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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述观点，基督教教义中所倡导的苦行违背人的本性，是一种阻碍人们生活改善的、无根据而又苍白无力的说教。人间的王国已被城市居民所热爱，城市生活是美好的，是通过大家的努力而能实现的。至于天上的王国，那只是传教士们所宣传的，是抽象的，是可望而不可即的、虚无缥缈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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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城市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在城市居民中间，人们更相信的是人间的王国，而不是宗教所宣传的天上的王国。当然，在广大的乡村，变化同过去不大。农奴们仍然相信基督教关于天上的王国的说教。要广大乡村在观念上发生和城市相似的变化，还需要几个世纪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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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在经济继续发展中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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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中最初的新居民是从农村出来做小生意的农奴、有人身依附关系的手工业者，以及逃离封建庄园出来谋生的农奴。他们是小商品生产者，力量微弱，他们想到城市中寻找一席安身立命之地，更希望能在这里创业致富。他们害怕自己的切身利益在强大的封建主阶级的打击下受到损害，唯有团结一致，互相帮助，互相照顾，同舟共济，渡过难关。他们要尽量减少自己内部的冲突，要推举出能代表大多数市民的人进入城市管理机构，要想方设法使大家都能安全地生存下来，以便对付封建主阶级。他们来自农村，把原来乡村公社中的一些传统做法带给了城市，带进了行会组织，也把乡村公社遗留下来的某些平均主义的、济困扶贫的措施带到了城市和行会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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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也应当注意到，西欧封建社会中城市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也使城市本身陷入了困境。困境主要来自以下四个因素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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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的继续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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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城市中的行会长期内对技术进步采取了遏制的做法，但技术进步的趋势却是不可阻挡的。从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来考察，技术仍然处于前进之中。这样，无论城市管理机构还是手工业行会都处于两难境地：如果容许技术突破限制，一些技术陈旧落后的手工作坊会在竞争中破产倒闭，无论是工匠、雇工还是学徒都会失业，影响城市的稳定；如果依旧限制技术进步，城市在与其他城市的竞争中就会被挤垮，城市的经济必然衰败，财政也就无法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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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收支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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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人口的增加，以及城市为了防御外来侵略而需要的防务费用的上升，城市财政开支也越来越大。城市是靠征税和借债两种方式筹措经费的。借债最终仍靠税收来偿还。这样一来，城市在发展过程中又遇到一个棘手的问题：如果继续执行限制商品货币关系发展的政策，税收难以增长，城市面临的财政危机会越来越严重；如果城市放松对发展商品货币关系的限制，虽然税收有望增长，借债的可能性也会加大，但城市当局也就难以防止市民内部贫富差距的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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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理观念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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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发展以后，一个普通的市民会依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对下述问题作出判断：是城市和行会组织推行的平均主义性质的措施更有助于改善自己的生活状况，还是依靠市场、依靠商业活动更能改善自己的生活状况？虽经反复比较，仍然很难得出一致的看法。人们的伦理观念在发生变化，伦理判断标准在更替。这已经不再是有钱人需要什么和穷人需要什么的问题，而是已经演变为有能力的人需要什么和没有能力的人需要什么的问题。参与市场竞争，鼓励市场竞争，让每个人都有机会发挥自己的才能，越来越成为多数市民向往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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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裕商人的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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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刚产生时几乎没有多少富裕商人。富裕商人是在城市长期发展过程中逐渐出现的，其中有些来自小商小贩，有些来自手工作坊主，有些出自本地，有些由外地迁入，他们不是祖业继承人，所以搬到城里来住，从事商业活动，也就成为富裕商人。不管这些富裕商人的出身如何不同，他们对于城市限制商品货币发展的措施都是不满的，因为这被认为限制了自身的发展。不仅如此，有些富裕商人还反对城市采取的平均主义措施，认为这只能鼓励懒惰，养活懒汉。富裕商人在城市里的影响越来越大，城市管理机构不敢得罪这些富裕商人。富裕商人的反对和不满，使城市管理机构左右为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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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述四个方面可以看出，在城市的限制商品货币关系发展的措施推行到一定程度和延续一定时间以后，城市当局就会越来越感到棘手，感到困惑，甚至感到左右为难。只可能采取折中的做法，即既要安抚下层市民和顾及没有能力的人，以维持城市的安定，又要保证城市经济的继续发展，鼓励技术进步，促进市场竞争，以及照顾某些富裕商人的利益，调动城市中各种有能力、有专长的市民的积极性。到一定发展阶段以后，城市不可能再扩大平均主义的措施了，但是，城市中已经实行多年的平均主义措施又不容易一下子取消，因为那样做会激起下层市民的反对，甚至会引发社会骚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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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城市当局在持续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势必要顾及城市发展和城市生活安定的大局，采取折中的路线，小心翼翼地摸索前进，以免落入两难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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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限制商品货币关系的行为也是自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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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在西欧封建社会城市逐渐发展过程中依然处于不发达的状态。托马斯·阿奎那的“公平价格”学说是一种神学观点，或者说是一种哲学学说。它尽管引起了一些神学和哲学学者的质疑，但始终没有丧失它在社会上的主流地位。托马斯·阿奎那之后神学界和哲学界所涌现出来的一些具有异端色彩的新观点、新理念，虽然引起了城市居民中一部分主张进一步发展商品货币关系的人士的赞赏，但由于教会依旧控制着意识形态领域，这一类异端学说不可能对正宗理念取而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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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经济学还没有形成体系的年代。经济学，无论是宏观的思考还是微观的分析，还要再等待两三百年才能形成体系。到16-17世纪才出现了重商主义的经济思想，到18世纪才兴起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大师。因此，在城市发展遇到了上述难题的14-15世纪，是一个“黎明前的黑暗”时期。反对限制商品货币关系的呼声是自发的、零散的，反对限制商品货币关系的抗议行为同样是自发的、不成体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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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正统思想的代表者依然是罗马教廷和它控制的各个教会组织。值得注意的是，在教会组织有关限制商品货币关系发展的呼声和行动中，有时还掺杂了当时西欧一些国家反对犹太人的声音。这主要是因为：第一，犹太人信奉犹太教，在基督徒眼里，犹太人是异教徒；第二，犹太人在各地都抱成团，形成一个个封闭型的社区，这就进一步加深了隔阂；第三，犹太人在商业和金融业方面占据优势，引起各城市基督徒的嫉妒，排犹倾向越来越公开化，难以遏制；第四，犹太商人和放债人是反对限制商品货币关系的扩大的，他们成为城市中贫穷市民的眼中钉。其结果是，一些城市中的排犹行为难以控制，犹太人的财产被洗劫，犹太放债人被抓获并被关押，甚至被赶走。很难说城市当局是有意识这样做的，但民间自发的排犹行为却给城市经济发展造成了损害，因为犹太人的离去，使得那些对犹太人较为宽容的城市受益（见图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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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4 犹太人在进行船只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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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看来，当时主张扩大商品货币关系的呼声和行动，以及主张限制商品货币关系的呼声和行动，包括一些城市的排犹行为，都是自发的，而不是任何机构和个人有计划、有预谋的设计的产物。再说，反对限制商品货币关系发展和主张限制商品货币关系发展的城市居民中，既有手工业者和商人，也有普通的市民。他们都从个人的角度来考察限制和不限制商品货币关系的利弊得失，从而提出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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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不以任何个人的意志为转移。自发地反对限制商品货币关系也好，自发地赞成扩大商品货币关系也好，都改变不了历史的进程。历史依旧按原来遵循的路径前进。一场资本主义经济性质的变革就这样一步步临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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