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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区个体劳动者协会、区私营企业协会，《关于增加为会员服务项目实施方案的通知》，2003年12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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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访谈，A工商所所长，2006年8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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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即县（区）级协会每年收取的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会员费按总数的20％上缴地级市协会（中山和东莞等市所辖的基层分会上缴市协会的比例可提高到30％）。上缴省协会的会员费由地级以上市协会按年度定额如期上缴。《关于印发〈广东省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会员费收缴、管理、使用等规定〉的通知》粤个私协字〔2004〕12号，2004年1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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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对增城市个、私协违规收取会员费问题的通报》穗工商纪〔2003〕35号，2003年9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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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访谈，A工商所内务组工作人员，2006年8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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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工商所个私协分会与理事的关系不同于与普通会员的关系。理事可以从协会获得诸多“服务”。理事每年可以国内旅游一两次。同时，年终还可以参加协会组织的活动，比如文体活动和春节酒会。在这些活动中，一般也可以领取奖品或者礼品。这些费用都从会费中开支。并且，理事还可以加强和工商所的联系，获得更多资源。同时，工商所也依靠理事完成国家下达的捐款任务等。协会工作人员就举例说：“上级下达5000元的捐款任务，那就需要这些理事平均负担。就像政府号召那些大企业捐款一样，你以为他们自己愿意捐的，不是政府领导打电话一个一个叫吗？我们工作做好了，叫人家捐，人家才看你的面子，愿意捐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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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金山爱认为，后毛泽东时代国家基础权力有了很大的改善，各种政策执行中的问题与其说是代理人监控能力的有限，不如说是国家政策的优先度或者国家是否真正地意图实现这些政策目标的问题。参见Maria Edin，“State Capacity and Local Agent Control in China：CCP Cadre Management from a Township Perspective，”The China Quarterly，No.173（2003），pp.3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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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变中的工商所：1949年后国家基础权力的演变及其逻辑 第六章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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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国家基础权力的讨论并不意味着它和国家绝断权力的截然区分，只是新兴民主国家面对的国家失败和国家建设问题使得国家基础权力的发展理应成为可以进行单独分析的对象。并且，国家基础权力本身也隐含着对于国家绝断权力的制约：国家基础权力发展对于国家代理人任意权力的制约促进了市民社会权力的伸张，正是将国家基础权力作为国家权力相对独立的纬度才使得国家与社会的互强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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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比较政治学和中国研究中，学者们对于国家基础权力的探讨给我们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和睿智的经验分析。研究者从权威主义和共产体制的研究角度考察国家基础权力发展的影响因素，并以此为标尺勾勒1949年后国家基础权力演变的轨迹，由此对1978年后国家基础权力究竟是日益衰败还是逐步改善产生了不同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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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这两种研究视角不同，从国家建设的视角考察1949年后中国国家基础权力的演变，可以使我们不仅仅将共产体制国家或者权威主义国家的民主转型作为变化的衡量尺度，还可以将新政权国家建设历史进程中的变迁和延承纳入研究视野，从而，让我们从另一个侧面认识1949年后国家政权的历史和现状、把握中国国家政权体系演变的脉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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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研究从国家建设的视角出发，以工商所为研究对象，勾勒广州市工商所历史和现实运作的图景，聚焦于以下三个问题：第一，1949年后中国国家基础权力究竟发生了何种演变？第二，1949年后影响国家基础权力发展的因素是什么？第三，国家基础权力如何影响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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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寻求这三个问题的答案的过程中，一方面，本书从国家建设的角度把握不同于权威体制和共产体制研究视角下的1949年后国家基础权力演变的轨迹；另一方面，本文试图探索1949年后中国国家基础权力演变与欧洲国家形成过程中国家基础权力发展的异同。由此，通过案例分析得出以下初步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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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变中的工商所：1949年后国家基础权力的演变及其逻辑 一、1949年后国家基础权力的演变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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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家建设的角度考察国家基础权力的演变，可以使我们不仅仅看到后权威主义体制的持续存在或者市民社会的发育成长，也不仅仅看到群众路线、政治运动等独特的社会控制和代理人监控方式在1978年后的消失或者延存。在广州市工商所的案例研究中，国家建设的研究视角从另一个侧面展现了1978年前后两个阶段统治者国家建设过程中所面对问题的延承和变迁，勾勒出了1949年后国家基础权力的不同演变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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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1978年前，与欧洲国家形成的过程相似，统治者国家建设中同样面对如何供给不断向基层延伸的国家机构的问题。并且，为了解决财政经费不足的难题，国家同样规定这些机构从其承担的行政管理任务的收益中开支。与欧洲国家形成的经验相比较，这时期，虽然基层市场管理机构的这种经费体制并没有产生世袭制行政体系的职权私有和赤裸裸的私利攫取，国家市场控制的目标并没有被严重扭曲或者完全落空，但是，它同样阻碍了人员正规化建设，并促发了基层市场管理机构的逐利导向，导致了各种市场乱收费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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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广州市工商所的案例中，1978年前市场管理的群众路线和政治运动促进了国家市场控制目标的实现，从而也掩盖了国家政权建设存在的问题，即财政经费的不足限制了基层市场管理机构的建立和完善。在广州，国家无法提供基层市场管理机构稳定的财政经费供给，这严重阻碍了国家基层市场管理机构建设的努力。新政权建立之初，由于缺乏财政经费，国家无法供给区级市场管理机构，而只能从收取的摊贩税提成手续费解决。在这种情况下，国家更不可能建立区县级以下的基层市场管理机构。为了加强市场管理，国家不得不依靠市场管理的群众路线来延伸国家权力的触角：国家推动建立了摊贩管理委员会、摊贩联合会等摊贩组织，并在社会经济各个部门和基层政权中建立了广泛的基层市场管理网络。这两者一直延存到“文革”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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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年代初，为了加强对于小商贩经济的控制，广州市成立了市场管理费所和工商行政管理所，这也是国家市场管理机构第一次延伸到基层。但是，国家仍然没有能够提供基层市管机构稳定和有保障的经费供给。按照规定，广州市的市场管理所和工商行政管理所都从市场管理费和罚没收入返还中开支，并规定市管费统一由区县级工商局管理。“文革”后期，国家曾经下文将工商所人员经费全部纳入财政开支，但是，仍然允许工商所收取市管费，并明确了罚没款按比例返还政策，形成了工商所“吃杂粮”的经费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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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国家形成过程产生的世袭制行政体系中，国家机构自给自足的经费体制可能使得其代理人利用统治者赋予的职权攫取超出统治者允许范围的利益，后果是职权的垄断性占有和广泛地利用这种职权牟取私利官员的广泛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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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期，虽然基层市场管理机构这种经费体制带来的问题远没有世袭制下产生的陋弊严重，但是，它并非没有带来问题。财政经费的缺乏不仅使得基层市管机构的建立受限，而且在市管费收入由市管机构坐收坐支的情况下，基层市场管理机构的逐利导向已经显现出来，各种市场乱收费难以杜绝。鉴于这些乱收费的盛行，国家曾试图改变基层市管机构的经费体制，下令禁止收取市管费，基层市管人员由原调出单位供给。但是，由于基层市场管理机构的经费无法得到保障，因而改革无法得到落实，而这又带来乱收费的滋生。国家的政策在基层市管经费保障和禁止乱收费之间纠结。同时，自给自足或者“吃杂粮”的经费体制还使得这时期基层市场管理机构的人员正规化难以完全实现。虽然政府一再强调清退临时人员，但是广州市的基层市管临时人员和正式人员同步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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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从统治者国家建设的角度考察工商所的演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看到国家基础权力在1978年后的延续和改变。这种延续和改变不仅体现在市场管理领域群众路线的退出，国家对于政治运动的抛弃和意识形态约束的淡化，更体现在工商所建设所面对的经费问题的延承和统治者国家建设的努力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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