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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实现保护性目标，首先应当在法律上确定人人平等，不准对特定的种族和宗教信奉者有所歧视，不准对旧的等级进行差别待遇。严格地按法律办事是首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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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经济上说，工业化的进展体现了市场经济的成就，而市场的原则应当是公平竞争。弱势群体之所以会在市场环境中长期存在，同市场长期违背公平竞争有关。西欧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女工受到歧视和不公正待遇，劳工市场中雇主同求职者的一强势一弱势，农牧产品采购市场中买方同供给方的一强势一弱势，都违背了公平竞争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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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还有必要区别绝对贫困中的两种情况，也就是个人绝对贫困和集团性绝对贫困。这种区别是帮助弱势群体和减少社会上的绝对贫困现象所必不可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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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绝对贫困是指一个人或一个家庭收入低下，达不到本地区个人或家庭维持最低限度的正常生活的支出水平，包括生活必需的食品支出、衣服支出、住房支出、教育支出等。造成个人绝对贫困的原因很多。有的由于居住在山区或边远地区，自然条件恶劣，导致收入低下；有的由于自然灾害，如洪水、地震、暴风雪、台风、大火等，使得家庭成员伤亡，财产尽失；有的由于家庭发生重大变故，如家庭主劳动力死亡、伤残，或家庭成员长期患病等；有的由于地区发生战乱，环境或生产生活条件恶化，被迫背井离乡，逃难谋生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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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性绝对贫困是指一个社会团体或族群的大多数成员，都达不到本地区个人或家庭维持最低限度的正常生活的收入标准。造成集团性绝对贫困的原因，除了所在地区自然条件差或灾害严重而外，还有社会经济方面的原因，如宗教压迫、种族歧视、政治上的迫害，或受到经济萧条的打击，失业人数增多。此外还有经济发展方面的原因，如工业化过程中某些行业被淘汰，以致这些行业的从业人员找不到谋生之道，或者某个矿区因多年采掘，资源枯竭，矿场关闭，大批矿工失业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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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欧国家进行工业化并导致经济增长以后，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绝对贫困虽然没有消失，但个人或家庭的绝对贫困通过政府采取的社会保障措施已有所减少。至于集团性绝对贫困，既由于政府采取了社会保障措施，更由于社会各界一再呼吁消除种族歧视和等级歧视现象并获得教会、知识界、工会、妇女团体和各类公益性组织的支持，所以已有较大程度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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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化过程中相对贫困的持久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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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贫困是指在全社会人均收入的比较中，一些人的收入尽管有所上升，甚至超过了本地区个人或家庭维持最低限度的正常生活的收入标准，但仍然低于社会平均收入水平，或者低于自己的街坊、邻居、朋友、熟人，因此感到自己仍处于贫困状态。同绝对贫困一样，相对贫困也可以分为个人相对贫困和集团性相对贫困两类。但无论是个人相对贫困还是集团性相对贫困，都在较大程度上同人们的心理感觉有关。至于集团性相对贫困的感觉之所以长期存在并难以消除，除了种族歧视、等级歧视可能使人们深深感到现实生活中的不公平现象根深蒂固而外，还同地区发展不协调、行业报酬差别过大、就业机会不均等或公共福利设施的不平衡等因素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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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欧国家工业化过程中，学术界普遍认为，相对贫困的消除比绝对贫困的消除要困难得多。相对贫困的持久性，可以从以下三个角度来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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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人们之间的比较是自发的，也是经常的。不同收入的人们、不同行业的从业人员、不同地区的居民、不同家庭背景的人们之间，往往自发地进行比较，通过这方面或那方面的比较，常常得出自己这也不如别人，那也不如别人的结论，相对贫困的感觉也就不易消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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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人们自己通常把期望值和现状作比较。由西欧国家工业化的进程可以发现，在经济增长的年份，人们对自己收入的预期往往偏高，于是期望值和现状之间的差距反而增大了，他们因此而对收入现状不满，认为自己依然处于贫困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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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意义上说，人们对社会流动后所获得的收入往往有较大的期望值。比如说，人们在认真学习后得到了博士、硕士、学士之类的学位，并谋到一个新职位，人们因此对自己收入增长的期望值通常较高，然而实际上个人收入没有那么多，结果就会失望，认为自己依然处于贫困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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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人们也经常把现期收入同历史上高峰时期的收入作比较。正因为人们一般不把现期收入同过去曾经有过的较低收入相比，而经常同个人历史上高峰时期的收入相比，于是就会认为“今不如昔”，产生抱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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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学中出现的这种同高峰时期相比而产生的抱怨情绪，可以对工资刚性、消费支出刚性、福利刚性等现象作出解释，也就是消费经济学中时常提及的“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现象之所以存在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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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化过程中的新激进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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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西欧国家工业化开始后就不断出现的弱势群体现象，以及集团性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现象，就可以对工业化本身所带来的社会不满情绪有进一步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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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应当谈到个人对前途的不确定性是增大的。个人面临着两种不确定性：一是横向的不确定性，二是纵向的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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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向的不确定性是指“不清楚别人正在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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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向的不确定性是指“不清楚未来会发生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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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两种不确定性长期伴随着每一个人，从少年直到老年。人人都处在一个正在发生变化的环境中，处在一个既无法摆脱而又无法改变的不确定状态中。人们的信息实际上是微不足道的。正如有些人所说的：富人的烦恼和困扰不见得比穷人少。贫穷的流浪汉也许没有远忧，他只担心今天有没有人向自己施舍；而一个巨富或高官却不会停止思考，他们不会不想明天或长久会有什么新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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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不确定性，人们是被动的，也是力求适应的。但人们可以根据客观形势的变化，或者早做调整，或者晚做调整。这种行为的调整，不管是事先调整还是事后调整，都是被动的。调整个人行为和作出调整决策的人，在不确定的大环境中，所考虑的无非是为了尽可能避免损失，或是为了尽可能增加收益而已。因此，在西欧国家工业化进程中，不同的人会由于种种原因而作出行为调整，但结果是赢是输依然是不确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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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在不确定的环境中，绝对的利益和相对的利益都是事后才知道的。富人的不满不比穷人少，穷人的操心和烦恼之处不比富人多，原因的一部分正在于此。因此，西欧国家工业化中激进主义的参与者和倡导者，不一定都是穷人，也有些是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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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化过程中出现了工会组织。在西欧国家，产业工人在工业化初期一直是受歧视的，他们收入少，生活条件和工作条件差，社会地位低。这时，产业工人工会是一个激进的组织。但情况逐渐发生变化，产业工人工会变成了排外的组织。它排斥未加入工会的工人，甚至阻碍未参加工会的人递交加入工会的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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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在西欧国家相继出现了新激进主义思潮。这一思潮并没有固定的政党倾向或政党背景，而主要是因社会上较普遍存在的对工业化不满情绪的激化而涌现出来的一种思潮。大体上包括以下三种对工业化的不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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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认为在工业化继续推进的过程中，社会上的贫富差距随着经济增长而扩大了。有不少人认为这是工业化的弊端、经济增长的后遗症。要求政府采取比过去严格的所得税制度、财产税制度，甚至还主张国有化，即对一些行业（如铁路、采矿、通信等行业）实行国有资本控股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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