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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实现预测与自我否定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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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许多涉及人类活动预测的案例中，预测行为本身就会改变人的行为方式。有时，这些行为的改变也会对预测结果产生影响，要么使结果无效，要么令结果更加准确，在经济学领域就是如此。流感和其他传染疾病的预测也受到这一问题的两方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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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预测会自动实现，这种情况便可称为自我实现预测，或自我实现预言。在一场多候选人的竞选中，如美国总统初选，随着政治民调的公布，这类预测情况就会出现。在这类竞选中，投票者会战略性地选择那些有可能获胜的候选人，这样就不会浪费自己的选票了，此时，一份公之于众的民意调查就会成为候选人成功与否的最佳风向标。举个例子，2012年艾奥瓦州共和党核心竞选的后期，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发布的一项民调显示，瑞克·桑德鲁的支持率奋起直追，拥有16%的投票率，而之前他的支持率只有10%。这份民调与众不同——在 CNN 公布这份民意调查之前，其他的调查均未显示桑德鲁有奋起直追之势。这份民调为桑德鲁营造了良好的媒体宣传氛围，一些选民开始放弃那些执政理念与其相似的候选人，如迈克·贝奇曼和瑞克·佩里，转而把选票投给桑德鲁。不久之后，桑德鲁赢得了艾奥瓦州的选举，而贝奇曼和佩里早就结束了竞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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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和娱乐等领域有许多更加微妙的例子。这些领域间的竞争主要是猜测消费者的喜好——但是，商家也可以通过巧妙的营销计划影响消费者的喜好。在时尚界，有种类似家庭手工业的机构会对下一季的流行色进行预测——通常要提前约一年作出预测，因为制衣生产线的调整需要时间。如果一些有影响力的设计师将棕色定为来年的流行色，并开始大量生产棕色的衣服，还让模特和名人穿着棕色服装，门店的橱窗和宣称小册子上也都主推棕色，那么，公众可能也会逐渐追随这一潮流。而公众的反应往往是购买和消费棕色的商品，不仅仅是口头表达一下内心偏好。于是，“预测”到流行色的设计师在人们眼里便如同圣人一般，但即便当初设计师没有选择棕色，而是选了白色或黑色或淡紫色，情况也都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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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的，疾病和其他身体状况也有这种自我实现的特性。当媒体广泛地讨论某些疾病时，人们就更有可能辨识出这些疾病的症状，医生也更有可能对这些疾病做出诊断（或误诊）。近年来，最有代表性的案例就算孤独症了。若将被诊断患有孤独症的儿童数量和“孤独症”一词在美国报纸中出现的频率相比较，你会发现两者旗鼓相当，几乎分毫不差（见图7–3），近年来这两项数字明显都有所增加。人们并没有正确地看待孤独症这种疾病，这一疾病如今大有与流感平分秋色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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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艾利克斯·欧祖诺夫博士告诉我：“这是一个很令人着迷的现象。在没有因果关系的疾病中，是新闻事件促使报告量不断增加。”欧祖诺夫接受过纯粹的数学训练，在许多数据驱动的领域也是如鱼得水，但现在他正潜心研究如何在流感和其他传染性疾病中运用严格的统计分析。“我们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现，人们越担心某种特定情况，这种情况就越容易成为当下讨论的话题，相关报道就越接近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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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祖诺夫认为这一现象也许可以解释2009年 H1N1病毒席卷美国时的迅速。这一疾病的传播速度确实很快，而有些人将原本可以忽略不计的病症也都一一报告给他们的医生，于是统计数据激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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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3 孤独症：1992~2008年媒体报道病例与确诊病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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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医生想要预测疾病在人群中的发病率，公开报道的病例数量会误导这一评估。这与犯罪报道的情况相类似：如果警察报告某一居民区的偷盗案件数量增加，是因为警察变得更警惕了，抓到了之前遗漏的罪犯，还是因为这类案件的报道更随意了呢？或者因为这一居民区变得更危险？任何想在流感发生初期做出预测的人都会碰到这类让人感到困惑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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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自我实现预测相反的是自我否定预测，自我否定预测是指预测会自我破坏。越来越普及的 GPS 就是一个有趣的例子。曼哈顿有两条南北走向的主干道，一条是西部高速公路，靠近哈德逊河；另一条是罗斯福路，位于曼哈顿东部。根据目的地的位置，司机也许没有必须走哪条路的强烈愿望。然而，GPS 导航系统会依据车流量预测哪条路通行的时间更短，然后用语音提示你应该选的道路。可是，当很多车主都用同一款导航仪时，问题就出现了，大家都会选同一条路，于是道路突然会被车流塞满，畅通的路反而变得拥堵。理论和现实的双重证据表明，在纽约、波士顿和伦敦都出现了类似的问题，这些导航系统的作用有时只会适得其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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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流感预测的目标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为了提高公众对这种疾病的意识，进而改变其行为习惯，因此这种自我破坏的特性也影响了流感预测的准确性。最有效的流感预测很可能就是无法修成正果的预测，因为这样的预测会促使人们做出更有利于健康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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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测模型越简单越好，还是越复杂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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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兰科学家汉娜·库克将构建统计或预测模型比作绘制地图。绘图需要足够多的细节才能真实地展现基本景观，于是，制图者不愿漏掉大城市、主要河流、山脉，或是重要的高速公路。然而，太多细节会让旅行者晕头转向，反而迷了路。正如本书前文中提到的那样，这些问题不是纯粹的审美问题。过于复杂的模型可能会将噪声拟合进来，无法成功地复制内在结构，使预测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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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多少细节才算太多（或是太少）呢？地图绘制技术需要穷尽一生才能掌握，这项工作是艺术和科学的有机结合。将模型的建立描述成艺术形式也许有些离谱，但这项工作确实需要作很多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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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从理想化的角度来看，像库克提到的那些问题也可以凭经验回答。这样的模型有效吗？如果没有，就需要寻求其他的解决路径。在流行病学界，医生所用的传统模型相当简单，效果也没有那么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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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染疾病最基本的数学处理模型就是 SIR 模型（见图7–4）。该模型形成于1927年，假定某人在某时可能会处于以下3种状态中的一种：S 代表易受疾病传染，I 代表被感染，R 代表康复。像流感这类不算严重的疾病，从一种状态转变到另一种状态完全是单向的：从 S 到 I，再到 R。在这一模型中，疫苗基本上充当了捷径的角色，可以让某人直接从 S 到 R，免去生病的过程。这个模型背后的数学过程是相对直接的，（将题目）概括成不同的方程式，在电脑上经过几秒钟的运算就可以得出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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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是，这个模型要有很多假设才可以有效运转，而其中有些假设在实践中根本无法实现。尤其是这个模型假设在某个特定人群中，每个人的行为方式都是一样的。他们同样易受传染，都可能接种疫苗，彼此随意接触；他们中并没有种族、性别、年龄、宗教信仰、性取向以及教派的区别；每个人的行为方式基本上没有什么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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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4 SIR 模型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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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些通过性行为传播的疾病中，最容易看出这些假设的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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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后期到21世纪初，旧金山的男同性恋群体中无保护措施的性行为越来越普遍，而早在20年前这群人就曾受到人类免疫缺陷病毒/艾滋病病毒的侵蚀。一些研究者将这一情况归责于吸毒人数的上升，尤其是吸食冰毒常会引发更危险的性行为。其他研究人员认为是由于抗病毒治疗的效果越来越好——“鸡尾酒治疗法”可以让人类免疫缺陷病毒携带者的寿命延长几年甚至十几年：对男同性恋者而言，HIV 不再等同于死刑判决。然而，其他理论则比较关注时代模式——20世纪80年代艾滋病盛行的旧金山，在新一代男同性恋群体眼中似乎已成为一段遥远的历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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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专家们都同意这样一种说法，那就是随着无防护措施的性行为逐渐增多，HIV 病毒感染率也会随之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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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结果证明 HIV 病毒感染率并未升高，其他性传播疾病反倒增加了：在男同性恋者中（MSM），一种新型的梅毒——20世纪90年代，梅毒在旧金山已基本根除了——又开始快速传播，病患人数从1998年的9例增至2004年的502例。淋病发病率也有所增加。然而，矛盾的是艾滋病病例却并没有增加。2004年,梅毒发病率达到多年来的最高值，而 HIV 确诊数却降至继艾滋病传播以来的最低值，对于研究者来说，这种现象并不合理；梅毒和 HIV 病毒在统计学上通常紧密相关，存在着因果关系，因为一旦染上其中一种病毒，就会更容易染上另外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