理体制后出现的各种市场管理问题，国家不仅求诉于公有制经济的业务控制以及市场管理所和基层市场管理网路的管理，而且，通过政治运动来抑制小商贩市场违法行为也是重要的方式。
1704429564
1704429565
在广州市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小商贩按照行业归口开展运动。比如，在蔬菜行业社教中，小商贩就针对重新开放自由市场后出现的单干风、投机倒把、资本主义自由倾向等问题开展辩论、批评与自我批评。[194]烟酒糖糕行业的小商贩总人数742人，在社教过程中，培养了骨干45人，积极分子89人，认定了受苦人数145人，典型苦主451人。此外，还细致地对小商贩家庭出身、本人成分进行了清理。[195]土特产煤建废品行业的个体户在社教中开展诉苦、挖苦根、找甜根、报上当、批驳谣言、分清大是大非等活动，树好典型，批坏典型，不仅明确了两条路线的斗争问题，而且还结合业务，加强了市场经营行为的规范。[196]
1704429566
1704429567
市场的管理委员会也不断地对照运动要求发掘自身的问题，东山区龟岗市场在社教中就提出，市场领导和组长骨干存在严重的问题：有的人官气十足，脱离群众；有的乱指乱说，光靠指挥；有的一团和气，遇事求全，听之任之。而市场普通职工阶级关系复杂，队伍不纯，有政治渣滓16人，有贪污盗窃违法乱纪9人。[197]此外，广州市还要求各单位配合运动的展开，发掘投机倒把分子，做好材料收集与传递工作。开展五反和社教运动的各单位，负责检查与本单位有关的投机倒把分子的案情。[198]
1704429568
1704429569
其次，在强调基层市管机构是市场管理专政机关的情况下，人员的非正规化、处罚权的分散和处罚程序的不完善都使得基层市场管理人员处罚权的滥用难以避免。1978年前的基层市管机构中侵犯人权、随意罚没、私占私分等问题并非少见。针对这些问题，除了推进人员正规化建设、建立初步的行政处罚程序和集中处罚权力之外，国家还通过政治运动中反复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强化市场管理人员的意识形态约束，克服正式制度安排不健全带来的代理人监控问题。
1704429570
1704429571
在广州市，通过政治运动清理的国家工作人员数目庞大。在东山区，仅仅在1958年1月到1961年4月期间，全区受批判处分的党员干部职工就总共有2，613人（包括反右派、反地方主义案件中处理的489人）。其中，党员508人，占党员总数的18.25％，干部947人，占干部总数的25.1％，团员273人，占干部总数的14.53％。[199]
1704429572
1704429573
1962到1964年间，广州市又开展了“五反”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凡国家机关、国营和公私合营等全民所有制的国家干部和职工全部参加“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的“五反”运动。同时，手工业、小商贩和其它集体所有制职工和街道居委会等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1704429574
1704429575
在“社教”和“五反”中，广州市新兴建立的基层市场管理机构的各种问题被“深挖”出来。1962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期间，东山区市场物价管理委员会对于基层市管所的调查报告，和1964年越秀区五反专案组对越秀区十八条街道市管会的情况汇报等资料，发掘和批判了当时广州市基层市场管理机构中存在的各种问题。
1704429576
1704429577
这两份报告认为，基层市管人员普遍存在作风粗暴、侵犯人权、随意打骂等现象。比如，东山区基层市管人员“以捆绑、推拉、泼水以及恐吓等侵犯人权、违反政策的手段，代替思想政治教育，没有坚持以说服教育为主、以理服人”。在越秀区，街道市管人员对违法分子随意打骂，使用刮（刮鼻子）、剪（剪发一绺，以资识别）、铐（手铐扣人）、淋（把小孩装在箩筐里并用水淋）、禁（禁闭藤萝里或者楼梯底下）等侵犯人权的方式。而海珠区档案馆更藏有《杨敬之控告洪德街市管会工作人员非法搜查人身打伤逼死人命来信问题》一档，反映了当时街道市管员打伤逼死人命的事件。[200]
1704429578
1704429579
此外，这两份调查报告还反映，基层市管人员经常随意罚没、私占私分，基层市场管理机构财务制度混乱。比如，东山区大塘街法政南街市管会处理的案件差不多全部没有经过领导审批。越秀区某街道市管会私分物资数量巨大，包括了“当归26斤，党参37斤，人参2月另6支（注：原文如此），香烟1，145包，烟叶300多斤，烟丝5斤，番薯1，300多斤，粟米1，000多斤，手表5个，猪肉几十斤，蔬菜等副食品无法统计”。并且，物资仓库无专人负责，有不少案件在冻结、没收单据里没有写清违法物品的商标、规格、数量、新旧、好坏、真假等，可以随便偷龙换凤。基层市场管理机构中还存在任意动用公款、贪污舞弊等严重问题。比如，越秀区某街道市管会以加班费为名，随便支付加班费、快餐费、早夜餐费，擅自购买高价生活用品以及体育用品。[201]
1704429580
1704429581
越秀区五反专案组认为，市场管理中存在的问题“极大激发了群众对政府的不满”，专案组批评基层市场管理机构，认为它们对于地下工厂、投机倒把反革命分子难以发现和查处，却对一些农民来市出售产品和因生活困难而出卖自用物品的老弱残疾、鳏寡孤独的群众以打击的办法对付，产生了极坏的社会影响。以下的案件就是一个典型。在这个事件中，某街居民单某因为小孩生病，生活困难，无钱医治病孩，同街坊借钱。街坊因无钱，而家里有六七斤大头菜，就借予单某。于是，单某用箩筐将大头菜装到农贸市场出卖，途中遇上了兼职市管员赖某。赖某认为，单某是炒卖，要没收大头菜，遂将单某带到派出所，并强加单某惯炒、屡教不改的罪名，将物品全部没收。随后又将单某送到拘留所，拘留了15天。单某拘后一个星期，不满一岁的小孩就病逝了。[202]
1704429582
1704429583
在政治运动中，整顿街道市管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清理基层市管人员，五反专案组认为政治身份不纯的市管人员大多存在违法乱纪行为。越秀区街道市管会就被认为存在“阶级观点模糊，用人不问政治”的问题。五反专案组发现，“作为打击投机倒把专政工具的队伍，街道市管会过去吸收百多个专业人员没有严格履行审查手续，连简单的表格都不填写，队伍不纯的现象严重：专业人员中有贪污行为的5人，另有杀父仇人的1人，亲属被管制或监督劳动的3人，资本家老婆1人，劳释犯2人，炒卖分子1人，违法犯纪者1人，‘牛女’1人，共10人”。在雇用专业人员的过程中，对于有的身份不纯的人员，派出所不同意入户口，但是，有的工商所所长还坚持吸收使用，并将市管所的财务工作和公章都由临时专业人员管理。[203]
1704429584
1704429585
政治运动并不仅仅是单纯的“阶级净化”、人员清理，它还是集中性的、强化的“教育训导”过程。新政权通过建国以来反复的各种运动，伴以反复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等方式，将各反动阶级“搞臭”，树立社会各成员新的身份意识和意识形态教化。林德布罗姆将这种独特的控制方式称为“教育训导”。正是由于独特的控制方式的存在，使得当时的中国并不如台湾国民政权或者斯大林政权那样依赖于高压政治。[204]
1704429586
1704429587
在广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本身就是一场不断推动思想改造的运动，通过大辩论等形式将国家的意识形态贯彻到社会。社教运动中，在反复交待政策后，要求鸣放深透、敞开思想、摊出问题，自由辩论、开口交待。一方面，对错误言行进行分析挖根批判，摆事实讲道理、算账对比弄清是非；另一方面，推动自觉“照镜”，澄清错误思想和错误言行，争取大多数中间分子向左转化。[205]
1704429588
1704429589
根据“社教”和“五反”的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求必须层层下水“洗好澡”。“解决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敢于发动群众，敢于引火上身，发动群众揭盖子，一句话就是要有群众舆论的压力。”“洗澡”包括几个阶段：机关领导在党委扩大会上洗澡，然后在群众中洗澡。基层企业单位在党委扩大会上洗澡，然后在党员大会上洗澡，最后在群众或职工代表大会上洗澡。领导干部洗好澡的标志有三个，一是交待彻底，经过分析提高了认识；二是对克服缺点和错误表示了决心，并提出了整改意见；三是群众基本满意。[206]
1704429590
1704429591
在领导干部洗澡的同时，普通干部要求进行“放包袱”，自我批评。“号召干部自觉检查，自我交待，主动放包袱，互相批评，互相帮助。先放小，后放大。先放一般的，后放严重的。先放铺张浪费、官僚主义和分散主义的问题，后放贪污浪费和投机倒把的问题。”“要启发引导大家用阶级分析的方法，认识错误的性质根源及其危害性，以达到改变干部的精神面貌的目标。”“一定要贯彻说服教育、吸收洗澡、轻装上阵，团结对敌的方针，通过会议对笔算账，真正做到从思想上解决问题。”[207]在领导干部“洗澡”和普通干部“放包袱”后，“五反”还要求“继续发动群众，揭发检举和斗争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分子，让干部和群众再一次受到活生生的阶级斗争的教育和锻炼”。[208]
1704429592
1704429593
这种不断的思想改造、意识形态的教育和训导是当时国家代理人监控的重要方式。东山区市管会就总结道：“五反”中，通过两个阶段的学习，认识到过去在工作中未能做到耐心教育、以理服人，甚至有骂人、推人、恐吓人的压服办法，使违法者未能做到心服口服，造成党的政策在群众中有很坏的影响，通过互相帮助，摆问题，查事实，不少市管员都能敞开思想，有啥谈啥，检查出不少问题。[209]
1704429594
1704429595
1704429596
1704429597
[
上一页 ]
[ :1.704429548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