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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5 大选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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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周期自20世纪70年代以后越来越明显。西欧国家的公众认识到这应当是代议制时期的一种常态。在政治周期的反复影响下，他们也懂得了一个道理：政坛主角虽然不断更换，但基调却是基本一致的，无论是保守派政党执政还是激进派政党执政，照样是混合市场经济体制，照样是资本主义制度。自由市场经济体制终于一去不复返了。经济学家们却由此获得另一个印象或另一种新的认识，这就是“承诺”依然有效，但动作却不一定如当初“承诺”的那样不变。凯恩斯在世时不曾料到以后会出现政治周期，这是可以谅解的。但一旦出现了政治周期，经济的变化就不再依经济学家的愿望和设计而转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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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党自身的内部竞争形成一种新压力和新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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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欧主要国家的政治生活中，保守派政党和激进派政党通常是交替执政，所不同的只是，由于各国国情不同，经济发展程度有差距，以及政党的倾向性有所区别，所以在有的国家，政党的轮流执政几乎是频繁的，而在另一些国家，某一个政党可能连续执政多届才被替代。但不管怎样，在政党竞选过程中，特别是在新政府组成以后的执政期间，在野党总是尽量挑剔执政党的所作、所为、所言与其竞选纲领不相符合的地方，总是尽量寻找执政党在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差错，或舞弊，或绯闻。这种情况，虽然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就出现在西欧国家的政治舞台上，但不像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那么普遍，社会舆论对执政党政府官员的监督也不如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那么严格。选民的声音从20世纪70年代以后越来越对执政党政府官员形成一种无形的压力，使每一个所谓政治活动家都不得不为此而收敛、自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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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欧国家，一个政党（不管是执政党还是在野党）内部的情况也因时代的变迁而发生变化。20世纪30年代以前那种党的领袖传统的统治本党的方式逐渐行不通了，政党内部的论资排辈和唯党的领袖是从的老作风、老习惯逐渐消失了。不仅如此，在每一个政党内部仍存在不同的派系，这些派系进行着激烈的斗争，而且它们都不是固定不变的，它们随着国内和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而不断地分化和重新组合。每一个政党内也总是会出现新的出类拔萃的人物从而向原来的领袖提出挑战。政党一旦竞选失败，通常以党领导人辞职作为对后人的交代。谁也不可能凭借原来领袖的特殊恩典而成为当然的继承者。作为一个政党的领导人，不仅要有才干，要有魄力，要有威信，要能够服众，而且在私生活和道德品质上，也不应当有引起舆论指责的缺陷，这就形成了来自本党党内和社会上的对政党的新的压力、新的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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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混合市场经济体制之下，西欧国家的政党领导人所面对的国内国外政治经济形势的复杂性，要比自由市场经济体制之下复杂得多、困难得多。这是因为，在自由市场经济体制下，在长时间内，政府被赋予的只是“看门人”、“守夜人”的职责，政府对市场经济活动基本上采取自由放任的政策，政府不直接干预经济。而且在那个时候，政府的确是一个“小政府”，“小预算”、“小债务”是当时政府的特色。政府对外的关系也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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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混合市场经济体制之下，政府至少肩负着两项经济管理的责任：一是在逐步推进福利国家模式的过程中，政府必须考虑如何增加财政收入，以免在社会保障范围扩大和福利项目增加之后财政却负担不起。在福利国家模式推进初期，西欧国家从政府到公众还未能认识到“福利刚性”的存在，等到后来察觉到“福利刚性”存在时，为时已晚，已不能后退了。二是政府不能不干预经济，即不能不采取宏观经济调控措施，以减少失业率或抑制通货膨胀率，更头痛的是如何应对“滞胀”，即失业与通货膨胀并发症。无论哪一个政党在组成新政府后都必须为“福利刚性”和宏观经济调控问题操心，更不必说环境保护和环境治理，以及消除国内经济发展不平衡现象了。“小政府”终于向“大政府”转变，“小预算”终于成为“大预算”，“小债务”也累积而成“大债务”。这就迫使西欧各国的主要政党急需更新知识，寻找新的精英来补充政党的高级干部，以便自己能适应新形势，制定新的对策，而且这也预示着今后的竞选性质将越来越需要政党内部干部队伍的知识更新、人才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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厉以宁讲欧洲经济史（插图版） 资本主义制度调整仍在进行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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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进行制度调整已无法回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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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西欧国家而言，在资本主义制度调整方面迈出关键的一步，即由自由市场经济体制转向混合市场经济体制，一开始是不得已的。这就是说，在20世纪30年代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的逼迫下，失业问题如此严重，经济几乎临近崩溃的边缘，如何拯救资本主义制度呢？只有寄希望于宏观经济调控。政府不干预经济的教条被认为过时了，政府调节经济、调节市场的做法被认为是合乎时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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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最初30年，即从1945年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是西欧国家一步步完成从自由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为混合市场经济体制的时期。战后西欧经济的迅速复苏和重新崛起，以及福利国家模式的逐渐推广，宏观经济调控手段的频繁使用，全都是混合市场经济体制得以发挥作用的证据。自由市场经济体制一去不复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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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大中低收入阶层不愿倒退回自由市场经济体制。他们的父辈和他们自身，多多少少仍对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危机犹有印象，并且心有余悸。现在，经济稳定了，战后重建使城市和农民有了新的精神面貌，社会保障范围的扩大和社会保障项目的增加使他们的生活改善了，家家有了较好的住房，小汽车也普及了。中低收入阶层凭什么要留恋那种自由放任、政府不干预经济的自由市场经济体制呢？特别是，在西欧国家的政党竞选制度日趋完善和公众可以按照自己的判断来选择政府领导人的情况下，在野党也好，执政党也好，都必须转变对公众的态度，听取他们的意见，并尊重他们的权利。因此，从这个意义来看，转向混合市场经济体制之后，公众的地位比过去改善了，所以公众对大选结果的认可程度也比过去提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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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半期以后，尤其是在20世纪80-90年代，西欧国家的社会经济生活中接二连三地又出现了新情况、新问题。比如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西欧国家一直采用凯恩斯理论中的需求管理政策，以应付经济运行中出现的失业率过大或通货膨胀率过高等现象，但自从20世纪70年代以后，从美国开始出现的“滞胀”也蔓延到西欧主要国家。如何应对“滞胀”？需求管理政策不管用了，因为压缩总需求只能抑制通货膨胀而无法降低失业率，而刺激总需求只能降低失业率而无法抑制通货膨胀。这样就使得美国政府和西欧国家的政府陷于两难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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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各国经济学界和政府部门的多年探讨，大体上得出一个观点，那就是要靠技术创新和结构调整才能应付“滞胀”，但技术创新和结构调整都涉及混合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问题。所以，资本主义制度调整绝不能到此止步，而必须继续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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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调国内区域经济的迫切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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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另一个角度看，在西欧国家由自由市场经济体制转向混合市场经济体制之初，公众所关心的主要是西欧国家能否较快地从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危机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争创伤中复苏过来，恢复经济的活力，以及能否推广福利国家的模式和大选后产生的政府能否一改从前的那种政府不干预经济的做法等等。但这个阶段过去之后，人们关注的主要问题转到了地区经济能否协调发展，国内较不发达的地区能否在财政的帮助下提高经济增长率，提高经济较不发达地区的就业率和教育普及率，使这些较不发达地区的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有比较迅速的提升等问题。到了20世纪70年代后期，距离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已超过30年，再不着手解决这类问题，社会上对政府的意见不可避免地会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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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问题迟迟不能解决，地方分离主义在一些主要西欧国家的活动比过去频繁得多。一个突出的例子是英国境内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的离心趋势。这些地区在中世纪并不归属于英国，当地居民总是把英格兰看成是征服者。他们认为，正是来自英格兰的征服者使得这些地区的居民丧失了独立性，变得越来越贫穷，同英格兰经济和居民收入的差距越来越大。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法国南部山区和科西嘉岛、意大利南部地区、西西里岛和撒丁岛，还有西班牙境内的少数民族加泰罗尼亚人、加里亚人和巴斯克人居住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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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使得西欧国家国内较不发达地区的经济迅速增长和居民收入大幅度提高，远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以英国的苏格兰地区来说，首先是文化上的差异。苏格兰人自认为从古代起就是一个独立主权国家的居民，是凯尔特人的后裔，而不像英格兰居民那样是盎格鲁撒克逊人和朱特人的后裔。罗马人跨海进入不列颠时，势力仅限于英格兰而没有进入苏格兰。在11世纪以后的漫长岁月里，英格兰王国的统治也限于英格兰境内。苏格兰一直是独立的，直到后来被强制并入英国为止。因此，苏格兰人始终把英格兰人看成是“暴发户”，自己是受压迫、受排挤的。工业化以后，苏格兰经济严重落后，主要工业企业都建立在英格兰境内，苏格兰的人均GDP比英格兰低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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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上的隔阂加剧了苏格兰的离心倾向。苏格兰人保存了自己的民族服饰，以显示自己同英格兰人的区别。他们自称是牧羊人的后代，而瞧不起英格兰人，说他们是海盗的后代。看来，仅仅增加政府投资，帮助苏格兰振兴经济，是远远不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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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谈意大利北部和南部之间差距缩小的问题。意大利北部和南部的发展不平衡问题由来已久。早在中世纪晚期，北部各个城市无论在手工业方面还是在商业方面都走在前列，而南部，包括西西里岛，都以农业为主，手工业和商业落后。19世纪后期意大利统一了，工业化随即开始，北部变化大，南部则封建势力依然牢固，农民缺地少地，只能靠租佃地主的土地为生，贫困如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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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意大利为了振兴经济，各个政党都把“北厂南迁”作为口号，争取选民支持。然而，数十年过去了，意大利北部和南部的发展不平衡问题仍未解决，区域收入差距依然很大，“北厂南迁”未能收到预期的效果。问题何在？要知道，在国内要开发某一比较落后的地区，必须在当地进行制度方面的改革，以形成有利于当地市场经济发展的环境。对国内某一比较落后地区的开发，绝对不是仅仅把工厂迁移到那里去就能改变当地的社会经济面貌的。意大利南部地区的传统势力强大，家族关系根深蒂固，市场经济基础薄弱。即使从北部迁去一些工厂，使当地增加若干税收，使当地劳动力获得若干就业岗位，也动摇不了传统势力在当地盘踞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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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南部的开发之所以艰难，之所以阻力重重，说明了一个道理，即资本主义制度的第一阶段（自由市场经济体制）在意大利南部尚未扎下根来，反封建的任务尚未完成，土地制度仍同几百年前一样，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往往只有形式而未能发挥作用。此外，意大利南部还有一种特殊情况，这就是黑社会的势力大，影响大，以致走私、贩毒、械斗、拐卖人口、敲诈勒索等活动十分猖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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