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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就业是城市化过程中最重要的问题。假定一个城市的人口增长只限于本城市原有人口的生育和成长，就业问题的解决相对来说要容易一些。然而在西欧各国，工业化和城市化是结伴而行的。在工业化过程中，农村人口会不断涌入城市，有些城市还有国外移民的移入，这些涌进城市的人都想在城市中找到一份工作，取得收入，养家糊口。在城市就业机会有限的条件下，外地来的求职者一般宁肯接受较低的工资以获得工作岗位，就会同本地已就业的职工争夺工作岗位。假定某个城市能够使涌进的外来人口找到一份可以养家的工作，也许会吸引更多的外来人口涌入这个城市，甚至把其他城市中的求职者吸引过来。因此，工业化过程中城市面临的就业问题会长期存在，而不是在短期内就能解除就业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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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职者在城市人口激增的同时，因市场的扩大而新出现不少新的就业机会。新的技术的推广，也促进了更多的人自谋职业。例如，自从缝纫机被发明和推广使用后，家庭妇女和未能找到工作的子女就有了一个新的职业，即成为缝纫工、裁缝。这个行业进入门槛低，退出也很容易。西欧一些国家的城市就业问题因此大大缓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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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化进行到一定程度以后，农村向城市移民的趋势因为城市对粮食、蔬菜、肉、禽、蛋、奶、水果等农牧产品的需求量增长很快而减缓，农村基本上停止了向城市输出劳动力，农村劳动力愿意留在农村，因为这时留在农村，既有收入的增加，又有安定的生活，这样也就缓解了城市就业的压力。但从国外不发达地区流入西欧城市的劳动力则一直不减。所以到后来，给城市带来较大就业压力的，并非本国农村流入城市的农民工，而是来自国外不发达国家的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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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病”和治理“城市病”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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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欧国家，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展，出现了所谓的“城市病”。“城市病”是指大量农村人口（包括不发达国家来的移民）移居城市后，不仅城市的就业压力增大，而且城市中的各种公共设施、住房、生活服务、卫生条件都呈现恶化的趋势。这样一来，就出现了“反城市化”的趋向。这里所说的“反城市化”，是指城市中居住的比较富裕的家庭纷纷外迁，迁到郊区，迁到城市附近的集镇或社区，甚至迁到城市周边的农村去居住。原因在于：城里空气污浊，噪音大，环境卫生差，这是自然方面的问题；此外，城里拥挤不堪，地价高昂从而房屋售价或租金也都很贵并有继续上涨趋势，城里失业人数多，社会治安状况差等等，这是社会方面的问题（见图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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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3 伦敦的贫民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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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穷人却纷纷迁入城市的市区。一是他们在郊区买不起房屋，也租不起房屋；二是他们负担不了每日进城上班下班的交通费用；三是穷人自农村移民来到城市，甚至从不发达国家移来，他们经常和一起迁移来的同乡、同族、同一宗教信仰的人聚在一起，不仅可以相互照顾，而且生活习惯相同。所以可以对“反城市化”作如下理解：“富人迁出城区，穷人迁往城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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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推进，在西欧国家，“城市病”越来越严重了。社会各界要求政府着手治理“城市病”的呼声也越来越高。社会各界普遍认为，治理“城市病”反映了政府的治理能力，许多事情有赖于政府认真去做，而不是政府可以放任不管就能解决的。首先，政府必须依据法律法规办事，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这样才能使城市的生活质量提升。其次，政府在治理“城市病”时，必须有足够的经费，有了足够的经费才能使城市成为宜居的地方。但仅仅依靠“谁污染，谁赔偿”的原则，是远远不够的。因此，一些国家的城市通过筹集城市公共建设基金的方式，解决了城市环保方面的问题和公共建设方面的问题。城市公共建设基金一般采取由地方政府牵头，用发行公共建设债券的形式来筹集经费。债券是有利息的，账目清楚，收支平衡，定期公布经营状况，由公众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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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病”并非短期内形成的，而是历年累积而成。因此，对“城市病”的治理也应当作长期准备，至少不让新的污染源出现，应把环境保护放在首位，已经造成城市水污染或城市空气污染的工厂，限期治理整顿，并迁出城区。只要持之以恒，“城市病”就会逐渐减轻和消失。西欧一些国家最近若干年以来因致力于城市环保工作，城市污染状况已经减轻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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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治理“城市病”方面比较棘手的问题，一是城市居民仍有较高比例的失业率，二是城市中的社会治安状况依然欠佳，而且这两个问题往往是结合在一起的。失业问题长期存在的趋势在很大程度上与结构不合理有关。也就是说，新技术不断出现，而产业结构的调整总是滞后的，就业结构的调整也是滞后的，因此，一方面可能是经济所需要的能适应新技术的劳动力供给不足，而失业者却因为不适应新技术而找不到工作岗位。特别是由不发达国家来到西欧各国城市中谋求职位的人，由于缺少新技术的训练，所以很难找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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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治安方面的难点在于，它既有由失业人口众多引起的社会治安状况恶化，又有由种族纠纷、宗教冲突、旧等级观念和等级歧视引起的社会治安状况恶化。如果单纯是因就业压力沉重而引起的社会治安状况恶化，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通过经济增长和职业技术培训，还是存在缓解的可能性。如果同种族纠纷、宗教冲突、旧等级观念和等级歧视结合在一起，那就较难解决了。因此社会各界纷纷建议只有从社会协调、种族和解、破除等级歧视、宗教信仰自由和互相尊重等方面着手，日久天长，才可能逐渐见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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厉以宁讲欧洲经济史（插图版） [:1704441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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厉以宁讲欧洲经济史（插图版） 工业化过程中的弱势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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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势群体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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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西欧国家工业化的进程可以了解到，弱势群体是始终存在的。什么是社会上的弱势群体？简单地说，就是在社会上处于弱势地位的人群。弱势群体同低收入者、贫困者不是一个概念，尽管二者有密切关系。弱势群体一般来说是指没有权势和没有社会地位的人群，其中大多数是穷人，但也有一部分是虽然有些钱但却没有权势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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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说，在西欧国家，从中世纪以来，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很久，犹太人都是弱势群体。他们在西欧国家被看成是异教徒，因为西欧国家都是基督教国家，而犹太人信奉犹太教。西欧国家的人不同犹太人通婚，不愿同他们做邻居，犹太人自成一个封闭性的社会。以色列建国后，在西欧，犹太人的处境改善了很多，但在社会上仍被人们以特殊的眼光看待，犹太人遭到冷漠对待的现象依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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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卜赛人在西欧遭到的歧视，也是长期的。吉卜赛人没有国家，西欧各国也不给予他们以本国的国籍，他们到处流浪，没有固定的职业。他们无疑是弱势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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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欧各国在工业化开始时，女工长时期内一直是弱势群体。女工人数众多，但在就业和待遇方面是受歧视的。尽管经过社会的呼吁和女工自身的斗争，在西欧国家争取到了男女同工同酬的地位，但在实际生活中，女工仍受到隐性的歧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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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弱势群体，还可以从市场的角度进行分析。比如在劳工市场上，以雇主为一方，以求职者为另一方，雇主多半是大企业，求职者则是以个人身份出现的，相形之下，大企业作为招工单位占强势，而以个人身份出现的求职者则处于弱势地位，议价权和录用权掌握在雇主手中。又如，在农牧产品采购市场上，以买主为一方，以农牧产品出售者为另一方，买主多半是农牧产品采购商，农牧产品出售者一般是以个人身份（农牧民）出现的，相形之下，农牧产品采购商占强势，而以个人身份出现的出售者则处于弱势地位，议价权和产品质量标准掌握在买主手中。弱势群体处处都受到不公平的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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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里穷人作为弱势群体，最困难之处在于没有钱，因此就没有社会地位。政府或社会团体在有些场合会给穷人家庭一定津贴、补助，但这只能使穷人家庭减轻一些生活压力，并不能让穷人不再是弱势群体中的一员。因此，在西欧各国工业化过程中，如何改善弱势群体的处境便成为社会各界多年来一直关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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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弱势群体处境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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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切弱势群体来说，保护性目标和积极性目标这两个目标是并存的，也是并重的。用通俗的话说，保护性目标就是求生存，并得以生存；积极性目标就是求发展，并得以发展。从顺序上说，应当是先求生存，再求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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