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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苏格兰的地方分离主义和意大利北部与南部之间的发展不平衡问题可以了解到，在西欧国家，尽管混合市场经济体制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这么长时期的考验，大体上已经基本确立，但资本主义制度调整不会就此停顿下来，而会继续下去。区域发展协调无疑是今后一段时间有待继续完成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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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足居民有关提高生活质量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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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西欧一些主要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几十年内相继推行了福利国家模式，但城乡居民有关提高生活质量的要求是无止境的，他们从20世纪80年代起，更加关切生活质量的提高，并认为这是民选政府应尽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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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质量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自然的生活质量，二是社会的生活质量。自然的生活质量包括洁净的空气、水源、舒适宜人的居住环境、优美的自然景观等。为了改善人们的自然生活质量，对于未受到工业化破坏的自然环境，应加强保护，避免遭受破坏；对于已经被工业化破坏的自然环境，需要抓紧治理、恢复，使它适合人们生活和居住。社会的生活质量包括良好的社会秩序、健康的社会风气、人们之间关系的融洽祥和等。在长时期的工业化过程中，由于不注意人们的社会生活质量，以致城市治安状况恶化，犯罪事件增多，社会风气败坏，人们之间关系紧张，冲突、纠纷不断发生，特别是某些大城市由于“城市病”未能得到有效治理，交通阻塞，拥挤不堪，刑事案件屡屡发生，更令城市居民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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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无论是自然生活质量的提高还是社会生活质量的提高，对西欧国家的政府来说，都不是增加财政支出就能够实现的难题。可以说，仅靠财政支出的增加而没有公众参与监督，参与治理，无法完成这样庞大的任务。但即使增加财政支出来改善城乡居民的自然生活质量和社会生活质量，钱又来自何处？西欧国家的政府已经在财政预算问题上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一个政党，无论是不是执政党，全都因财政赤字的扩大和国家债务的上升而感到不安。财政问题始终困扰着西欧国家的各个政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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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以来西欧国家一直流行着这样一种说法，即只要一个国家继续存在，即使政府换届，甚至换届多次，国债也不会被政府否认，债权人也不用担心政府会失去信用，不还欠债。于是，发新债还旧债的做法，可以一代又一代地传承下去。尽管不同意凯恩斯经济学的新古典经济学家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都对赤字财政政策提出质疑，但某些西欧国家的政府却依旧采用连年发国债的方法来应付财政上的巨大开支。终于在进入21世纪以后，特别是在有些西欧国家发生主权债务危机以后，国债可以年复一年地持续发下去的打算落空了。这主要是因为：由于连年财政赤字，国债越积越多，政府的信用丧失了。政府信用的丧失，导致公众产生如下看法：旧债未还，不买新债。最终逼得政府无法靠发行新债来维持政府的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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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情况给了某些财政赤字过大的西欧国家政府一个教训：古老的经济学原则，即财政收支大体上应当平衡，并不是老古董、老掉牙的说教。某些西欧国家的主权债务危机的发生，不能不引起这些国家的政府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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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欧社会对制度调整的适应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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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西欧不少国家使用了统一的货币——欧元，尽管西欧不少国家在人均GDP方面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但必须注意到，由于自然禀赋的不同、地理位置的不同以及经济发展程度的差异，相应地，西欧各国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也不同。有些西欧国家仍处于工业化阶段，有些国家则处于由工业化阶段向后工业社会过渡的时期，还有些国家已开始步入后工业社会了。这样，混合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后，西欧各个国家的资本主义制度调整的内容和所采取的政策措施不可能是一致的。但不管是处于哪一个发展阶段的西欧国家，在继续进行资本主义制度调整方面都有许多工作要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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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说，经济结构的调整都会继续。根据三次产业划分以及各自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来考察，通常认为后工业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在于第三产业的产值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70%以上，第二产业的产值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20%~25%，第一产业的产值大约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5%。这被认为是后工业社会最简明的特征，也就是大多数劳动力不再从事农业或制造业，而是从事服务业，如贸易、金融、运输、保健、娱乐、研究和管理。西欧国家的经济结构，无论这些国家目前处于哪一个发展阶段，都会朝这个方向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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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如，目前西欧各国都已经在实现福利国家模式方面经历了较长的过程。尽管由于各国国情的差别，它们彼此之间在社会保障的范围和社会保障支出的人均数量方面有所不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福利刚性”的存在及其不可逆转趋势，政府的福利政策已经成了维持人们生活标准和增加人们安全感的必要条件。任何一个政党及其领导人都不敢倒退。然而，“福利刚性”却是一个所有政党及其领导人都无法妥善解决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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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资本主义制度调整过程中，还有必要仔细分析西欧国家权力结构的变化趋势。从自由市场经济体制时期一直到现在，即混合市场经济体制确立时期，尽管从政府不直接干预经济到政府负有宏观经济调控的责任，从政府只管对穷人的救助和扶贫到福利国家模式的推行，资本主义制度虽然未变，体制却变更了，刚性体制的自由市场经济逐渐演变为弹性体制的混合市场经济了。这种体制的转变或迟或早会影响到资本主义制度下权力结构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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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混合市场经济体制逐渐形成并替代了自由市场经济体制之后，西欧国家的权力结构已经开始变化，权力已经不像过去那样单纯由大企业集团或金融寡头以及代表他们利益的人物行使了，政治决策也不仅仅由他们这一伙人所制定了。在一定程度上，权力已经被工会、知识界人士、技术专家和其他社会活跃分子等分享，这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几十年内资本主义制度调整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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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欧各国的政坛上，逐渐涌现了一批又一批新型职业政治家。他们不同于以往被大企业集团和金融寡头所豢养的支持者、幕僚、出谋划策者。虽然这些新型职业政治家什么家庭出身的都有，但有三点是共同的：第一，他们一般有较高的学历；第二，他们是大选中的积极分子，熟悉竞选过程，并能反映选民意见；第三，他们有政党背景但又是各自政党中的新生力量，他们敢于向各自政党中的老一辈领导人和元老们挑战，并且得到党内年轻干部和党员的认可。正是这样一些新型职业政治家的出现，使西欧国家的政党基础发生了变化，即选民队伍对某一政党的支持越来越不确定了，这表现为选民不像半个世纪前总是有历史上形成的倾向性（如体力劳动者选民总是倾向于社会民主党，企业界选民则倾向于保守派政党），而是多元的、背离传统的、变幻不定的投票意向，往往因竞选人的个人特征而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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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耐人寻味的是：历来在西欧各国政治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从20世纪90年代起，展开了一场内部大讨论。争论的出发点是，社会民主党在党的目标或努力方向上是否需要作一次重大的调整，以符合客观形势的变化。争论的主题是，德国社会民主党是应该保留近百年以来所沿用的“民主社会主义”概念，还是应改用“社会民主主义”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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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展开“民主社会主义还是社会民主主义”争论的同时，英国著名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于1998年出版了《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一书。他在书中指出：“第三条道路”的特色在于超越传统的左派和右派，正在另辟蹊径。他所说的左派，是指建立在阶级政治基础上的社会民主主义者；他所说的右派，是指建立在传统资本主义信念之上的新自由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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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德国社会民主党内部的大讨论和安东尼·吉登斯的“第三条道路”的提出，都表明有关资本主义制度调整的进一步探讨在西欧政界和学术界已难以避免，但结果如何，对西欧各国的社会有什么影响，尚待我们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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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让我们接着分析西欧社会对进一步的资本主义制度调整的适应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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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梅欧在《工业文明的社会问题》一书中把社会分为两类。一类是“已经定型的社会”，如工业化以前的社会和工业化前期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人们的生活是预先设计好的，从而是安定的，个人选择的机会很小，一切按传统方式安排。另一类是“适应变动的社会”，是随着工业化的不断推进，社会逐渐从“已经定型的社会”转变而来的。这种过渡在20世纪初期在西方世界就开始了，进入现代工业社会后，越到后来越是“适应变动的社会”。应该说，梅欧早在1945年出版的书籍中就预见到了以后的变化，不能说是没有远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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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社会变动归社会变动，个人适应归个人适应，这是两件不同的事情。在资本主义制度调整继续推进的过程中，个人和社会变动因不适应而产生的冲突是难以避免的。不可能因个人的不适应而让社会变动停止下来，返回“已经定型的社会”已经不可能了。制度调整也不可能倒退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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抱怨社会的变动在加速，将个人或政党的一再不适应归罪于制度调整是徒劳的。不管个人或政党是否适应社会的变动，社会的继续变动既不可能停顿，也不可能减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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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欧国家，无论从资本主义制度调整的较深层次的含义来分析，还是从人们对社会变动的不适应到适应、新的不适应到新的适应的角度来分析，资本主义制度调整的继续将会越来越表现为一种文化现象。个人和政党对社会变动的不适应，是一种文化现象；而从不适应到适应，从适应再到不适应，同样是一种文化现象。这些既然都是文化现象，那么各人就可持有自己的评价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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厉以宁讲欧洲经济史（插图版） 第十章 俄国农奴制改革和资本主义发展的迟缓：历史的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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