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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委员会的第二个结论是：随着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的增加，温室效应会加剧，全球气温也会随之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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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活动排放的气体是增加大气中温室气体二氧化碳、甲烷、含氯氟烃和氧化亚氮浓度的主要来源。这些气体的增加会加剧温室效应，使得地球表面的平均气温升高。而随着全球变暖，最主要的温室气体——水蒸气——也会增加，这将进一步加剧温室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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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委员会的调查提出了几项不同的主张，每一项都值得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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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委员会认为由于人类的活动，大气中的温室气体（如二氧化碳）的浓度正在增加，这一点显而易见。许多工业生产，尤其是使用化石燃料的产业，会产出二氧化碳这一副产品。由于二氧化碳长期存在于大气中，其浓度一直在增加：1959年夏威夷冒纳罗亚观测站第一次监控得出的二氧化碳浓度为315PPM，到2011年这一数字已增加至390P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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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委员会认为“这些气体的增加会加剧温室效应，致使地球表面平均气温升高”，这仅是以预测的形式对第一条结论进行重申。这一个预测依据的是一些简单的化学反应，几年前就经过了实验室的证实。温室效应最早是由法国物理学家约瑟夫·傅立叶在1824年提出的，人们通常认为该理论是爱尔兰物理学家约翰·廷德尔在1859年证实的，同年，查尔斯·达尔文出版了《物种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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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委员会认为水蒸气也会随着二氧化碳等气体的增加而增加，从而加剧温室效应，这种说法有些草率。水蒸气是温室效应最大的元凶，但二氧化碳不是。如果只是二氧化碳的浓度增加了，气温的确会升高，但与迄今为止已有的观察记录以及科学家的预测不同，气温不会升高那么多。19世纪提出并经证明的“克劳修斯·克拉珀龙关系”这一基本热力学原则认为，大气可以在更高的气温下保留更多水蒸气。于是，随着二氧化碳和其他持久存在的温室气体的浓度增加，大气气温便会升高，水蒸气也会增加，温室效应就会成倍加剧，气温又会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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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室效应假说的3种怀疑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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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在掌握大量论据的前提下，科学家才会断言某项假说成立。温室效应假说就符合这一标准，所以气候变化委员会最初才会从几百份研究成果中挑出一份，也是许多科学家绝对肯定的唯一成果。温室效应背后的科学原理非常简单，所以早在19世纪中后期，当时电灯泡、电话和汽车刚刚问世，当然原子弹、苹果手机和航天飞机这些高端发明还没有出现，而那时人们对温室效应这一科学论断就已经十分了解了。要知道温室效应可不像火箭科学那般错综复杂，高深莫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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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在气候变化委员会公布研究成果之前，瑞典化学家斯范特·阿累尼乌斯早在1897年就曾预言工业生产活动最终会引发全球变暖，气温升高是由于温室效应而非自然原因造成，这一点也多次得到过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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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提起温室效应似乎显得有些古怪。20世纪80年代，在英文书籍中，“温室效应”一词出现的频率是“全球变暖”一词的5倍之多。但“温室效应”一词的使用在20世纪90年代才达到顶峰，之后就日渐消退，现在的出现频率反而只有“全球变暖”一词的1/6、“气候变化”一词的1/10，因为“气候变化”这个词现在使用率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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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词汇使用频率的）变化是因为气候学家们试图扩大温室效应理论的影响，然而，当人们极少谈论引发这一变化的原因——温室效应——时，这种关注度的变化便不出所料地误导了人们对它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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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说，2012年1月，《华尔街日报》发表了一篇社论，题为“全球变暖无须惊慌”，文中有16名看上去对全球变暖持怀疑态度的科学家和支持者的联合署名。《华尔街日报》还为这条社论配发了一段视频，标题下面附了这样一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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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科学家认为二氧化碳并非全球变暖的元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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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只有极少数科学家对“温室气体导致全球变暖”持怀疑态度。普林斯顿大学的物理学教授威廉·哈珀便是“很多科学家”中的一位，但他在社论上签了名，也是视频中的受访者之一，他在视频中用两分钟左右的时间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大多数人和我一样，认为工业生产排放的气体会导致全球变暖”。对一些全球变暖的相关预测，哈珀表示并不认同，但他未给出自己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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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并非有意暗示这一点：即使证据是自相矛盾的，你也应该盲目接受某种理论。我们可以通过人们对某种理论的预测来检验它是否正确，而气候学家做出的预测却时好时坏。气温数据非常嘈杂，全球变暖的趋势也许可以证实温室效应假说，但这一趋势也有可能是由周期性因素造成的。若全球气温走高的趋势中止，该理论就会被推翻，但也可能是因为数据过于嘈杂，掩盖了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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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即使你认为我们应该采用贝叶斯定理常用的推理手段，以概率性思维来看待几乎所有的科学假说，我们也应该对那些有极强、极明确的因果关系支撑的假说抱有更大的信心。那些看似对该理论不利的新证据虽然会使我们低估这一理论的有效性，但我们应该在自己了解（或自以为了解）的地球及气候的相关信息中权衡该理论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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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的怀疑论应该以此为基础，对新证据的优势和该理论的整体优势进行权衡，而不是为了争出高下或意识形态方面的利益而搜集事实，因为一旦争论带有党派和政治倾向，就会变得愤世嫉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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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12月，联合国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召开世界气候大会。当时正值冬至时节，日短夜长，日照时间可能只有4个小时，气温甚低，阵阵寒风掠过丹麦和瑞典之间狭长的厄勒海峡，从时间和地点这两方面考虑，这次会议真可谓是在最差的时间和最差的地点召开的一次全球气候会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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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糟糕的是，哥本哈根的啤酒贵得出奇：在丹麦，以绿色技术为支撑的基础设施建设十分发达，世界一流，这都得益于对酒类等许多产品征得的高额赋税。丹麦现在的能源消耗量同20世纪60年代末期不相上下，一部分原因是该国的环保意识增强，另一部分原因是人口较少。（与之形成对比的是美国，该国当前的能源消耗量约为20世纪60年代的两倍。）可丹麦似乎在暗示人们，高能效的未来可能是寒冷的、黑暗的、昂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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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哥本哈根贝拉中心的气氛已经毫无悬念地超出了怀疑主义，并且更倾向于彻底的犬儒主义了。我也参加了这次会议，当时还天真地以为能够看到一场关于全球变暖的科学，严谨的辩论。而我看到的却是一场政治会议，各国的分歧不可调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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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太平洋上的小国图瓦卢海拔较低，是最容易受海平面上升威胁的国家之一。来自图瓦卢的与会代表游走于各个会议厅之间，大声抗议着，他们认为会议提出的目标少得可怜，根本无法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而对温室气体排放负有主要责任的几个大国却自始至终争论不休，无法达成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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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会议的美国总统奥巴马没有作任何准备，他已经把其政治资本押在医疗保险改革法案和刺激计划上了。而中国、印度和巴西等国因为所处地理位置比较特殊，比美国更容易受气候变化的影响，但是这些国家却不愿意做出可能会损害其经济增长的承诺，因此也没有明确各自的立场。俄罗斯的气候寒冷，化石燃料资源储量丰富，在本次会议上成了一张百搭牌。情况与俄罗斯相似的加拿大也是一样，不大可能会努力推动任何与美国意愿相悖的议案的出台。而有些比较富裕的欧洲国家与奥地利、日本以及非洲和太平洋地区很多较为贫穷的国家则结成了形式上的联盟。但是，在全球变暖这一问题上，虽然政治具有本土性，但科学却是无国界的。二氧化碳已经迅速包围了整个地球：一辆中国青岛的柴油货车排放的二氧化碳，最终会影响到厄瓜多尔首都基多的气候。因此，要想成功地实现减排目标，各国需要达成高度一致的意见，而不仅仅是结成几个小联盟那么简单。这样的一致意见即使不用几十年才能达成，恐怕至少也需要几年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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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哥本哈根会议期间，我有幸与几位科学家进行了交流，其中一位就是理查德·鲁德。这位来自北卡罗来纳州的科学家说话总是柔声细语的。鲁德曾经在美国宇航局带领科学家团队搞科研，现在在密歇根大学教授气候政策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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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德对我说：“在美国宇航局，我最终认识到，所谓的‘火箭科学’就是用较为简单的心理学知识解决复杂的难题。科学的部分相对简单，但其他问题，如怎样制定政策、怎样根据公共卫生做出回应等都是相对复杂的问题，因为其中没有明确的因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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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交谈不时地被贝拉中心的扬声器发出的通讯所打断。一位带有法国口音的女士说出了下面这段话：“本次会议未能达成任何共识，本次会议讨论的各个事项暂缓决定。”而鲁德却确信，未来有关气候问题的争论中，3种类型的怀疑论将无处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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