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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如此，决策者才很难描述自身的直觉。即使是学者和专家，要想清楚地说明此概念，也会感到异常为难。举例说明， 1978年，李·比奇和特里·米切尔提出了决策的“可能性模型”（contingency model），认为人类所采取的决策策略，会根据决策任务的背景变化而有所差异。有时，人类会使用严谨的分析方法；有时，则会依赖于非分析方法。比奇和米切尔在解释“严谨的分析方法”时，如行云流水般得心应手。但轮到“非分析方法”时，他们则显得捉襟见肘，只能泛泛地解释为“直观感觉”，或者说抛硬币，甚至提到了“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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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可以说，至少直觉的部分含义就包括了“运用经验识别情境并知晓如何应对”的能力。如此定义，则直觉也就不再显得那么玄妙了。事实上，识别启动决策模型的简单版本，就相当于是一个直觉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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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每一个人来说，直觉都是重要的力量之源。虽然如此，我们却无法观察自身在日常生活中运用直觉的方式方法，而且在与他人进行辩论时，我们也很难清楚地解释自身决策的基础。由此，直觉不免显得“名声欠佳”，相反，如果决策源自于精妙的分析，考虑到了所有相关因素，清楚地说明了各种混淆因素，并根据全部的前提条件，通过明确的线性分析而得出结论，这样的决策必然备受青睐。事实上，威尔森和斯库勒于1991年所开展的研究表明，如果要求人们分析自身偏好的内在原因，并且评估各选项在所有维度上的得分高低，则他们的决策质量反而会更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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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觉并不是绝对可靠的。有时，人类的经验会误导自己，之后，这些失误则会加入到我们的“经验基地”当中。试想，你在一座陌生的城市驾车，看到了一处路标，譬如是一座加油站，然后你说道：“哦，现在我知道咱们在哪儿了。”尽管你的配偶拿着地图，强烈抗议，但你依然固执地转了一个“具有决定性质”的弯，最后行驶到了一处无法变道的斜坡入口，只能开进自己一直在竭力避免的那条高速公路。看来，开几英里的冤枉路是不可避免的了，你垂头丧气地辩解道，刚才那座加油站看起来不是自己头脑中有印象的那座：“我以为自己识别出来了，结果却犯了大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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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访谈的消防指挥官表示，他们知道自己有可能会对情境作出误判。即便是那位误认为自己拥有“超感官知觉”的指挥官，也不敢一味依赖第六感。为了避免错误发生，消防指挥官会将自己的“预期”作为防护堡垒。如果他们正确解读了眼下情境，那么自身预期就会得到验证。如果他们犯下错误，则会迅速调动自身经验，识别出异常信号。在“脏衣物通道失火”的示例中，消防指挥官一听到火势已经蔓延至二楼，就马上逃出了大楼。他需要对大楼的火情重新进行判断。认为自己拥有超感官知觉的指挥官，在发现事态与预期不符之后，也马上将属下疏散到大楼之外。这些决策者可以依据自身经验，形成对事态发展情况的预期，因此他们能够在情况生变之初就有所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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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直觉、经验和超感官知觉混淆的并不只有消防员。海军军官亦在此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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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七 皇家海军舰艇格洛斯特号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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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2月，笔者了解到了关于皇家海军舰艇格洛斯特号的一件奇闻逸事。格洛斯特号是一艘英国42型轰炸机，在波斯湾战争末期，不幸被蚕式导弹所攻击。负责防空的军官坚信，雷达屏幕上所显示的是攻击型导弹，而不是友国飞机。发现目标数秒之后，确认工作尚未结束，防空部队的反攻击程序即已启动──尽管从雷达信号上难以分辨目标究竟是导弹抑或飞机；尽管美国海军飞机确实曾经从同样一片水域上飞行经过。防空军官无法解释为什么自己认为目标是蚕式导弹。事后审查资料的专家也说，分辨目标为何物是根本不可能的。尽管如此，军官坚信自己的判断。之后，他将目标成功击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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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他手下的上尉对于这一决策并不那么充满信心。我们的研究团队观看了雷达资料录像，并听取了他们的工作录音。雷达信号显示的目标被摧毁之后，上尉迟疑地问道：“是谁的鸟？”（也就是说，是谁发射了摧毁未知目标的导弹）。防空作战军官紧张地答道：“是我们，长官。”在接下来的四个小时，皇家海军舰艇格洛斯特号通过多方努力，重点排除了击落对象是美军战机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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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家海军舰艇格洛斯特号之谜，也就是“军官为什么固执地判定未知目标是蚕式导弹而不是友军战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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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7月，我为乔治·布兰德开展了“认知任务分析”访谈工作坊。布兰德是联合王国国防研究机构的人因领域专家。经布兰德协调，我们对在职海军军官进行了认知任务分析访谈。受访对象中，就包括了中尉迈克尔·瑞雷，格洛斯特号击落蚕式导弹时的防空作战军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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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本以为瑞雷已经讲腻了那次事件，结果恰恰相反。他仍然对那段经历好奇不已，还建议我们应该将工作坊重点集中在“蚕式导弹事件”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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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清晰明了。格洛斯特号驻扎在科威特海岸周围约二十英里处，毗邻科威特市。蚕式导弹约在当天凌晨五点发射。一看到雷达上的信号，瑞雷就坚信，那是一枚导弹。他盯着屏幕看了四十秒钟，终于搜集到了足够的信息，来支持自己的直觉。之后，他发射了格洛斯特号自身所携带的导弹，摧毁了蚕式导弹。整个事件历时仅约九十秒钟，而且，格洛斯特号差一点就错过了防卫时机。瑞雷坦承，第一眼看到雷达信号之后，“我就觉得自己也就只能再活一分钟了”。谜题在于，他是如何认定目标是蚕式导弹，而不是美军A-6战斗机呢。蚕式导弹的速度约为600~650海里每小时，美军A-6战斗机在执行轰炸任务返航后的速度与之相似。两者体积相似，在雷达屏幕上的信号特征也相同。之所以体积相近，是因为蚕式导弹携带的弹药量异常惊人。与单层公交车的体积不相上下，足以摧毁42型轰炸机，如格洛斯特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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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将美军A-6战斗机与伊拉克蚕式导弹区分开来，可利用四个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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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位置。联军知道伊拉克蚕式导弹基地和海军舰艇的位置所在。理论上来说，战机应该按照预设路线返回基地，但是，美军飞行员在执行任务之后，往往会抄近路返回，并且经过上文提及的蚕式导弹基地。之前数日，他们都是这样做的。雪上加霜的是，英国海军舰艇最近向海岸方向移动了一段距离，可惜，飞行员却并没有考虑到基地位置转移这一情况，仍然频繁地从舰艇上方呼啸而过。瑞雷和同事强烈要求友机不要在英国基地上方飞行，但无济于事。因此，“位置”这第一种方式，在辨别雷达信号上毫无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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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雷达。 A-6战斗机上装有辨认雷达，但是，绝大多数在完成任务返航时都处于关闭状态（如果开启雷达，则容易被敌军发现）。因此，即使没有接收到辨别雷达信号，也无法完全确认目标就是导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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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 一种特殊的电子系统，名为“区分敌我”（IFF），飞机可以使用此系统，通过电子通信方式，说明自身状态。显然，对敌军战机而言，区分敌我系统就如同归航指引灯，很容易被敌军发现，因此在接近敌军领域时飞行员会关闭此系统。脱离敌军领域后，飞行员再开启此系统，以便友军甄别，避免误击。然而，在执行过轰炸任务、逃离了敌军攻击之后，大多数A-6战机飞行员皆迟迟不会开启区分敌我系统。因此，没有检测到区分敌我系统，也无法说明任何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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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高度。蚕式导弹的飞行高度约为一千英尺， A-6战斗机则可爬升至两千至三千英尺。可见，高度是进行鉴别的主要线索（若A-6战斗机机翼受伤，则其飞行高度将有所降低，但也不会低于两千英尺）。不幸的是，格洛斯特号的舰载992和1022型雷达皆无法提供高度信息。事实上，舰上亦无任何侦测陆地目标的雷达，只有在目标“足湿”（也就是飞离海滩，行至海上）之后，才可侦测到其信号。雷达将沿垂直方向不断扫描，涵盖360度的范围，直到雷达操作员发现可疑目标，方才停止。之后，格洛斯特号才能打开909型雷达，沿水平方向进行扫描，估测出目标的大体高度。 909型雷达启动之后，需要三十秒时间，方可搜集到高度信息（令人恼羞成怒的是，格洛斯特号的武器指挥官在输入轨道编号时，接连犯了两次错误。第一次，他刚要输入，轨道编号就发生了变化；第二次，他输错了数字顺序）。结果，发现目标足足四十四秒之后，瑞雷方才得知，根据909型雷达的数据，目标高度约为一千英尺。这之后，瑞雷才下令，向目标发射导弹。尽管如此，从看到目标信号的那一刻、在909型雷达启动之前、远在收到雷达数据之前，瑞雷就感觉到，那是一枚蚕式导弹。由于他的判断并无客观根据，因此瑞雷坦承，他认为自己拥有超感官知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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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在这次事件中，可利用的信息非常之少。雪上加霜的是，燃烧的油井产生了大量烟雾颗粒云层，与空中的水汽结合之后，模糊了雷达的视野。格洛斯特号的任务，是保护一支小型作战力量，其中就包括了美国密苏里号军舰，当时，该舰炮火正在狂轰滥炸科威特海岸，若干水雷清除舰当先开路，随同其他战舰帮助密苏里号逐渐靠近海岸区域。密苏里号不断靠近海岸，在蚕式导弹攻击事件当天，距海岸仅有二十英里远。距离越近，格洛斯特号针对蚕式导弹攻击的反应时间就越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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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雷为我们讲述了该次事件的背景信息。当时，战争行将结束，以美军为首的联军正在向科威特城推进。马上，他们就将摧毁蚕式导弹基地。密苏里号的猛烈炮火让基地千疮百孔。同时，联军还采用了直升机伪装作战法。大量直升机从航空母舰起飞，发动伪装攻击，然后再返航。瑞雷在脑海中进行了模拟，想象自己是伊拉克蚕式导弹操作员。如果他们不马上发射导弹，就会丧失时机。导弹已经不再值得珍惜，何况，他们还有一个大型而“丰满”的目标，密苏里号。倘若瑞雷是蚕式导弹操作员，他就会在这时发射导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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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洛斯特号的舰员们共事已达一个多月之久，每六个小时换班一次。也就是说，舰员六个小时都要盯着雷达屏幕，接下来的六个小时，才可以去吃饭、执行其他任务、抓紧时间睡觉休息。当时众人皆疲惫不堪。瑞雷值班从午夜开始，这意味着，他的同事已经连续工作五个小时了。正是因为瑞雷模拟了一下自己如果是蚕式导弹操作员会如何行动，他才认为，格洛斯特号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大概在攻击发生前的一个小时，瑞雷警示自己的部下，要保持最高度的警戒状态，因为，伊拉克人最有可能在那时向他们开火。瑞雷大约在凌晨4∶55再次重申了自己的训诫。恰因如此，导弹来袭时，所有人员都已做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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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追问瑞雷，在第一次看到雷达信号的时候，他注意到了什么。他说，不到五秒钟，他就意识到那是一枚导弹。鉴于922型雷达的频率是四秒，这就意味着瑞雷在第二次脉冲时就确认了目标属性。瑞雷感觉到目标正在不断加速，几乎是难以察觉到的。这就是线索。 A-6战斗机飞行速度恒定，但是，这个目标看上去自从离开海岸就在不断加速。所幸，当时没有发生其他空中袭击，他和同事们可以全神贯注地处理此次威胁。否则，他怀疑自己或许注意不到目标在一直加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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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似乎解答了一切谜题──可惜，在瑞雷结束访谈之后，我们发现了他叙述中的矛盾之处。首先，如果不看完三次雷达脉冲，他根本就无从计算目标的加速度。他需要将“第一次和第二次的脉冲间隔”与“第二次和第三次的脉冲间隔”进行比较，以便确定哪次间隔更长。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在目标整个飞行过程中，脉冲间隔都没有发生过改变。我们无法辨别出任何加速的痕迹，分析录像带的专家也没有找出证据。因此，从客观指标上来看，无法断定目标正在加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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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对“瑞雷认为自己从一开始就知道目标是导弹”这一感觉存有疑问。导弹是在飞离海岸之后被雷达捕捉到的，在那之前，地面的杂乱物遮蔽了雷达信号，直到目标飞至水域，第一次脉冲才出现在雷达屏幕上。这整个过程就要体现为一到两次脉冲。之后， 992型雷达扫描了目标轨道。让瑞雷如此警觉的轨道有何特点呢？我们反反复复地观看了录像，试图解答这一难题。终于，我们认清了真相。鲍勃·埃利斯，法恩波拉夫国防研究中心的工作人员，终于找到了答案（阅读下文之前，读者可重新阅读前文信息，并形成自己的结论。上文中，所有相关信息皆以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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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利斯想知道，为什么在轨道并无加速、必要信息尚未收集完毕之时，目标信号的速度看起来确实是在增加呢？他意识到， A-6战斗机和蚕式导弹之间的唯一区别就是高度：一千英尺与三千英尺的区别。在目标离开海岸之前，其雷达信号被地面杂乱物所掩蔽。格洛斯特号距海岸二十英里远。埃利斯推断， 992型雷达对飞行高度为三千英尺的目标信号的捕捉，要早于飞行高度为一千英尺的目标。较低飞行高度的目标，被地面杂乱物所遮蔽的时间更长。也许，这意味着，更高的飞行目标，在三千英尺处，从“足湿”开始，在雷达第二次脉冲时即可被发现；而蚕式导弹，飞行高度为一千英尺，直到第三次脉冲时方可返回信号。直觉上，与A-6战斗机相比，蚕式导弹要在更加远离海岸的地方才可被雷达检测到。格洛斯特号的舰员以及瑞雷，对A-6战机的信号熟稔于胸。他们知道蚕式导弹基地的位置，也在密切注意来自该地点且距离海岸特定距离的目标的雷达脉冲。随后，瑞雷发现，雷达脉冲显示，目标距海岸较平时远。这让他高度警戒，彻骨冰冷。第二次返回的雷达信号显示，目标速度为600~650海里每小时，与平时相同。考虑到该目标起始位置距海岸距离较远，那么，当它飞离海岸时，必然移动速度较快。那之后，其速度看起来即已下降。瑞雷在同时考虑到高度和速度信息之后，难免产生了目标在加速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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