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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2A 一个强信号和其他弱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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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2B 相互矛盾的无强弱差别的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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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情况下，重要的就不是我们的信号探测能力了。假设我们已经具备了基本的信号探测能力，并在“珍珠港事件”或“9·11”恐怖袭击事件这样的重大事件发生前发觉大量信号，相关信号将被存入档案柜或输入电脑数据库，但大量不相关的信号也会存入其中。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从杂乱无章的信号中分离出有用信息的分析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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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些信号更重要、更值得关注，我们通常对此都有自己的见解，持有自己的见解在一定程度上是很有益处也很有必要的。我在前文中已经详细地指出了在分析数据时因为忽略环境因素而引发的各种问题。我们没有做出什么有用的预测，却总是在各种预测模型上举棋不定、跳来跳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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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们关注的环境因素本身也会有失偏颇，为了一己私利。正如莎士比亚借西塞罗之口警告尤利西斯·恺撒一样，“人们照着自己的意思解释一切，实际上却与事物本身的目的完全相反”。有些信号会推动我们推崇的世界理论向前发展，或者预示着更加乐观的结果，对于这些信号我们也许会十分关注。或者我们可能只会关注那些符合官方口径的信号，就像“珍珠港事件”中美军更愿意相信珍珠港面临的威胁来自美国本土的日本人，而不是日军的空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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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不知道的不代表不会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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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姆斯菲尔德最喜欢霍斯塔尔那本《珍珠港：征候与决心》的前言，这个前言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托马斯·谢林写的，正是谢林把约翰·纳什的博弈理论应用到美国国家安全领域的。谢林写道，人们常常误以为“不熟悉”就是“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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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在作规划时，总会将不熟悉和不可能相混淆。那些我们从未认真考虑过的偶发事件看起来总是很奇怪，那些看起来很奇怪的事情则常被视为不可能发生，而不可能的事情就不需要认真考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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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和欧亚大陆远隔重洋，门罗主义颁布以来，美国与美洲其他国家的关系相对良好，一直以来，美国都极少遭受外国袭击。因此，“9·11”恐怖袭击事件、古巴导弹危机这样的特例对美国人而言属于很大的冲击。“珍珠港事件”之前，美国领土最后一次受到外国袭击是发生在美国第二次独立战争期间。欧洲和亚洲人民经历过多次战争的摧残，但美国不同，美国人民过去没有在战争废墟中生活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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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夏威夷的情况比较特殊。这座城市位于太平洋中部，檀香山距离东京（6212公里）比距离华盛顿（7765公里）还要近。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外加美国海军舰队的出现，夏威夷成为日军的重点打击目标。美国对外国军队袭击美国本土的情况不熟悉，因此对这次威胁掉以轻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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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我们可以依据以下线索进行逻辑推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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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美国几乎没有遭受过袭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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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夏威夷是美国领土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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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因此，夏威夷也不可能遭遇袭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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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种非常错误的思维方式。正如前文中所讲，无样本依据的冒险预测常常会失败。美国很少遭受袭击，这一事实是一个经验观察，而不是什么铁律。比方说，内布拉斯加州从未遭受外国的暴力袭击，这一事实并不能作为铁证运用到夏威夷身上，因为夏威夷位于大洋中部的偏远位置，周遭的战争局势又给它带来了安全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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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至少这类错误的思维方式包含了一些“思考”。如果我们曾经仔细检查过这一思考过程，也许就会意识到那些假定条件是多么宽泛、多么不严谨。谢林建议我们应该提问时问得更深入一些。当我们对某种可能性不是很熟悉时，连想都想不到它，我们会对这种可能性形成意盲，医学上称为病觉缺失征。这种疾病的部分生理反应阻碍病患意识到生理患病的事实，许多老年痴呆症患者常呈现出这种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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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预测出现这一病症时，我们就需要与自己的本能做最激烈的抗争，勇于承认我们有哪些无知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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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恐怖袭击事件是“已知的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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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事是已知的已知，即我们清楚自己知道它。有些事是已知的未知，即我们清楚自己不知道它。有些事是未知的未知，即我们并不清楚自己不知道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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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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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姆斯菲尔德这番著名的“未知的未知”言论发表于2002年，是他在“伊拉克存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问题”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的，这一言论是谢林所关心的“将不熟悉当作不可能”这一问题的延伸。如果我们能提出一个疑问并给出标准答案，这就是已知的已知。若自问一题却无法给出准确答案，这就是已知的未知。而未知的未知则是我们连想都没想到应该提什么问题。“未知的未知是我们知识的鸿沟，但我们却不知道它的存在”，2011年，拉姆斯菲尔德在他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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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未知的未知”这一观点会被人误解。这一术语常被用来预测那些相当具体（但也相当难以预测）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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赌尼日利亚在不久的将来会出现危机，这是一个有把握的赌局——这样一个未知的未知对美国以及全球安全（重点强调全球安全）都是非常重大的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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