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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高速公路完全可以通过收取过路费而在建设资金上实现自给自足，这样就可以让使用者付费。这样做在经济上有两个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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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优点，它为高速公路的修建和维护提供了准确的价格信号。如果政府认为无法通过收取过路费收回投资成本，那么只有在获取其他税收补贴时，它才会修建和拓宽道路。但是，如果驾驶者不愿意为使用公路而付费，这就是一个说明公路没有价值的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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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所有公路都能创造商业价值，因为它毕竟方便了劳动力和商品的流动。此外，道路还具有私人及非商业价值：它为我们探亲访友提供了便利，方便我们去游泳池躲避炎炎烈日，或是去游览拉什莫尔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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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有时候，商业价值或私人价值却不足以弥补成本。如果所有公路的修建与维护在资金上都能实现自给自足，也就是说，偿还公路建设债券的资金全部来自公路本身实现的收费，那么只有在公路创造的价值超过其修建成本时，这条公路才会被修建开通。至于第二个优点，应该会让自由主义者欢欣鼓舞：如果不再对驾车行为提供补贴，交通流量就会减小。而现状是，纳税人需要为每个驾车上下班或是在境内长途运输货物的人埋单——这当然不是坏事。但是和对其他活动提供的补贴一样，补贴驾驶行为同样会带来财富的次优配置，进而降低福利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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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高速公路，尤其是在我所居住的东北地区，早已开始收取过路费。按理说，也应该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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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反对收费的观点，它始终关注收费过程本身的无效性，即交通堵塞、劳动力成本及收费亭维护费用是难以计算的。但自动公路计费器或其他自动化收费应答器已大大提高了收费效率，在目前很多高速公路上，你只需将车速减至时速55英里通过收费站即可完成交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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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方公路层面，我们可以征收道路拥堵费。纽约市市长迈克尔·布隆伯格曾极力主张对进入市区或曼哈顿中心的车辆收费。布隆伯格当然想把这种收费推广到一般性目的，但是任何一个能有效收取道路拥堵费的市政当局（最关键的是市区入口数量有限）都应考虑如何以这种收费与停车费作为修建和维护当地公路的资金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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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油税则是另一个最优选择，原因很简单：尽管燃油税不能提供价格信息，但相对于财产税、营业税和所得税，它显然更适合成为修建和维护公路的资金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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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交通同样应自给自足。地铁和轻轨的支持者一直在不遗余力地宣扬公共交通基础设施产生的经济收益。既然如此，那就让乘客付费吧。如果公共交通载体的主要使用者为低收入人群，那么他们就会把这个系统描绘成一种社会福利形式。但是，要让公共交通系统具有刺激经济的作用，乘客就应该心甘情愿地支付建设和运营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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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讨论宪法第一条第八款时，我们就曾提到，很多政府职能都可以通过使用费实现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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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国际贸易为例，美国贸易代表及商务部为寻找贸易合作的机会而走访各国。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一件具有普惠性的事情，但个别出口商会成为这项工作的主要受益者。在某种程度上，这些企业的确为商务部的工作承担了费用，但我认为商务部的所有经费都可以由受益最大的企业承担。至于那些企业不愿为之承担费用的工作，就是应该被取消的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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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问题上，我不想面面俱到，因为其中的道理不难理解：邮局应自食其力；如果政府要经营一个航空管制系统，航空公司就应承担该系统的费用；国家公园的各项支出则应由游客或利用公园景区赢利的零售商贩承担。既然如此，在宾夕法尼亚州伯利恒，为什么某些蓝领劳动者不得不终生劳作，为那些到约塞米蒂国家公园宿营的富豪级休闲一族埋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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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如果将政府服务公开定义为一种为穷人提供的服务，那么我们就应寻求由使用者付费的方式，而技术的不断进步也使其变得越来越简单易行。但是在某些情况下指明直接受益人并向其收费是不可能的，因此这样的服务就必须依赖于税收，最简单的例子无疑就是国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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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大恶极的消费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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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领域有一句经典名言：凡是被征税的东西都会减少，凡是被补贴的东西都会增加。按首席大法官约翰·马歇尔的说法，只要将税率提高到足够高的水平，你就可以摧毁被征税的对象。政治家们似乎也明白这个道理，这也是他们用“罪恶税”制约吸烟饮酒行为的原因。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对储蓄、投资以及生产性劳动征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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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任何经济活动或资产所有权征税都没有好处。如果一定要征税，那我们就应该对最没有价值的经济活动征税，而最没有价值的经济活动显然就是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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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工作，你就能创造价值；只要储蓄，你就有了在未来进行资本性投资的机会；在投资时，你又为其他人创造新价值提供了资本。而消费则是最不具有创造性的经济活动。我并不反对消费，消费毕竟是一切经济活动的终极目标。无论工作还是投资，都是为了进行更多的消费。因此，消费不是手段，而是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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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政治家与权威人士所遵循的标准经济模型却是彻头彻尾错误的，在他们的头脑中，消费成为经济活动的根源，而不是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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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对经济损害最小的税收自然就是消费税，准确地说，就是开国先父们认为用以供养和平时期联邦政府的税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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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联邦政府层面，这种税收可以是全国统一征收的营业税。除非必须，政府永远都不应人为限制消费，即便是必要的，也要考虑这样做的成本是否合理。消费税有助于促进储蓄。如果工作报酬提高（因为取消了所得税），但购物成本增加，那么储蓄就会增加。这恰恰与目前以利息税（当然，归根到底还是借助于通货膨胀）抑制储蓄的做法相反。自由主义者肯定会反对以营业税取代所得税的做法，他们的理由就是税收的累进性。因为穷人会将财产的很大一部分用于消费，这很自然，生存毕竟是他们的首要目标。可以理解，尽管每个人都想获得更多的财富、进行更多的消费，但以这样的理由反对消费税显然是站不住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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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看富人会怎么处理自己的财富。首先，我们假设好莱坞名媛帕丽斯·希尔顿不想再缴纳所得税，而且她也没有必要这样做。她拥有的财富早已超过自己的消费欲望。但她还想赚钱，还想消费：豪宅、名车、假日旅游，她似乎有无穷无尽的欲望。帕丽斯·希尔顿过着令人炫目的生活，挥霍无度，按现行的统一营业税法律，她或将成为美国最大的纳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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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这种统一的营业税，富人还在避税吗？他们在怎样花钱呢？最有说服力的例子或许就是沃伦·巴菲特，他喜欢开最普通的轿车，至今还住在几十年前在奥马哈购置的普通住宅里。你永远也不会在豪华餐厅和高档度假村见到他的身影。当然，他确实也有自己的私人飞机，而且是一架非常不错的私人飞机，但那也完全是为了商业活动，而非用于个人享受（私人飞机为他节省的时间可以让他做更多赚钱的投资）。虽然他在加州海滩也有自己的度假别墅，但与他拥有的财富相比，巴菲特绝对算得上是一个吝啬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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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统一营业税，巴菲特的绝大部分财富都应纳税，这不公平吗？他是怎样处理这些财产的呢？当然，巴菲特既不是守财奴也没有用这些钱行乐享受。现在，巴菲特把没有用于消费的财富大多用于社会福利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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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菲特捐赠了大量财产，他是世界上慷慨的慈善家之一。更有意义的是，他用其余的财产进行投资。假如巴菲特用1 200瓶香槟酒庆祝一笔投资的成功，那么他用来造福其他人的财富就少了一点儿。当然，香槟制造商或许可以多赚到一点儿利润，况且这笔钱也会进入流通（而且巴菲特肯定会与很多人分享这些香槟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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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巴菲特更有可能将这笔钱重新用于投资。他不会独自收获个人财富的果实，相反，他要用自己的财富推动经济增长。有朝一日，当巴菲特拿出这笔钱进行消费时，他就要缴纳统一营业税。唯一避税的方法就是将这笔钱留给自己的后代，但他的后代也迟早要花掉或者捐赠这笔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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