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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建国后的175年间，美国在繁荣氛围中经历了一场无止境的增长，但这条增长之路并不平坦，期间也经历了无数的曲折与颠簸，曾屡次经历毛骨悚然的恐慌、衰退和萧条，还有无休无止的内战、外战和领土争端，为这个国家平添了诸多动荡和起伏。唯有一路向前的经济大潮从未停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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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20世纪，美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工业化经济体。在仅仅几代人的时间里，资本主义和自由市场创造了名副其实的中产阶级，他们所享受的生活是前辈们想象不到的。在这个过程中，美国不仅缔造了形形色色的工业，而且为整个世界提供种类多样、低成本、高质量的商品。美国为现代世界生活方式带来了不计其数的革命性进步：发电、电话、白炽灯、无线电、电冰箱、空调、汽车、飞机……美国以世界上最高的工资创造了无数的奇迹（而且无须任何政府干预）。世界各国的人们都在迫不及待地涌入美国这个财富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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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美国经济的发展历史，也曾有过修正主义的观点。很多左翼理论学者认为，资本主义的优势从未照耀过中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直至政府与工会组织以强制手段对富人从穷人身上剥削的财富实行重新分配。按照这样的逻辑，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之前，大多数美国人越来越贫困、工作条件持续恶化，而在此之后，高度累进性的税收体制、罗斯福新政带来的福利国家政策以及工会组织势力的强大，将原本只属于强盗式资本家的繁荣变成社会普遍现象。但是，这个假设并未成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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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中产阶级的崛起基本与政府干预无关。按通货膨胀调整后的税后不变价格考虑，福特汽车公司工人在1915年的收入（尚无政府或工会组织对工资实施干预）相当于2010年的两倍。工资增长和价格下降的原因在于生产力的提高，而不是因为某些政府或工会组织的强制性法令。当然，中产阶级的繁荣直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才达到巅峰，也并非政府再分配政策使然，这些政策带来的更多是破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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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拥有伟大理想、高举公平与正义大旗的俄国十月革命的确开创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但是，政治精英对学术界的统治、无休无止的5年工业发展规划、声势浩大的异己思想整风运动、为推进生产和效率而展开的社会重建、异己少数民族的大规模安置以及根深蒂固的权力中心，使得国家根本就无心也无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在某种程度上，甚至让人们感受到一种欧洲中世纪的阴沉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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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走过了70年充满曲折、艰辛和非议的社会道路之后，苏联解体。作为世界上最经久耐用的冲锋枪，米哈伊尔·卡拉什尼科夫在1947年设计制造的“AK-47”成为苏联对现代工业生产最重要的贡献之一，这丝毫不是什么巧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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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霍财富，赶走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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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后的形势让美国成为最大的受益者。美国是世界上唯一没有经过战争洗礼的工业大国，这样的天赐良机让美国制造业在整整一代人的时间里称霸全球。此外，美国还拥有世界最重要的储备货币，这就让美国政府在管理赤字以及负债时居高临下，在财政上享有了不可动摇的主导力。遗憾的是，在随后的60多年时间里，这些优势却一步步地化为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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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然，以自由市场为基本特征的资本主义为所有人提供了机会，但不可否认的是，有些人还是占得了先机。贡献最多的人，受益也最多。但本能的妒忌再加上少数居心叵测又“德高望重”的学者和唯恐天下不乱的政治家又蠢蠢欲动地搬出财富重新分配论与福利国家论，他们口口声声地声称，这些政策会让雇员和消费者受用无穷，而成本则依赖于向富人征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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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所得税的边际税率已达到令人瞠目结舌的94%，1946~1963年，这一税率始终徘徊于82%~91%，并最终回落到70%，并一直维持到1980年。尽管当前联邦政府的封顶税率“只有”35%（如考虑医保税，实际的最高税率将达到37.9%，如进一步考虑当时尚未实行的州所得税，最高税率将会更高），但也正是这个事实才促使“占领华尔街”的示威者认为：当前问题的根源就在于这种税收上的变化。在他们看来，20世纪50年代，经济形势之所以令人振奋，贫富差距之所以微不足道，原因就在于对富人征税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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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再分配论有很多缺陷，其中之一就是它遗漏了一段极其重要的历史时期：1913年之前的那段时间，当时，富人根本无须缴纳所得税。19世纪，穷人和中产阶级生活水平的改善速度明显快于20世纪，而其中最重要的变化就是税收、再分配政策和美联储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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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它还忽略了另一个现实：尽管以前的边际税率更低，但自由度较高的税法却为抵减应税收入提供了更大空间。因此，对大多数美国纳税人来说，尽管边际税率较高，但以前的有效税率实际上略低于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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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深受左派势力推崇的观点是，富人成功的原因就在于中低收入劳动者承担了政府服务的成本。哈佛大学法学教授伊丽莎白·沃伦在2012年美国参议院竞选中的演说让这种观点深得人心，她认为，如果没有公路、学校、基础设施、警察局以及社会安全网等各种各样由纳税人付费的社会体系，富人根本就不可能心无旁骛地积累财富。因此，他们还欠社会一份债，而且只有通过提高税收的形式，他们才能偿还这笔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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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富人在赚取财富时也会通过提供产品、服务和就业机会造福社会，但是把他们的成功归功于政府政策显然是站不住脚的。诚然，通过维护法律尊严、强制居民履行契约以及维护私有产权等方式，政府确实创造了一种有利于资本主义繁荣发展的社会氛围，但这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因为自共和政体创立以来就一向如此，而且政府提供这些服务的成本是非常有限的。大多数富有美国人的财富积累与政府角色的扩大无关，而不是因之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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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才是最有说服力的，它告诉我们，在推行“新政”和“伟大社会”政策之前的美国，创造和积累财富远比此后容易得多。在美国历史上最富有的30个人中（按不变美元价值衡量），只有3个人出生于20世纪，他们是萨姆·沃尔顿、沃伦·巴菲特和比尔·盖茨。而在这3个人中，又只有比尔·盖茨一个人出生于“二战”之后。其他27个人均出生于南北战争时期。实际上，最伟大的美国财富创造史出现于19世纪，那时的美国政府也是历史上规模最小的美国政府。因此，这三个人的财富并非来自于对社会的榨取，而是通过改善其美国同胞的生活，他们让美国人以更高的效率拥有更多石油、铁路和钢铁，而他们为美国民众福祉所带来的改善同样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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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20世纪，我们以马克思和凯恩斯的理论取代了亚当·斯密和托马斯·杰弗逊的自由企业思想。由于我们至少还保留着强大的企业家精神，至少还拥有真正资本主义精髓的庇护，使得这些思想并没有给美国带来致命性破坏，但它们的影响与日俱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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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罗斯福的“新政”、杜鲁门的“公平施政”、肯尼迪的“新边疆”、还是林登·约翰逊的“伟大社会”，都在让政府一步步地逼近经济轨道的中心。于是，政府债务和政府开支吞噬了经济蛋糕的很大一部分。今天，我们已经走到了一个无法回避的临界点：债务水平已彻底不可维持。尽管美国国力依旧在不断强大，美国的经济远比希腊更坚强、更完整，但我们的痼疾是一样的。人们一直在对美国的未来发出危险警报，我唯一能期待的就是我们还不至于愚蠢麻木到对这些警告视而不见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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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已经走到一个命运的岔路口，通向未来的两条路都在向我们招手，两条道路都布满了艰辛、崎岖、颠簸与不安。向左转，是一条通往经济地狱的单行线；向右走，是一条走向光明未来的宽广大道。面对不同的道路，我们该作何选择呢？我在本书中阐述的所有观点都在告诉我们：向右走是我们的唯一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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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为什么会崩溃 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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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货币发展简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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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宪法的基本目标之一就是消除纸质货币。美国宪法的制定者对纸币的邪恶心知肚明，这不仅因为他们曾深入研究过历史，而且因为他们刚刚经历过大陆券带来的灾难性后果——这场灾难的起源是大陆议会在独立战争期间发行的不可赎回的纸币。战争结束之后，大陆券实际上已没有价值，以至于人们开始用“不值一张大陆券”这句话表示“毫无价值”。今天，这句俗语依旧在使用，但它也提醒制宪者：不要让未来的美国人遭遇类似的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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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宪法在第一条中即对货币条款做出了规定：“各州不得……铸造货币；不得发行信用票据；不得指定金银币以外的物品作为偿还债务的法定货币。”而信用票据就是制宪者所说的纸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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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宪法明确禁止各州印制钞票，或指定以金银币以外的其他任何物品作为支付手段。那联邦政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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