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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美国国土安全部的很多职责难道不正是国防部或司法部(借助于FBI)应该做的事情吗?既然如此,国土安全部中有必要、有意义的部门就可以合并到国防部或司法部。同样,可以把退伍军人事务部编制为国防部的一个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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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这样的机构编制原则,联邦政府的机构就只剩下内务部(设想)、国防部、司法部、财政部和国务院,此外还需要缩小内阁机构的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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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很多机构是独立于内阁部门的,比如进出口银行和环保署。实际上,这些机构几乎都是可以撤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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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简内阁及其他机构的首要原因就是,让政府退出不属于自己的领地。此外,减员缩编还可以节约资金,部长、副部长或助理副部长的减少本身就意味着以追求权利为乐的官僚机构受到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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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党主张小规模削减政府开支、消除浪费、精简冗余,但是人们对政府开支的态度显然不应该是轻描淡写式的修修剪剪,相反,应该留下的政府部门仅仅是一小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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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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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联邦政府预算中,最不得民心的部分无疑是对外援助。对此,评论人士最喜欢给出的回应就是,对外援助仅占全部预算的一小部分,比例只有1.3%,即在3.8万亿美元总预算中对外援助约为500亿美元。但是,比例小并不意味着这种做法就是有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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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授权美国国会“为合众国的全民福利提供经费”,而不是为孟加拉国的全民福利提供经费。宪法根本就没有授予国会实施对外援助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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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个人而言,我本人完全支持对外援助。在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人在忍饥挨饿,很多人在与病魔抗争,他们既无法获得最新的药物,也享受不到自由世界的福利。对所有自愿向慈善机构捐款用于救助贫困人口的人,我都心存敬意。但对外援助应该是自愿的,而且应是个人行为。这恰恰是美国对外援助的问题所在:它的实质无非是一个政府把钱交给另一个政府。如果是个人进行对外援助,则是一部分人将资金交给另一部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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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政府实施对外援助时,其资金完全来自纳税人,而纳税人可以独立地将资金捐赠给需要援助的外国人。最常见的对外援助是将资金直接提供给外国政府,外国统治者大多会用这笔钱造福于自己及其追随者。更糟糕的是,某些外国独裁者往往会利用援助巩固自己的统治,却使那些最需要援助的人依旧身处水深火热之中。私人慈善机构则能避免这种情况。国会议员罗恩·保罗是这样描绘对外援助的:它就是发达国家的穷人(纳税人)把钱交给贫穷国家的富人。我深有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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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美国对外援助的资金正在越来越多地来源于借款,而不是税收,这就需要美国从中国借款,然后再转手交给埃塞俄比亚。随着社会福利水平的提高,对外援助也开始违背其初衷,进而伤害原本需要援助的人。援助暴君无异于迫害那些正遭受暴君压迫的民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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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道主义并不是对外援助的唯一原因。但是,如果美国是在帮助维护美国国家安全的国家——这也是美国为中国台湾和以色列提供军事援助的借口,那么美国政府就应该直截了当地将这笔援助纳入国防预算。当然,对于犹太裔美国人来说,援助以色列则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作为一个犹太裔美国人,我深知其中的原因。如果精简政府规模,美籍犹太人的手里也就有了更多可捐赠给以色列的自有资金。仅仅因为我们认为自己有义务帮助以色列,并不意味着我们就有权强制其他美国人也这样做。不过,美国向敌视以色列的国家提供的援助远远超过向以色列提供的援助。因此,假如美国停止一切援助,以色列和美国双方都将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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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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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防是联邦政府的首要职能,这是创建联邦政府的主要原因,也是宪法授权国会征收直接税的唯一借口。按这个逻辑,美国目前的国防开支太多了,削减军费迫在眉睫。但是,尽管国防部的开支占联邦预算的比例已高得离谱,但效果并不尽如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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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1792~1860年,国防开支在联邦预算中的平均比例为58.1%。即便是在福利国家成为潮流之时,1945~2010年的国防开支比例依旧达到34.4%。在这里,我们剔除了南北战争和“二战”这两个特殊时期。约翰·肯尼迪在1960年第二次当选总统时,军费开支约占联邦预算的50%。在2012年财年,国防开支占联邦预算的比例仅为19.5%,这也是该比例有史以来的最低水平。美国至少应将该比例恢复到“二战”后的平均水平。但是,因为美国还要削减军费开支,所以要实现这个目标,就必须大幅削减非军费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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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驻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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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已在135个国家建立了700多个军事基地,目前服役于陆海空三军及海军陆战队的人数超过200万,相当一部分人部署于海外。在“9·11”事件之前,美国海外驻军人数就已多达25万——不要忘记这毕竟是和平时期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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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军事基地以及这些驻军并无益于美国的战略目标。想想驻扎在德国的7万美军,把这些美国士兵派往德国,怎么能让美国民众更安全呢?如果让他们回到美国,固守家园,美国怎么会遭受如此威胁呢?或许他们去那里是为了帮助德国或其他欧洲国家,如果这些国家不安全,美国就应该把国防大权交回给这些国家,如果他们想让美国士兵留在那里,就应该付费给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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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军事基地完全就是浪费钱财,甚至很多基地本身就是引发未来战争的导火索。美国军队被派往战乱不绝的地区,极有可能激起当地民众的反抗,为全面冲突制造了诱因。如果伊朗在加拿大驻军,甚至直接进驻你的家乡,你有何感想呢?同样,当美国士兵在他们的国家巡逻时,当地人很难不把他们视作殖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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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导火索”效应的最佳示例无疑就是“9·11”事件。小布什总喜欢说是塔利班袭击了美国,因为他们始终憎恨美国式自由。这或许不完全错,但这种理由并不充分。塔利班为什么不袭击瑞士呢?瑞士可能远比美国自由,如果塔利班憎恨自由,就应该将炸弹扔到日内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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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令本·拉登感到愤愤不平的一件事就是美国在沙特驻军,而且这一事实也的确让他有能力招募到大批“人肉炸弹”。由此可见,在参与“9·11”事件的19名恐怖分子中有15个沙特人并不是巧合。可以设想,假如你当众称美国外交政策是引发恐怖袭击的罪魁祸首,别人会做出怎样的反应呢?“你怎么能让美国为‘9·11’事件负责呢?”我知道,这肯定是大多数人的反应,而且这绝对是非常灵验的:在2008年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辩论中,朱利安尼因为以同样方式抨击罗恩·保罗而赢得现场长时间起立鼓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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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一个坏人做的坏事辩解并不等于为坏人或坏事而辩护。当然,人们同样不能谴责受害者或是说美国咎由自取。我之所以认为美国在沙特驻军招致的民愤是“9·11”事件的诱因之一,只是为了说明海外驻军让美国付出了惨重代价。仅仅因为恐怖分子憎恨某件事情,并不意味着美国就应该改变自己的行为,或是成为他们脱罪的借口。但是,如果美国的外交政策确实增加了恐怖袭击的可能性,那么美国政府就必须反问自己,这些政策到底给民众带来了什么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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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恩·保罗并没有将恐怖事件归罪于美国,他当然谴责恐怖分子。他真正想说的是,人们不能忽略那些导致恐怖分子对美国发动袭击的因素,因为这样做只会增加恐怖事件发生的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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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规模庞大、七零八落的海外驻军根本就没有使美国更安全。那些声称驻扎在德国、日本或者迪戈加西亚保护美国远离威胁的军队应该承担举证责任,这些驻军并没有阻止塔利班的阴谋得逞——FBI的确功不可没,但美国的军队却在鼓动阴谋家们蠢蠢欲动,以至于其他袭击美国的威胁也日趋严重,直至不可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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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完全可以把任何一个胆敢捣乱的国外军事力量打得焦头烂额,可以彻底摧毁任何一个图谋对美国发动攻击的敌人。美国的军费开支已经足够了,每年超过7 000万美元,相当于世界上除美国以外20个军费开支最大国的总和。美国军费开支占全球军费开支总和的40%。我们不妨这样想:美国拥有11艘正在服役的航空母舰,而其他国家的合计总量仅为10艘,而且其中大多数又归属于美国的伙伴国家,如法国、巴西、意大利、英国及西班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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