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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保证兵源。即使俄国已经从法律上确定农奴不得擅自离开土地，但如果没有农村公社这一类组织作为基层单位来管理农奴，光靠地主的硬性手段，还是征不到农奴当兵的。农奴不仅不能离开土地外出，同样不能逃避兵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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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俄国政府的征税征粮也离不开农村公社的参与。连环保制度必须有基层的组织基础。如果没有农村公社，要分散地让农奴自缴，效率是低下的，或者说，征税成本要大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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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农村公社实际上也是乡村基层社会维持治安的有用手段。农奴之间有什么动乱先兆，有任何“危险分子”隐藏在农村公社中，这些情况，农村公社最了解。因此，在俄国政府看来，必须充分利用农村公社这一现成的基层组织，才能维持社会治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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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着俄国农奴制的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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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卡捷琳娜二世于1796年病故。但与她有关的两件事却没有结束：一是拉吉舍夫的著作《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的影响继续在扩散，农奴制的黑暗、农奴生活的悲惨、地主的专横越来越引起俄国知识界的思考；二是俄国最终卷入了反对法国的战争。拿破仑率军在击败普鲁士等国的联军之后直接进入俄国境内，1812年攻陷了莫斯科，接着又仓促撤出俄国。俄军反击胜利，随同其他国家的军队一起攻进了巴黎。拿破仑失败了，先是被流放于厄尔巴岛，第二年他又打回巴黎，1815年6月在滑铁卢战败，被流放到圣赫勒拿岛，1821年5月病逝。一批俄国年轻军官随军到了西欧国家，特别是到了法国，受到了法国革命的影响。他们回国后，对比之下发现了俄国的落后、专制、黑暗。他们秘密串联，企图进行农奴制改革，结果被新登位的皇帝尼古拉一世残暴地镇压了。5名主要领导人被处绞刑，100多人被流放到西伯利亚。这就是十二月党人事件（俄历1825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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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吉舍夫的著作和他的思想的传播，再加上十二月党人的被镇压，在俄国知识界引起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这被认为是启蒙的开始。俄国农奴制必须废除，这是当时思想激进的俄国年轻人的想法。其中著名的思想家是赫尔岑和奥加略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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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尔岑和奥加略夫两人都是贵族出身。赫尔岑生于1812年，奥加略夫生于1813年。他们同情十二月党人的遭遇，赞成十二月党人对自由的追求和对农奴制的谴责。赫尔岑于1829年进入莫斯科大学，奥加略夫于1830年进入莫斯科大学，他们在大学中接受了西欧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学说。1834年，他们两人都被逮捕，罪名是“对社会极其危险的、大胆的自由思想者”。1835年两人被流放到外省。赫尔岑于1840年才获准回到莫斯科。隔了一年，他再度被流放到外省。奥加略夫在外省流放了五年，流放期满后回到莫斯科。两人都从事写作，奥加略夫成为一名诗人。但关心俄国政局，关心俄国农奴制改革，却是他们的终身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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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前半期，在当时俄国政界一般不讨论农奴制问题，因为这种讨论是对皇权的不敬，是违背皇权意志的。农奴制既然已经成为法律确定的制度，就只能实行而不许再议论。而在知识界，则形成三个派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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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保守派。保守派是完全替沙皇统治辩护的，主要是一些教会人士和政府的御用文人。他们认为，农奴制的存在是俄国社会得以稳定的基础，而皇权和教权的合一，不仅可以使社会稳定，还体现了俄国历史的特点，因此不宜改变现存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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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斯拉夫派。斯拉夫派认为，俄国的国情不同于西欧国家，俄国不应跟着西欧国家走，俄国的发展应当保存几百年来固有的文化传统。那么，什么是俄国发展的依托呢？这就是俄国的农村公社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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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西欧派。西欧派既不同意保守派那种把沙皇专制和农奴制说成美好无比的论调，也不同意斯拉夫派所主张的改革农奴制而又保留农村公社的论调。在西欧派看来，只有全面学习西欧的制度和文化，俄国才能成为工业强国和民主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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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尔岑和奥加略夫无疑是反对保守派的，他们斥责保守派思想界是沙皇的吹鼓手。他们不同意斯拉夫派的观点。他们认为，即使俄国解放了农奴，但若保留农村公社制度，俄国也不可能取得进步，而且同西欧国家的差距会越来越大。他们还认为，西欧派的观点也是不可行的，如果那样做，俄国必定会重蹈资本主义的覆辙，重蹈西欧国家的覆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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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尔岑和奥加略夫认为保守派一无是处，但斯拉夫派和西欧派虽都有缺陷，却仍有可取之处，如斯拉夫派对农村公社寄以希望，西欧派对沙皇专制制度是坚决反对的。赫尔岑和奥加略夫对空想社会主义的宣传和对俄国农奴制的严厉批判，使他们先后被逐出俄国，终身流亡于西欧。赫尔岑于1870年死于西欧，享年58岁。奥加略夫死于1877年，享年64岁。他们两人在临终前似乎都已察觉到，俄国新一代的革命者已开始成长起来，相形之下，他们渐渐落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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厉以宁讲欧洲经济史（插图版） 俄国的农奴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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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纪前半期俄国的政治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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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古拉一世于1825年即位，统治到1855年。他一即位就镇压了十二月党人起义。接着，他加强了专制统治，严禁西欧国家有关自由、民主和平等的思想在俄国各个大学中传播，并打击俄国境内各地农奴们的反抗行为。当时，由于市场上对各种农产品的需求增长，地主们普遍感到固定比例的实物地租已经不如农奴服劳役并在地主的土地上耕种那样给地主带来的收入多，因此，地主往往扩大自己的土地，强迫农奴服劳役，为地主生产更多的粮食，地主自己再把粮食运到市场上去出售。在有些地区，到18世纪末期时，农奴一般每周服劳役三天。19世纪前期，农奴服劳役的时间竟延长到四天、五天甚至六天。农奴叫苦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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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劳役的加重，不少农奴被迫逃亡，到外乡去谋生和做工。但地主对于逃亡农奴的惩罚是沉重的。逃亡农奴被抓捕回来后，被拷打，甚至被折磨致死，家中的财产（如耕畜、农具、茅屋等）被地主没收，妻儿则变为家奴。但越是这样对待农奴，农奴逃亡人数越是上升。总的来说，有些地方的农奴制已经维持不下去了，因为农奴成批逃亡，农村的广阔土地上已没有什么人继续在为地主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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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俄国境内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所看到的往往是另一种情况：一些富裕的地主察觉到利用农奴做工、为地主的企业生产各种产品更赚钱，地主家庭的生活也更舒适，于是富裕的地主们都来仿效。比如说，纺织业是有利可图的，在一些交通运输比较方便的地方，就出现了地方经营的棉纺织厂、亚麻纺织厂和毛纺织厂。这些地主善于经营，他们认为让自己在园里的农奴为自己干农活，远不如让他们到纺织工厂来当工人。有些农奴工人积累了一些钱财，赎买了自己，甚至还有开作坊、开店、办工厂的。但这样一来，留在农村地主庄园里服劳役的或从事其他劳动的农奴们更不安心了，他们想方设法走出农庄，到城镇的劳动力市场去找工作。俄国的农奴制已被认定滑到了解体的边缘。看来，一场农奴制改革已经临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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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这个关键时刻，1853年爆发了俄国同奥斯曼帝国之间的战争，历史上称为俄土战争。俄国指望一举击败日益衰落的奥斯曼帝国，完全控制黑海海峡，并插足巴尔干半岛。1853年10月，俄土战争正式爆发，俄国舰队全歼奥斯曼帝国海军，直逼伊斯坦布尔。1854年3月，英国和法国组成联军，向俄国宣战。奥地利、意大利撒丁王国也参加英法这一方。1855年秋，英法和奥斯曼帝国联军攻占了俄国的黑海北岸要塞塞瓦斯托波尔。尼古拉一世服毒自杀。其子亚历山大二世继位，无奈停战求和。这次战争和俄国在《巴黎和约》上承认的屈辱性条约的后果，是在俄国朝内朝外掀起抗议沙皇政府和指责沙皇无能的浪潮。正是在这种形势下，新登基的亚历山大二世不得不着手宣布进行农奴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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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历山大二世的农奴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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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历山大二世在1855年俄国败局已定的恶劣情况下登位。面临着国内的巨大压力，亚历山大二世认为只有对农奴制进行改革，才能使俄国走出困境，也只有进行农奴制改革，才能使俄国走上资本主义工业化的道路，使俄国强盛、富足。然而，矛盾之处在于：亚历山大二世要坐稳皇位，下述两个条件必须同时具备。一个条件是：对俄国农奴制所进行的改革必须收到实效，使俄国资本主义经济得以发展，使沙皇制度能继续维持下去。另一个条件是：农奴制改革不仅不能过多地损害贵族阶级的利益，还必须让贵族阶级能够支持皇帝继续坐稳皇位。正因为如此，亚历山大二世不得不走一条既可以推进农奴制改革又能让贵族阶级继续支持自己的险路。这就是亚历山大二世的基本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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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要地说，亚历山大二世的基本立场可以概括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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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依靠保守派，依靠贵族阶级，使农奴制改革的过程中能让贵族阶级感到自己的利益仍然得以保留，或保留得较多，不至成为亚历山大二世的反对者，期盼亚历山大二世倒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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