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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与描绘地震的情况一样，当我们用对数标尺来画图时，这些数据就变得更容易理解（更具体地说，如图13–5所示，用双对数标尺，即纵轴和横轴比例尺也都是对数关系）。需要强调的是，我除了让这些数据看上去更清晰之外，并没有篡改数据，它们所包含的信息是相同的。但是，原本杂乱随机的数据现在看起来整齐多了。用双对数标尺画图时，恐怖袭击发生的频率和危害程度间的关系几乎成了一条直线。事实上，这就是典型的幂律分布：当你用双对数标尺描绘符合幂律分布的事物时，得到的图像基本上呈一条直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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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5 1979-2009年北约国家发生的恐怖袭击的频率与死亡人数关系图（对数标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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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预测未来风险的等级时，幂律法则具有一些重要特性。其中很特别的一点是：该法则表明，比近来发生的灾难更严重的灾难是完全有可能发生的，尽管发生频率很低。例如，恐怖主义幂律法则预测某个北约成员国（不一定是美国）在1979~2009年这31年间会经历约6次恐怖袭击，死亡人数至少达到100人。（这个估值很接近实际数据，这一时期实际发生了7次恐怖袭击。）同样，该法则还表明每22年会发生一次伤亡人数达到1000人等级的恐怖袭击。而造成大约3000人死亡的“9·11”级别的恐怖袭击大约每40年会发生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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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用统计学描述历史算不得什么成就。当然，在“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之后，统计模型也会据此做出调整，这是有可能的。但克劳塞特的方法曾表明，提前预测恐怖袭击或许是有可能的，这到底能否实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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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恐怖袭击事件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我们先前的观念，即认为这样严重的恐怖袭击发生的概率极低。“9·11”恐怖袭击事件如同近年来发生的一系列大地震一样，向我们表明高级别的风险威胁要比预想的更普遍。但是，早在“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前，幂律分布就得出了结论，像“9·11”级别的恐怖袭击显然是很有可能发生的。如果在“9·11”恐怖袭击事件之前的数据——从1979年伊朗革命到2001年9月10日所有现代恐怖袭击的数据——收集过程中运用幂律法则，就会得出这样的预测：“9·11”级别的恐怖袭击在北约国家中每80年会发生一次，我们一生大约会遇到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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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6 1979年1月1日-2001年9月10日北约国家发生的恐怖袭击的频率与死亡人数关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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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方法并不能告诉我们任何具体信息，比如具体在何处、何时将会发生恐怖袭击。它显示的是一个长期趋势，就像加利福尼亚地区地震发生频率的走势一样。但是与地震不同，恐怖袭击是能被阻止的，这对克劳塞特的假设是一个很重要的限制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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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数据确实表明“9·11”级别的恐怖袭击不应该是想象之外的事件。幂律法则显示，将来完全有可能发生比已发生的恐怖袭击更严重的袭击。而我们对这些事件的无知误导了我们对其发生概率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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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级恐怖袭击很可能会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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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9·11”恐怖袭击事件相当于8级大地震。那更严重的袭击是否相当于9级大地震呢？克拉塞特的方法让我们有理由相信更严重的恐怖袭击是有可能发生的，将导致数万人甚至数十万人的死亡。这种袭击令人厌恶，但其方式却很容易让人识别，很有可能包含破坏力极强的武器，尤其是核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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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运的是，全球还未发生过大型核战争。1945年，美国投放在日本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造成20万人丧生。有人估算，若在纽约主要港口引爆一枚同等威力的原子弹，大约会夺去25万人的生命。自1945年后，核技术一直在改进。若用更加大型、更加现代的核武器袭击曼哈顿市中心，将导致约100万纽约市民丧命，并摧毁价值上千亿美元的房产。若同时对纽约、华盛顿、芝加哥和洛杉矶发动恐怖袭击，会杀死约400万美国人，这与奥萨马·本·拉登的既定目标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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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估算大体上反映出最严重的灾难的后果，比“9·11”恐怖袭击事件严重百倍，其发生的概率已成为美国国家安全部门激烈争论的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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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类灾难，来自哈佛大学的政治科学教授格雷厄姆·阿利森，给出了一个较为悲观的预测。阿利森曾服务于美国总统里根和克林顿的行政团队，他所著的有关古巴导弹危机的著作和论文被其他学者引用了上千次。所以，当阿利森想要表达观点时，他的同行总会洗耳恭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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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阿利森得出一个惊人又悲观的预测：“未来10年美国会受到核武器的威胁，这一点不是没有可能，而是很有可能，”阿利森在书中如是说道。阿利森是这样描述他的预测的，他假设我们仍处于“现在这个世界”，存在一些危险的恐怖组织，各地都存在劣质的核材料，而美国政策决策者却忽略了这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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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9·11”恐怖袭击事件已经过去10多年了。但2010年我和阿利森交谈时，他再次重申他觉察到的恐怖袭击的严重程度。事实上，阿利森很认真地在思考这个问题。在与时代广场一个街区之隔的《纽约时报》报社，我在自己的办公室给阿利森打了一个电话，他告诉我说，当他身处时代广场时，总会有点小紧张，他不确定自己是否愿意每天去时代广场附近上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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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利森关于概率的评估，并不是来自某个统计模型。相反，这一结论的“依据正是他下赌注时的基本准则”。为什么阿利森觉得风险这么高？“这个过程就像仿版的老夏洛克·福尔摩斯对犯罪动机、手段和机会的分析一样。”阿利森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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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阿利森而言，恐怖分子的动机是很容易识别的。奥萨马·本·拉登曾说过，他想要谋杀400万名美国人，并且只有借助核武器才能实现这一目标。阿利森称“基地”组织的运转为“盛大的表演”，这些表演就是那些偶然发生却骇人听闻的袭击，会夺去数百名无辜平民的生命。美国中央情报局已经捕捉到信号，表明“基地”组织在“9·11”恐怖袭击事件之前就曾谈论过“美国版广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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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利森所说的机会，是指恐怖组织向美国境内走私武器的能力。阿利森认为恐怖组织肯定干过武器走私的勾当。阿利森问我：“犯罪分子每天是如何进入美国各大城市的？”美国有超过3700个港口，每年接纳的货物集装箱有600多万个，但海关工作人员实际检查过的集装箱只占其中的2%。“说来也许你都不信，这些人总能把武器藏在一捆大麻中蒙混过关。”阿利森半开玩笑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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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阿利森主要关注恐怖分子的手段，即恐怖组织获得核武器的能力。如果我们想降低核武器版“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的概率，就得对恐怖分子的手段实施有效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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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专家认为，目前全世界约有20000个核弹头，比19世纪80年代顶峰时期的65000个少了很多。从理论上讲，核武器的威胁来自目前拥有核武器的9个国家——甚至美国历史上也曾发生过11件核武器追踪记录丢失的案例——其他国家可能正在发展核武器。但是，阿利森的忧虑主要源于两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俄罗斯和巴基斯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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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利森认为，来自俄罗斯的威胁已有所降低，部分原因在于一些计划的成功实现，比如参议员萨姆·纳恩和理查德·鲁格发起的项目有效抑制了俄罗斯的核武器数量。俄罗斯本国的核武器数量从1985年顶峰时的30000件减少到目前的11000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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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的威胁已经减弱，但是巴基斯坦的威胁却增强了，甚至是急剧增强。“如果你绘制一幅有关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恐怖主义的分布地图，那所有路径都会贯穿巴基斯坦。”阿利森描述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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