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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美国总统福特对 H1N1新型流感病毒的处理，从很多方面来说都是不负责任的。福特以1918年的流感类型来推测此次流感病毒爆发的可能性，完全无视医学专家的建议。当时的专家认为，如此严重的情况发生的概率不可能超过35%，且极有可能只有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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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 H1N1新型病毒突然爆发，随后又突然消失？这个问题至今仍未明确。33年后，H1N1病毒再次爆发，这一次关于该病毒的预测并没有比之前准确。2009年 H1N1流感爆发时，科学家们一开始并没有识别出这种病毒，而在检测结果出来之后，他们又过高地估计了这一病毒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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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又一次高估了 H1N1的致命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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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感病毒借助鸟类这一寄主永生不灭，尤其是信天翁、海鸥、野鸭、天鹅和大雁这类海洋鸟类，它们带着病毒的基因在不同大陆之间迁徙，这些鸟很少染上疾病，却把病毒传播给其他物种，尤其是猪和鸡这类人类在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的家禽。鸡患上流感后，往往能战胜病毒存活下来，却会把病毒传给饲养者。猪的情况也是如此，因为它们不仅容易染上人类或是鸟类的病毒，其自身还会产生病毒，猪为不同种类的病毒混杂变种提供了孕育的温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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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一区域若满足以下3个条件，就会成为 H1N1病毒的完美孵化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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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人、猪毗近，也就是说，猪肉是日常饮食中的主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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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靠近海洋，猪和越海迁徙的鸟类可能发生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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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很可能位于发展中国家，由于国家贫穷、个人卫生和公共卫生水平较低，动物病毒更易传播给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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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3个条件正好描绘出东南亚许多国家的现状，比如中国、印度尼西亚、泰国和越南（仅中国现存猪的数量就占世界数量的1/2）等国。这些国家通常都是流感的源头，从每年常见的流感类型到特殊的变体，而后者可能引起全球性的流行病。所以，这些国家成了医学界关注的对象，尤其是近些年，由于担忧新型病毒会爆发，医学界更加关注这些国家了。H5N1病毒，俗称禽流感，已经在东南亚地区酝酿了许多年，一旦发生突变，极其容易致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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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些情况并非亚洲独有，世界上其他地区也有类似情况，比如墨西哥的维拉克鲁斯。维拉克鲁斯毗邻墨西哥湾，同为发展中国家的墨西哥，传统饮食中猪肉的比例很大。此前几乎没有科学家在维拉克鲁斯探寻流感的迹象，但是，2009年 H1N1病毒就是在这里爆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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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4月底，科学家收到很多关于维拉克鲁斯和墨西哥其他地区 H1N1疫情的数据统计。墨西哥共报出1900例 H1N1的病例，死亡数量达150例，死亡率达到8%。这个比率已经超过了西班牙流感的致死率。而且，死亡病患多数为年轻、健康的成年人，这是重大疾病爆发的一大特征。另外，该病毒还具有很强的再生能力，除了墨西哥和美国，在加拿大、西班牙、秘鲁、英国、以色列、新西兰、德国、荷兰、瑞典和冰岛等国也都检测出该病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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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1N1病毒顷刻之间（而不是 H5N1）成了令科学家一直以来心存恐惧的超级病毒。整个墨西哥城基本上都被隔离了，许多欧洲国家都提醒其公民不要到墨西哥或美国旅行。中国香港和新加坡因对流感蔓延产生的恐慌情绪，令股市暴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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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人们最初的担忧很快就平息下来。尽管 H1N1病毒在美国传播的速度确实很快——2009年4月26日确诊了20例，15天以后患病人数就迅速升至2618例。出人意料的是，大多数病例症状都属于轻度流感，确诊的死亡病例仅为3例，与一般的季节性流感危害类似。一周后，美国疾病控制中心就建议学校重新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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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种疾病仍在全球继续蔓延，2009年6月，世界卫生组织发布了6级流行病预警，这也是最高级别的预警。科学家们担心这次流感会像1918年西班牙流感一样，起初患病时症状轻微，但第2波和第3波发病潮到来时就会变得更加致命（见图7–1）。2009年8月，美国政府称可能会有1/2的美国人感染 H1N1病毒，死亡人数约为9万人，这一貌似可信的消息使美国民众的情绪再次悲观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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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1 1918~1919年 H1N1流感疫情造成的死亡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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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些预测也都被证实是毫无根据的。美国政府最终报告2009年感染 H1N1病毒的人数为5.5千万人，占全美总人口数量的1/6，而并非之前认为的1/2，死亡人数为11000人。其实，H1N1病毒致死率仅为0.02%，并不属于异常严重的病毒，而是属于格外温和的病毒。实际上，2009年流感病毒的死亡人数比因常见的季节性流感而死亡的人数还要少。这次预测并不像1976那次那样尴尬，但由始至终预测结果都不够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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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无法保证下一次流感预测会更准确。事实上，流感和其他传染病的某些特征本身就决定了对其预测将会十分困难，并充满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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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推法的危害——艾滋病感染人数被低估了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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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推法是一种非常初级的预测方法。这一方法仅仅包含一个假说，即未来是现在趋势持续发展的结果。众所周知的预测失败的案例中，有些就是由于太过随意地应用了这一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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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19世纪末20世纪初，许多城市的规划者被马粪所扰，马车的数量日益增加，使得路上的马粪越积越多。1894年一位来自《伦敦时报》的作家致力于研究街道上的马粪问题，他预测到20世纪40年代，伦敦每条街道会被厚达2.7米的马粪覆盖。幸运的是，大约10年后，亨利·福特生产了福特 T 型汽车，避免了这场马粪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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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推法也是人口预测失败的罪魁祸首。1682年，英国经济学家威廉·佩蒂爵士作了一项针对全球人口数量增长的预测，这项预测也许是第一次正式对人口数量进行的预测。由于当时无法获得丰富的人口统计数据，威廉便采取了大量颇具创新性的方法对人口增长进行推断，相当准确地预测到全球人口在17世纪增长速度将放缓。然而，威廉却错误地假设人口增长会一直保持这样的趋势，到2012年全球人口数量可能将过7亿。一个世纪之后，工业革命爆发，人口数量增长率直线上升。世界人口数量在2011年年末已超过70亿，约为佩蒂预测结果的10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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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福大学生物学家保罗·R·埃利希和妻子安妮·埃利希于1968年出版了一本颇具争议的书，名为《人口爆炸》，这本书犯了相反的错误，错误地预测20世纪70年代会有一场饥荒夺去几亿人的生命。这项预测之所以失败，原因有很多，包括埃利希夫妇一直倾向的末日说，他们对引发末日的蛛丝马迹颇为关注。但主要问题是，埃利希夫妇认为20世纪60年代性解放时期创纪录的高生育率会无限期地延续下去，需要抚养的人口会越来越多。“在写《人口爆炸》一书时，我认为人类对性爱和孩子的兴趣浓厚，家庭人口很难减少。如果公正有礼地对待女性，给她们提供就业机会，生育率自然会下降。”在一次简短的采访中，保罗这样对我说。那些没有作出这种过分简单化假设的学者当时就意识到这一点了，一般联合国针对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发布的人口规划方案的预测都很准确，在这一规划方案中提到未来三四十年世界人口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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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研究对象的数量总在急速增加的领域——包括人口数量增长及疾病领域——中使用外推法常会引发严重的问题。20世纪80年代初期，美国的艾滋病患者数量呈指数型增长：整个1980年共出现99例艾滋病患者，1981年又出现434例艾滋病患者，1984年出现的艾滋病患者竟高达11148例。你可以将这些数据画成图并据此推断未来的发展模式（当时一些学者就是这么做的），便会得出这样的预测结果——到1995年美国确诊的艾滋病患者人数会升至约270000人。这一预测本来就不是很准确，可不幸的是，预测结果低估了艾滋病毒的危害性。1995年确诊的艾滋病病例约为560000人，比预测总数高出一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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