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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不工作所享受的福利与工作需要付出的代价合到一起或许超过你的薪酬（尤其是在扣除所得税之后）。这显然让失业变得更有吸引力，因此，它不仅提高了失业率，而且还以多种方式推动了工资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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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失业保险通过抑制工作动机减少了实际的劳动力供给量，劳动力供给的降低又让失业保险推高了劳动力价格。换句话说，工作者可以索取更高的薪酬，因为只要还有人满足于失业状态，当前的工作者就少一分竞争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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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失业保险增加了工作的边际成本，即雇主需要支付更高的薪酬才能找到人为自己工作。不妨这样想：如果你每周最终拿到手的收入是750美元，这就要求你放弃每周250美元的失业救济金，因此，这份工作的边际收益就是500美元——这还没有考虑上述各种工作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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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很多失业者来说，找一份工作的边际税收太高了（税基包括这份工作的实际收入以及所享受的全部失业救济金，实际上，这就相当于政府要收回失业时所享受的全部失业救济金），以至于很多失业者只愿意接受可避税的工作。这样，失业者在赚取额外免税收入的同时，不必放弃享受的失业救济金。从经济角度看，多一个人从事免税工作而不是待在家里看电视，肯定会增加整个社会的收益，但政府将损失税收收入，支付不必要的失业救济金，而且这样的失业统计数据是被夸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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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政府失业保险对就业来说将是一个极大的促进。它给下调工资创造了空间，并通过消除法定就业税降低了雇佣税。如上所述，即便存在失业保险，自由市场也一样会发展，但最好的出路显然是由劳动者为自己提供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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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失业保险，工作者的工资会更高，他们可以省下这笔钱以应对不测——这在本质上就是失业保险。储蓄不仅可以带来复利，而且社会也会因储蓄投资于经济增长和创造其他就业机会而受益，储蓄的最终所有者当然也可以在需要时随时动用这笔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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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再来想想“自保”者在失业时会发生什么。他依旧可以度日，因为他有储蓄，但他有足够的动力尽快找到下一份工作，因为失业时间越长，储蓄就越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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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前条件下，工作者根本就没有储蓄的动力：只要你尚在失业，只要不突破上限（美国国会一直在提高这个上限，到今天已有两年），政府就会花钱维持你的生活。用四周的时间找工作也不会比花四个月时间找工作节省多少钱。但是对于独立承担失业保险的人来说就不一样了，他们当然急于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找到一份好工作，因为只要想到接受政府的失业救济金迟早有一天要全数偿还，人们也就没有任何动力继续赖在家里了。假设每个人都根据上限领取最大数量的失业救济金，这很可能是一笔巨大的开支，但是，尽管救济金可能导致某些人不愿意重新就业，但他们迟早会花光这笔救济金，到那时，为了生存，他们还是要工作的，于是，政府就可以通过征收工资税弥补此前的开支。此外，由于原本赋闲在家的劳动力重新就业，增加了劳动力大军的总量，这同样会提高整个经济的生产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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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的基本观点就是要抑制货币贬值，取消最低工资制和失业保险制，而所有这些政策建议的结果无非就是降低工资。我知道，这听起来肯定有点儿刺耳（如果你现在还在靠工资生活，在阅读这部分时，你或许会想：“我怎么能希望自己的工资减少呢？”），但最终受益的将是所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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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低工资对普通美国人又意味着什么呢？对失业者来说，它意味着他们更容易找到工作，尽管新工作的工资水平会略低一点儿。对工作者而言，它意味着他们的收入将有所下降，除此之外，很多产品和服务的价格也会降低。如果物价下跌速度超过工资下降速度，我们的生活水平反而有可能在短期内得到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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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同样有可能的是，当前人为炮制的高工资或许也会让你成为受益者之一。因为失业保险会暂时推迟躲在暗处的竞争对手争夺你现在的工作。如果没有最低工资和法定失业保险，你的雇主或许就找两个能力较低的人取代你。不过，只要政府干预经济，就会有人受益、有人遭殃。不过，取消政府对市场的干预或者说扭曲，自然会破坏既得利益者的好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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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管制都在扼杀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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扼杀就业的不仅只有劳动法，几乎一切法规都会产生这样的副作用。尽管政治家和媒体喜欢将制度标榜为让大企业服从监管的手段，但这些监管的真实效应却往往是打击小企业，保护这些超级航母，甚至是人为地阻止新企业加入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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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已不再钟情于美国政府和媒体极力宣扬的小企业。事实上，我认为政府根本就没有偏爱小企业、疏远大企业。尽管我本人也算是一个小企业主，但我不像大多数美国人那样对“夫妻店”情有独钟。有一点是非常清楚的：打击小企业就是打击就业最有效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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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独立于两党的中间派研究机构考夫曼基金会在2010年开展的一项研究，初创企业正在成为美国新增就业机会的最大来源。这项研究指出，64%的新增就业机会均来自成立不足5年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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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我们不考虑新增企业，政治家们的陈词滥调也是有道理的：小企业是创造就业的发动机。比如，仅2007年，53%的新增就业岗位（不包括初创企业）都是由人数不足19人的小企业创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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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夫曼基金会的研究已表明，作为特殊的就业岗位创造者，小企业和初创企业本身并无任何神秘之处。实际上，初创企业当然更有可能比成型企业实现加速增长，而这自然会带来更多的新岗位。因此，解释这种就业创造能力的答案并不在于政府是否扶持或补贴小企业，而是不再为它们设置障碍。毕竟，限制新企业进入市场的管制并不能阻止其他小企业走向“死亡”，或许只会加速它们的“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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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马克·克雷恩指出，美国企业每年执行联邦政府各项法规的成本高达1.187万亿美元。尽管取消这些法规中的大多数将有助于刺激就业增长，但必须看到的是，某些法规对就业的破坏性大于其他法规。如果政府不能高抬贵手，小企业要获得成功堪比登天。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实现盈利的前提不仅是满足消费者需求，还要承受政府带来的额外负担。最终的结果就是，很多原本前途光明的企业半路夭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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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对企业家精神打击最大的莫过于特许经营法。在路易斯安那州，如果得不到经营许可，你就不能开花店。要得到这份花卉经营许可，你不仅要花费数千美元，还要拿出很多时间细细研究一番。那么这场考试的考官又是谁呢？就是已获得经营许可的花店。猜猜他们这么做的动机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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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司法学院始终反对州政府颁布的经营许可法（比如，在华盛顿，只要旅行指南介绍历史遗迹就涉嫌违法）。这些法律的初衷是维护现有企业免受竞争威胁，但它们却扼杀了就业机会。不过，官方当然会给经营许可法一个合法的解释：它能帮助公众免受不良花草经营商的伤害。但是，难道不良花草经营商真的那么可怕吗，以至于居然需要动用代价高昂的政府管制保护消费者？实际上，最糟糕的情况莫过于做了坏事之后还能改头换面，但这显然是许可经营无法规避的。因此，消费者所能得到的最好保护无非就是一个高度竞争的市场。具有讽刺意义的是，经营许可法恰恰限制了竞争，进而弱化了这种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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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政府应废除所有不必要的经营许可法。如果能做到这一点，我们就会看到更多的企业家，而他们必然能够创造更多的新就业岗位，这对那些受此类法规伤害更大的相对贫穷的少数群体而言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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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足足有几百项联邦政府及州政府的法规制约着企业家创办新企业。如果美国国会和州立法机构能取消这些规定——不管是国会法令还是环境及安全规定，美国就会迎来几千家新企业，而就业增长自然会随之而来。当然，政治家们或许会说，这种就业增长的实现是有代价的：如果没有政府颁布的安全法规，雇员必然要面对不安全的工作环境。这显然是一派胡言，因为在充分竞争的劳动力市场中，雇员在评估一个就业岗位时同样会考虑工作环境，雇主也会通过创造安全的工作环境吸引更优秀的人才。而大多数劳动安全法规不仅无助于提高安全性，反而明显增加了雇主的成本，从而导致就业机会的减少和企业竞争力的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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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如果说政府有能力促进就业增长的话，那就是远离市场，不做绊脚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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