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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讨论宪法第一条第八款时，我们就曾提到，很多政府职能都可以通过使用费实现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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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国际贸易为例，美国贸易代表及商务部为寻找贸易合作的机会而走访各国。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一件具有普惠性的事情，但个别出口商会成为这项工作的主要受益者。在某种程度上，这些企业的确为商务部的工作承担了费用，但我认为商务部的所有经费都可以由受益最大的企业承担。至于那些企业不愿为之承担费用的工作，就是应该被取消的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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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问题上，我不想面面俱到，因为其中的道理不难理解：邮局应自食其力；如果政府要经营一个航空管制系统，航空公司就应承担该系统的费用；国家公园的各项支出则应由游客或利用公园景区赢利的零售商贩承担。既然如此，在宾夕法尼亚州伯利恒，为什么某些蓝领劳动者不得不终生劳作，为那些到约塞米蒂国家公园宿营的富豪级休闲一族埋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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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如果将政府服务公开定义为一种为穷人提供的服务，那么我们就应寻求由使用者付费的方式，而技术的不断进步也使其变得越来越简单易行。但是在某些情况下指明直接受益人并向其收费是不可能的，因此这样的服务就必须依赖于税收，最简单的例子无疑就是国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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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大恶极的消费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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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领域有一句经典名言：凡是被征税的东西都会减少，凡是被补贴的东西都会增加。按首席大法官约翰·马歇尔的说法，只要将税率提高到足够高的水平，你就可以摧毁被征税的对象。政治家们似乎也明白这个道理，这也是他们用“罪恶税”制约吸烟饮酒行为的原因。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对储蓄、投资以及生产性劳动征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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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任何经济活动或资产所有权征税都没有好处。如果一定要征税，那我们就应该对最没有价值的经济活动征税，而最没有价值的经济活动显然就是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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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工作，你就能创造价值；只要储蓄，你就有了在未来进行资本性投资的机会；在投资时，你又为其他人创造新价值提供了资本。而消费则是最不具有创造性的经济活动。我并不反对消费，消费毕竟是一切经济活动的终极目标。无论工作还是投资，都是为了进行更多的消费。因此，消费不是手段，而是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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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政治家与权威人士所遵循的标准经济模型却是彻头彻尾错误的，在他们的头脑中，消费成为经济活动的根源，而不是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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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对经济损害最小的税收自然就是消费税，准确地说，就是开国先父们认为用以供养和平时期联邦政府的税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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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联邦政府层面，这种税收可以是全国统一征收的营业税。除非必须，政府永远都不应人为限制消费，即便是必要的，也要考虑这样做的成本是否合理。消费税有助于促进储蓄。如果工作报酬提高（因为取消了所得税），但购物成本增加，那么储蓄就会增加。这恰恰与目前以利息税（当然，归根到底还是借助于通货膨胀）抑制储蓄的做法相反。自由主义者肯定会反对以营业税取代所得税的做法，他们的理由就是税收的累进性。因为穷人会将财产的很大一部分用于消费，这很自然，生存毕竟是他们的首要目标。可以理解，尽管每个人都想获得更多的财富、进行更多的消费，但以这样的理由反对消费税显然是站不住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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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看富人会怎么处理自己的财富。首先，我们假设好莱坞名媛帕丽斯·希尔顿不想再缴纳所得税，而且她也没有必要这样做。她拥有的财富早已超过自己的消费欲望。但她还想赚钱，还想消费：豪宅、名车、假日旅游，她似乎有无穷无尽的欲望。帕丽斯·希尔顿过着令人炫目的生活，挥霍无度，按现行的统一营业税法律，她或将成为美国最大的纳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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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这种统一的营业税，富人还在避税吗？他们在怎样花钱呢？最有说服力的例子或许就是沃伦·巴菲特，他喜欢开最普通的轿车，至今还住在几十年前在奥马哈购置的普通住宅里。你永远也不会在豪华餐厅和高档度假村见到他的身影。当然，他确实也有自己的私人飞机，而且是一架非常不错的私人飞机，但那也完全是为了商业活动，而非用于个人享受（私人飞机为他节省的时间可以让他做更多赚钱的投资）。虽然他在加州海滩也有自己的度假别墅，但与他拥有的财富相比，巴菲特绝对算得上是一个吝啬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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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统一营业税，巴菲特的绝大部分财富都应纳税，这不公平吗？他是怎样处理这些财产的呢？当然，巴菲特既不是守财奴也没有用这些钱行乐享受。现在，巴菲特把没有用于消费的财富大多用于社会福利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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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菲特捐赠了大量财产，他是世界上慷慨的慈善家之一。更有意义的是，他用其余的财产进行投资。假如巴菲特用1 200瓶香槟酒庆祝一笔投资的成功，那么他用来造福其他人的财富就少了一点儿。当然，香槟制造商或许可以多赚到一点儿利润，况且这笔钱也会进入流通（而且巴菲特肯定会与很多人分享这些香槟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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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巴菲特更有可能将这笔钱重新用于投资。他不会独自收获个人财富的果实，相反，他要用自己的财富推动经济增长。有朝一日，当巴菲特拿出这笔钱进行消费时，他就要缴纳统一营业税。唯一避税的方法就是将这笔钱留给自己的后代，但他的后代也迟早要花掉或者捐赠这笔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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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现行营业税制度下，不必因为富人只将一小部分财产交给税务局而感到不公，因为他们赚到的所有钱迟早要被某个人消费掉，因而这笔钱就需要纳税。而逃避纳税义务的唯一方法就是用他们的财富促进经济增长，创造就业机会，提高其他人的生活水平，或是将财富捐赠给慈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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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菲特缴纳的所得税数额远远大于他公开承认的数字。实际上，他一直在呼吁开征富人税。由于巴菲特不恰当地称自己承担的实际税率甚至低于他的秘书，于是奥巴马总统将计划中的百万富翁税称为“巴菲特规则”。巴菲特完全可以延续这个神话，因为他所说的税率只考虑了个人所得税。在巴菲特的全部收入中，99%是他作为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最大股东所得到的红利，但他却完全忽略了这笔最大的收入以及因此缴纳的几十亿美元税款。巴菲特的3 980万美元个人收入仅按17.4%缴纳个人所得税，但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当年利润则是190亿美元，并缴纳了56亿美元的公司所得税，其实际税率为29.5%。由于巴菲特持有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37%的股份，所以在这56亿美元的税款中，至少20亿美元的税收是由巴菲特承担的。如果他选择以股利形式领取这笔收入，巴菲特还要额外支付15%的税款，因此，巴菲特承担的税率实际为52%。这远远高于针对这点儿微不足道的个人收入征收的17.4%的税率，更是远远高于他秘书承担的税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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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菲特承担的个人所得税税率之所以这么低，是因为这部分收入主要由资本利得、利息及红利构成，其承担的税率仅为15%。作为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巴菲特每年的名义收入为52.4万美元，这部分收入主要按35%纳税。我认为，他这样做不仅可以规避缴纳所得税与工资税，还可以实现净资产的最大化。而且由于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股票市盈率为20倍，所以巴菲特将公司支付给自己的工资每减少1美元，就可以使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股价增加20美元，而在这20美元中就会有6美元属于巴菲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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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看待这个问题：由于大多数富人只是将收入的一小部分用于消费，所以所得税会减少他们可用于储蓄、投资或捐赠的资金。在现实中，对富人征税最终还要由穷人和中产阶级承担，因为税收间接减少了就业机会，在提高产品或服务价格水平的同时，也减少了产品或服务的供给量和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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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派系当然不会放过这个最适合辩论的话题，而这场辩论几乎已经上升到阶级斗争的高度。支持对富人征税的理由显然在逻辑上就站不住脚，支持者居然认为这种税收不会损害经济，因为富人不必大幅削减开支以缴纳税款。这一点的确没错，富人确实不会减少消费，但他们会减少储蓄、投资或者慈善捐赠（尽管现行税法允许将慈善捐赠作为税前扣除项目，因而无须纳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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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必为关税大惊小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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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自由市场的很多忠实守候者来说，世界上最具侮辱性的词汇就是“保护主义者”。出于某种原因，共和党人的救市行为也赢得了保守主义者的支持，但只要提到关税，他们就恨不得把你的画像挂起来烧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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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认为我在自由市场问题上还是有一定发言权的，因此，不妨沉住气，耐心听听我支持对进口设置关税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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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讨论的不是保护性关税，而是作为收入来源并取代所得税的关税。诚然，关税是对经济资源的抵减，但它占用的资源却远远低于所得税。实际上，关税或许比统一营业税更可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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