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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数学的方法研究恐怖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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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我们会用抽象的数学方式来看待恐怖主义，这个方式似乎会让人觉得不太舒服。需要明确的是，这种方式并不能代替情报机构的信号分析工作。但这类思维方式能够弥补一些现存的盲点，使我们可以更准确地估计恐怖主义的整体危害。对现有数据进行分析，可以让我们更加清楚地意识到未来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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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我受邀在一次由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举办的会议上发言，该研究中心是一个位于华盛顿特区的外交政策智囊团（即华盛顿智库）。这次会议召开的时机再糟糕不过了——正值2008年美国总统大选前两周——但在得知与会成员包括国家安全部门人员之后，我觉得自己应该参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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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会议聚集了来自不同领域的专家，希望能借助一系列头脑风暴会议“跳出固有的框框”，为预测及阻止恐怖袭击提供一些创新性见解。与会成员有可口可乐公司的营销总监、纽约警探、为美国婚恋交友网站设计计算程序的工程师，还有我。（当然与会人员中更有大量专家，他们的工作显然和恐怖主义联系更为紧密，他们效力于美国国会、军队和华盛顿附近的国防契约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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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言时，我简单地介绍了一下自己的职业，讲了自己在棒球和政治领域的预测成果。与会成员听我讲这些情况时还算客气，但随后的提问环节就不那么客气了。有人对我说：“纳特，你说的预测手段非常好，但鬼知道我们要怎样把这个手段应用到反恐行动中去呢？”（我对原话稍作了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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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坦白说，我在会上介绍的方法对国家安全分析而言价值不大。棒球和政治领域数据丰富，能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棒球比赛每年有数千场。美国总统大选发生的频率低一些——在预测时需要更多细心——但是每次美国总统竞选时，都会涌现数百个民调结果。所有这些数据都向公众开放，有些收费低廉，有些则完全免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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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恐怖主义预测领域的情况看似完全不同，我们所关心的“9·11”恐怖袭击之类的事件发生频率相当低。同时，恐怖组织还努力隐瞒他们的计划，“基地”组织在这一方面做得尤为出色。在恐怖主义预测领域，正如“珍珠港事件”发生前的状况一样，有时信号的缺失比出现恐怖袭击的征兆更令人不安。如果中央情报局能够侵入激进组织网上聊天的网站，就会发现他们最初阶段的聊天记录有些随意，因为在这一阶段，像“基地”组织这样的恐怖组织希望能招募一些天真的新面孔。但是，开始密谋袭击或计划升级时，他们的谈话基本上都是在线下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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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微观层面上，即个体恐怖分子的行为或是某个单独的恐怖袭击计划，“魔法子弹”这样的解决方案不大可能存在。相反，情报机构得从一团意大利面似的信号中分类寻找有价值的信息，意大利面的比喻我在前文中已提到，在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举办的会议上，我曾和一名专家交谈过，他提出了另一个比喻：探寻恐怖主义的阴谋比大海捞针还难，这个过程也好比是从一大堆针中找出特定的一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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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某些问题，用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很难做出预测，而当我们跳出细节从宏观角度审视时，问题就会变得井然有序一些。在这种情况下，从外部审查恐怖主义的数学特征效果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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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科罗拉多大学的30多岁的亚伦·克劳赛特教授拥有物理和计算机的学科背景，曾发表过数篇数学论文，其涵盖范围从鲸类进化到多人角色扮演游戏中的网络动力学研究，内容极其广泛。情报界长期以来一直有偏爱“阿尔法男”的传统，对数学人才情有独钟，而这位30多岁的“神人”克劳塞特的研究兴趣太过宽泛，情报界好像对他颇为讨厌，而人们对他展示的成果也是褒贬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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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劳塞斯在电话中对我说：“有人说这种方法就好比一缕新鲜空气，但只有少数人这么认为。大多数人看过之后会说，‘你打算用数学的方法？有点奇怪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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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克劳塞斯的方法相当简单，至少这种方法还有些后见之明的好处。他研究发现，恐怖主义的数学特征和本书讨论的另一个领域——地震的数学特征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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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你生活在地震频发地区，如加利福尼亚州。几十年来，在你所经历的地震中，4级地震频率稳定、定期发生，5级地震一年会发生几次，而6级地震发生的次数屈指可数。你的房子不能承受7级地震，但可以抵御6级地震，于是你便称自己没有什么好担心的，这样的结论正确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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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不正确。地震遵循幂律分布，据此定律，发生了5级和6级地震便预示着有可能发生更大级别的地震。如果时间跨度够大，更大级别的地震其实是不可避免的。大地震终会爆发，你应该有所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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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怖袭击的发生也是同样的道理。洛克比空难以及俄克拉荷马城爆炸案就相当于7级大地震，它们本身的破坏力已经足够大了，却还预示着有可能发生破坏力更大的袭击，比如“9·11”恐怖袭击，而这样的袭击则相当于8级地震。所以，“9·11”恐怖袭击事件并不是一个离群值，相反，它是涵盖更广的数学模型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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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统计学的方法测量恐怖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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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用统计学方法研究恐怖主义之前，我们需要明确恐怖主义的定义。这个过程稍显复杂。弗拉基米尔·列宁曾经说过：“恐怖主义的目的是为了使人恐惧。”这个观点看似普通，其实内涵深刻：恐怖主义并不是单纯地想让死亡人数最大化；相反，恐怖分子是想使某个群体的恐惧情绪最大化，从而让该群体转变行为方式。死亡和破坏都是达到这一目标的手段。拉姆斯菲尔德也曾对我说过：“恐怖分子可能会通过杀人达到目的，但杀人并不是最终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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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世界的暴力行为各式各样，学术专家致力于为恐怖主义下一个明确的定义，以区别于其他暴力威胁行为。某个热门恐怖事件数据库采用了如下定义：恐怖主义是有目的、有组织的、实际发生的、极具威胁的恐怖行为，必须由“低于国家级别的行动者”执行（即不能由某个主权政府本身执行）。另外，这类行为都包含一定的恐吓或胁迫的成分，为的是引起事件关注者的恐惧，而不仅针对直接受害者。恐怖主义旨在实现某种政治、经济、社会或者宗教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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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符合上述标准的恐怖主义也最为今天的我们所熟悉，起源的时间在现代。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政治科学家戴维·C·拉波波特将这类恐怖主义的起源时间定位在1979年，即伊朗革命发生的那一年，他还将恐怖主义与宗教极端主义相联系。针对西方国家及西方利益集团的恐怖袭击浪潮来势汹涌，数量激增，1979~2000年，针对北约国家的恐怖袭击共增加了3倍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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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大多数此类恐怖事件即便引发了死亡，数量也不大。从1979年伊朗革命到2001年“9·11”恐怖袭击事件，针对北约国家的恐怖袭击共计发生了4000多次（包括成功的和未遂的）。而这期间，一半的死亡人数仅由7次恐怖袭击造成。印度航空公司爆炸案、洛克比空难和俄克拉荷马城爆炸案这3次最严重的袭击造成的死亡人数就占了死亡总数的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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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事件发生的频率低，但影响深远，这一模型体现了幂律分布的特征，地震就遵循了这一规律。克劳塞特认为恐怖袭击同样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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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画图表示恐怖袭击发生频率与死亡人数的关系，如图13–4所示，纵轴表示恐怖袭击发生的频率，横轴表示死亡人数。起初，这张图似乎作用不大。但从图中你能清楚观察到幂律分布：袭击次数随着发生频率降低而迅速减少。这是一条非常陡峭的斜线，似乎掩藏着什么信号：小级别的袭击发生频率高，大级别的袭击数量发生频率低，图中似乎都没有什么剩余空间留给中等级别的袭击了。于是“9·11”恐怖袭击事件看上去是个离群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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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4 1979-2009年北约国家发生的恐怖袭击的频率与死亡人数关系图（线性标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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