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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解决这一缺陷，汉森一直力挺那些预测市场—可以让人们在某一特定的经济或政策结果上投下赌注的一些系统，如以色列是否会与伊朗交火，或是气候变化会导致全球气温升高多少。对于这些问题，汉森的观点十分明确：预测市场能够保证我们在作预测时获得实实在在的经济利益，而不仅是在同行面前“赚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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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书后面的内容中，我们会再次对预测市场进行讨论。预测市场其实不是什么“万灵药”，尤其是在我们误认为它们无所不能的时候更是如此。但是正如汉森所言，预测市场至少可以通过整理人们的动机来改善预测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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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测市场最基本的应用可能，就是对GDP增长率和失业率等宏观经济变量进行预测。我们有各种直接或间接的方法预测通货膨胀、利率和物价波动，但是对于GDP增长率，却还没有大的预测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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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也有人会关注这样的预测市场：近年来，普通股与宏观经济风险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密切，因此，可以找到降低二者潜在风险的办法。预测市场也可以为决策者提供实时信息，主要是不断更新的GDP增长率预测。人们对预测市场有了更多选择，如打赌GDP会增长5%还是下降2%，这对那些过度自信的预测者是一个不小的打击，而同时人们在预测经济时，也会得到更加可靠的关于不确定性的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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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另外一种解决方案——需求性选择要求我们必须成为更好的预测用户。在经济预测领域，这也许就意味着，我们应该把更多的目光投向像哈祖斯这样实实在在地探寻经济实质的人的身上，而不应关注那些将各种领先指标混在一起冒充预测专家的骗子；还可能意味着我们应该更加关注经济指标和经济预测中的噪声。与政治预测一样，GDP增长率的初始预测值在公布时也应该提到其误差幅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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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更广义的角度来看，在预测中表现出的自信并不能代表预测的准确度，相反，这两者经常成反比。在经济领域或其他领域中，当我们阻止预测者对我们周围世界的内在风险给予百分之百的重视时，就会埋下巨大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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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号与噪声：大数据时代预测的科学与艺术 第七章 传染性疾病预测：禽流感为何会突然爆发，又突然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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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1月，流感都会准时地在新泽西州迪克斯堡陆军基地蔓延，几乎成了一种惯例。绝大多数美国士兵每年都会回家过圣诞节，他们分散到全美各个角落休冬假。假期结束回到基地时，这些士兵个个膘肥体壮，精神饱满，但同时也把各自家乡盛行的流感病毒带回营队。若美国上下流感肆虐，那么士兵们很可能将病毒带回军营。军营的生活环境狭窄，毫无隐私和个人空间，如果某位患上流感的士兵回营，很容易就会传染给战友，几乎没有哪个地方比军营更适合病毒的传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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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这样的流感并不足以引起重视，每年一月和二月，美国都会有几千万人患上流感，但死亡病例却微乎其微。年轻健康的戴维·李维斯是一个罕见的例外，这位来自马萨诸塞州西艾希利的19岁的二等兵于1976年1月回到迪克斯堡后，不幸患病去世。当时队伍中李维斯病得最厉害，上级命令他留在营房休息，但他坚持同战友一起穿越新泽西中部白雪覆盖的沼泽区，完成80公里的行军。1976年是美国建国两百周年，“水门事件”和越南战争之后，美国上下亟须良好的秩序和严明的纪律，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李维斯不想让发烧这点小事打乱自己的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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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不幸的是，李维斯再没能回到军营：行进到21公里处时，他突然倒下，随后被宣告死亡。尸检报告表明，李维斯肺部充血，死于急性肺炎，这是一种常见的流感并发症，通常不会导致李维斯这样健康的年轻人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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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迪克斯堡的军医当时已经对那年的流感病毒高度紧张了。尽管数百名患病的士兵被检测出感染了甲型病毒维多利亚株（这是那年在全世界传播的一种常见的、危害不大的病毒），但还是有一些士兵和李维斯一样感染了一种显然严重得多的未知流感病毒。患者的血样已被送往亚特兰大的疾病控制中心作进一步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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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周后，疾病控制中心公布了这一种神秘病毒的类型，它并非新型病毒，而是令人更加不安的多种病毒混合体，这种由旧病毒衍生出的“恶魔”名为 H1N1流感病毒。H1N1病毒曾导致美国现代史上最严重的流行疾病：1918~1920年的西班牙流感，这场流感导致全世界1/3的人感染，5千万人丧生，其中包括67.5万名美国人。无论由于科学还是迷信的原因，这些数据的公开都让美国流行病学界不寒而栗。1918年流感最早的迹象也出现在一个军事基地，堪萨斯州的莱利堡基地，当时士兵正为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作准备。另外，1976年时有一个观点——基于非常脆弱的科学证据——认为大约每10年就会爆发一次严重的流感。1938年、1947年、1957年和1968年都发生过大流感，那么，1976年应该也会爆发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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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骇人听闻的预测接踵而至。美国疾病控制中心确定这种新型病毒为 H1N1后，并没有立刻引起公众的关注，因为流感季节已经结束。但很多科学家害怕接下来那个冬天会出现更可怕的情况。一位资深的医生告诉《纽约时报》，从未有哪种新型的流感病菌会败给它的对手，未能雄霸全球：但甲型病毒维多利亚株这样弱小的病毒根本就没有办法战胜更加厉害、聪明的对手。若此次 H1N1病毒和1918年那次一样致命，后果将不堪设想。美国总统杰拉德·福特任期内的卫生部部长 F·戴维·马修预测会有100万名美国人死亡，1918年的人口死亡总数与之相比真是“小巫见大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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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特总统在困境中挣扎着。像时尚产业一样，疫苗产业至少需要6个月的生产周期才能知道新疫苗对新一季的流感是否有效，这一过程每年的变动不大。突然要求这个产业生产对付 H1N1的疫苗，尤其是产量还得足够供全美国使用，这个行业必须马上行动起来才行。同时，福特还得努力修正他在公众心中迟钝、不自信的形象——每周末热播的《周六夜现场》中切维·查斯的“恶搞”，使总统的这一形象越来越深入人心。所以，这次福特总统迈出了坚定的步子，他要求美国国会批准生产两亿支疫苗，并命令在全美推行大规模接种疫苗计划，这是继20世纪50年代乔纳斯·索尔克研发出小儿麻痹症疫苗后美国第一次大规模接种疫苗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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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媒体将这次大规模接种疫苗行动描述成一场赌博。福特则认为这是在金钱和生命之间下注，而他选择了正确的一方。美国国会两院都以压倒性多数票通过了这几项耗资1.8亿美元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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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夏天，人们对美国政府的计划产生了强烈质疑。尽管美国的夏季是流感低发期，但此时的南半球正处在冬季，通常这个季节是那里的流感高发期。但从新西兰的奥克兰到中美洲的阿根廷，都毫无 H1N1病毒的踪迹，相反，温和常见的甲型病毒维多利亚株卷土重来，再次成为主要病菌。的确，全球已确诊的 H1N1就只有发生在迪克斯堡的约200个病例，死亡的只有二等兵李维斯一例。于是，指责和批评从四面八方纷涌而来：从美国疾病控制中心的副主任到世界卫生组织，从著名的英国医学期刊《柳叶刀》到《纽约时报》的社论专版（该专版那时就认为 H1N1的威胁是一个“错误警报”），到处都在指责这项计划。其他西方国家并没有像美国这样采取激烈的手段应对这种新型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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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福特政府并不承认他们高估了这次流感的威胁，相反，他们还“变本加厉”，准备了一系列让人心惊肉跳的公益广告，当年秋天在美国国内的多家电视台定期滚动播放。其中一条广告讽刺了那些拒绝注射疫苗的人的天真无知，画面中一个谢顶的普通男子说
:“在你见过的55岁的人当中，我是最健康的，每周末我都打高尔夫球。”然后，镜头便切换成几天后他在病榻上弥留之际的画面，这就是拒绝接种疫苗的结果。还有一则广告，一位女讲解员在缓缓地向人们展示病毒的传播途径，那种小心翼翼的口吻让人觉得这种新型病毒仿佛是某种性传染病——“贝蒂的妈妈把病毒传播给了出租车司机……司机又传染给一位迷人的空姐……她又将病毒传染给朋友多蒂，多蒂有心脏病，病毒夺去了她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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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滑稽可笑的公益广告旨在传递一条非常严肃的讯息：要心存畏惧！美国民众对此心领神会，然而，他们对这种疫苗的恐惧丝毫不亚于对这种疾病本身的恐惧。纵观美国历史，凡美国政府实施全面注射疫苗时总会引起过度恐慌。但这次公众的疑虑似乎是有理有据的。1976年8月，由于多家医药公司施压，美国国会和白宫同意，万一产品出现制造缺陷，可免除医药公司的法律责任。政府部门的这一决定被广泛解读为缺乏自信的做法，好像当时正忙着赶制疫苗，根本就没有足够的时间对其进行检测。那个夏天的民调显示，只有约50%的美国人打算接种疫苗，远低于政府设定的接种率为80%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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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76年10月，疫苗接种计划正式开始，民众的不安情绪也随之达到最高点。10月11日，匹兹堡报出有3位老人接种流感疫苗后不久便去世了，俄克拉荷马也报出两名老人注射疫苗后死亡，劳德岱堡也有一例类似状况发生。但是，没有证据显示这些死亡和疫苗接种有直接关系，毕竟每天都有老人离世。但是，由于人们对政府疫苗计划心存顾虑，加之媒体对这些统计数据居心叵测的理解，每报出一个与流感疫苗有关的死亡案例，都会引发民众的惊恐，甚至连全美最受信任的沃尔特·克朗凯特都一改其谨言慎行的常态，劝诫媒体不要再用那些耸人听闻的方式作新闻了，然而这些都无法让民众冷静下来。匹兹堡和其他很多城市已经关闭了疫苗注射诊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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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秋末时，又出现了另外一个新的问题，这个问题比上次（老人注射完疫苗之后死去）的问题严重得多。大约有500名病人在接种完疫苗后开始出现吉兰·巴雷综合征的病症，吉兰·巴雷综合征是一种罕见的神经系统疾病，会引发瘫痪的自身免疫性疾病。这一次的统计数据更具说服力：在普通人中，吉兰·巴雷综合征的发病率只有百万分之一，而接种疫苗的人患病概率是普通人的10倍，也就是说5000万人中就有500人患病。尽管科学家还未查明接种疫苗会引起吉兰·巴雷综合征的原因，但是紧急的疫苗生产计划引发的制造性缺陷似乎成了合理的指控对象，医学界一致认为应该永远停止接种疫苗计划，但直到12月16日美国政府才下令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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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迪克斯堡爆发的 H1N1病毒被完全隔离，之后美国再无确诊病例。同时，普通流感病毒甲型病毒维多利亚株导致的死亡人数也低于1976~1977年冬季各类事故死亡人数的平均值。一切针对 H1N1采取的措施似乎都是无事生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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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快，人们就给这次事件起了一个名称——H1N1惨败记。对于当时的福特总统而言，这次事件就是一场彻头彻尾的灾难，在1976年11月的美国总统大选中，福特败给了民主党成员吉米·卡特。那些药品生产商此前已经获得免责权，将超过26亿美元的巨额赔偿责任完全推给了美国政府。而且，几乎每家地方报纸都会刊登这类故事：某位贫穷的女服务生或学校教师为了履行义务，去接种了疫苗，却不幸患上了吉兰·巴雷综合征。随后两三年，愿意接种流感疫苗的美国民众的数量缩减，人数降到了100万左右，这样一来，如果1978年或1979年发生了一次大规模的流感，美国就非常有可能陷入极端危险的状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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