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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在招聘少数民族和女性员工时，任何一个正常理性的雇主都会谨小慎微。因为少数民族或女性应聘者更有可能给他带来风险，比如，如果应聘者是一个聪明绝顶的大学毕业生却毫无工作经验，这就会让雇主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相比之下，雇用白人的风险就小得多了，至少不必担心遭到反歧视指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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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句话说，公平就业机会委员会可能开展的反歧视调查，让雇主在招聘少数民族时需要承担一项或有负债，而这显然会降低少数民族应聘者的竞争力。这就产生了一种逆向效应：反歧视法奖励了歧视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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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具讽刺意义的是，自由市场则会惩罚歧视性雇佣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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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雇主拒绝录用女性或者非洲裔应聘者，那么就失去了一个符合要求的合格人才。如果竞争对手恰好也在招聘这样的人才，而且他对民族或性别不予理会，他就会借着这个机会建立起一支更强大的团队。任何明目张胆地实施种族歧视或性别歧视的雇主，无疑是在以利润为代价证明自己的顽固不化。但是，反歧视法却让歧视行为有利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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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除反歧视法将有利于减少雇佣惩罚，进而使女性和少数民族求职者受益。不过，我们还是要在公共领域坚持反歧视法，因为在这个问题上，市场机制不可能对政府雇员的恶劣行为进行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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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小公司可以轻而易举地避免录用受保护人群，但大公司无法做到。对于一家拥有1 000名雇员的大公司，如果公司没有一名非洲裔雇员，那么当非洲裔求职者遭到拒绝时，他自然会以种族歧视为由起诉这家公司。但对于一家只有两名白人雇员的小公司来说，他就很难用这样的理由起诉公司了。因此，为应诉歧视性指控，大公司往往要承担巨大的法律及人力资源成本，而且它们常常选择拿出一大笔钱解决这类纠纷，其实，很多指控本身可能就是捕风捉影。而最终的结果是，本来用于雇用新人的资金不得不用来打官司，打发那些满腹怨言的雇员。而大公司规避这种风险的另一种方法就是尽可能减少雇员的人数，这显然会对一个国家的就业率造成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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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公司是雇佣惩罚的最大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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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惨重的雇佣惩罚往往就是雇主的第一次招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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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一对夫妇成立了一家制造和销售野餐桌的小作坊。最初，他们完全是自己动手，在家里生产餐桌。随着业务量的增长，他们意识到有必要招聘一个全职雇员，帮他们处理订单、支付材料款和收取销售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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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大多数情况一样，他们当然需要为招聘这个人支付成本，但政府法规规定的成本就已经让他们吃不消了。联邦政府、州政府和地方政府都对办公场所的照明、办公家具和休息室等有所规定，政府会要求这对夫妇在办公室设置相关标识，比如，有长明灯照明的“紧急出口”标记、说明最低工资及工作人员福利法规的标语。然后还有就业税和工资税，缴税不仅需要资金支出，还要投入时间管理，而这些时间和金钱原本是用于更有生产性的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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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成本对资金雄厚的大公司来说或许无足轻重，但对“夫妻店”来说，当然会让他们叫苦不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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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有些规定不会惩罚公司的第一次雇用，但却会影响随后的招聘。比如，“奥巴马医保法案”会让所有胆敢雇用50人的公司提心吊胆，而《美国残疾人法案》同样会让敢于雇用15人的公司感到不寒而栗。不妨想想它们背后的动机。假如你已经雇用了14名员工，那么你招聘的第15个人或将使你承受严厉的雇佣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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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3月，奥巴马政府通过立法让《美国残疾人法案》更具效力，只要涉及最轻微的伤残，哪怕只是几天便可自愈的轻伤，也会引发一场官司。换句话说，轻微的疾病、外伤或气喘、幽居癖及强迫症等心理疾病都可以算作伤残，这就要求雇主为残疾人提供昂贵的生活设施。新的法律还将举证责任全部交给雇主，也就是说，他必须证明自己没有采取歧视性行为，而且他的雇员“不算”伤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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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完全可以想象，如果一个精明谨慎的雇主在2011年3月恰好有15名员工，他肯定会马上裁掉1名，因此，在新法规实施后，他的公司就无须接受法律的约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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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很多旨在“保护员工”的法律对小公司网开一面，但实施这些法律的成本还是更多地由这些小公司承担。为100名员工提供轮椅斜道、浴室或其他福利的成本，绝对不是为1名员工提供相关福利所需成本的100倍。这里有一个规模经济问题，而政府对雇主的规定显然是在奖励规模经济，这就让小公司受到了不公平的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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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媒体也承认这些法律带来的经济成本，但他们更喜欢把这种不公正的做法冠以“用经济增长换取员工安全”的美名。但即便是这样的标榜也是错误的。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这些旨在“保护员工”的法律往往会自掘坟墓，不仅没有保护员工，而且在“迫害”员工，比如反歧视法本身就在助长就业歧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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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劳动者到底在哪才能得到保护呢？答案就在于市场：经济越强大，员工所能得到的保护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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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雇主虐待雇员，他实际上就是在赶走这个雇员。诚然，一个性情暴躁、缺乏同情心的老板也能让员工为自己工作，但他付出的代价就是支付更多的薪酬。如果收入不变，即便雇主没那么苛刻暴躁，雇员依旧会选择离开，另谋高就。另外，在选择工作时，很多人对工作环境的重视程度可能会高于收入，因此，为了选择一个善待自己雇主，他们宁愿接受稍低一点儿的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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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根到底，好雇主可以付出低工资成本，但坏雇主就必须提供高工资。换句话说，在自由市场，善待员工对雇主来说是有利可图的。尽管劳动保护法在某些情况下似乎是在保护员工，但是更多情况下则是制造新成本，扼杀就业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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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资需下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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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佣税及其他雇佣惩罚增加了雇主的招聘成本，因此，消除这些负担就意味着雇主掏出的大部分钱最终会进入员工个人的腰包。但改善就业形势也需要雇员承受一点儿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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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降低失业率，降低工资或将成为无法规避的选择，尽管这样说会令人不快。供需平衡是再简单不过的规律，劳动力确实存在过剩问题。为了增加市场对劳动力的需求，劳动力的价格就必须降低。这就意味着，政府需要废弃某些维持高工资的政策，拒绝以法规或美联储进一步推高工资水平的诱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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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必须振兴制造业。美国人可以无止境地购买中国货，然后再用美国信用卡付款，这听起来很美好，但它只是一场白日梦。除了领导力及环境监管之外，亚洲国家及墨西哥的低工资也使很多美国公司在那里开设工厂更有利可图。假如美国的工资水平更低，美国公司当然愿意在本土开启制造业了。但现实是，一方面，很多高技能的美国工人持续失业，有些人甚至参与犯罪；另一方面，美国的贸易赤字不断膨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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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妨从更基础的层面看待这个问题：工资最终要通过某种方式下调。工资是工人生产效率的函数，而生产效率是资本和技能的函数。在美国，工人的技能水平正在持续下降，部分原因就在于当前美国拙劣的教育制度，它把孩子们封闭在毫无价值的课堂里，对现实世界和工作技能一无所知（我们将在讨论最低工资时再深入分析这个问题）。而惩罚性的税法、负重累累的监管、庞大的预算赤字和粗放鲁莽的货币政策，这些已经让自由资本成为美国最稀缺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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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美国工人就不像从前那样高产高效了，尤其是相对于世界其他地区的工人，他们已经落后了很多。尽管抵消劳动的自然结果就是低工资，但政府还是有办法阻止工资下降：印制更多的钞票。如果美元贬值的速度超过工人每小时工作创造的价值，那么名义工资就会上涨，但实际上则对应着工资下降，因为这种通货膨胀必将推动消费品价格以更快的速度上涨。当工资上涨速度低于生活成本上涨速度时，你当然会越来越穷，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你自己或许并未注意到，而这正是政治家们追求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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