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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选民的神话：为何民主制度选择不良政策 [:1704450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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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选民的神话：为何民主制度选择不良政策 关于偏见的心理学及公众舆论调查研究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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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幸的是，经济学家们对系统性偏见的理论偏恶，并没有阻挡经验研究向前推进的步伐。在其学科范围之外，经济学家的批评并没有得到太多关注。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阿莫斯·特沃斯基（Amos Tversky）等心理学家发现，人类在很多方面都容易存在偏见。[6]例如，人们总是高估某些新鲜刺激、记忆深刻的事件的发生概率，如空难。其他研究证明，超过50%的人在对个人品行的评价中，将自己置于中上水平。[7]很多经济学家借助于心理学研究成果，涉足心理学和经济学的交叉学科领域。[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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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研究成果证实，系统性错误的确存在。这为我们认识人类理解力的脆弱性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不过，将实验结论直接套用于现实生活，存在一定的危险性。[9]在特定的实验条件下，表明人们缺乏理论上的完全理性是一回事；推断非理性观念损害了人们在现实世界的选择，即人类在其赖以“生长”的环境里作出决策，则是另外一回事。[10]一个人的一般认知水平可能会让逻辑学家和统计学者头痛，但这并不影响他精于自己的所长。心理学家将之称作“生态理性”（ecological rationality），即在你所熟悉的天然环境里作出明智选择的能力。[11]一个技术工人可能不能理解某个实验的相关性，但却能巧妙地诊断出汽车出了什么故障。尽管选民的市场知识就像让棋手和计算机对弈那样，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对日常生活拥有明智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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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假如你的技术工人坚称，汽车不用汽油、靠沙子也能跑，你能相信这样的人能搞定一辆汽车吗？这样的错误和现实决策直接相关，而且会将它的支持者引向一个危险的方向。这就好比选民认为联邦预算的最大支出项目是对外援助一样。基于对其税赋用途的错误认识，选民们很可能将那些提出切实主张的负责任的从政者一脚踢开，转而支持那些蛊惑民意者——后者承诺能够平衡预算而不伤及任何人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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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自然就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在与政策直接相关的问题上，选民是否存在偏见？虽然经济学家对此避之不及，但公众舆论研究者并没有。他们发现选民偏见不仅非常普遍，而且在数据统计上十分显著。[12]为了避免过早下结论，在调查中必须完全摒弃给公众舆论的质量“评分”的想法，而是充分地让公众对自己的事务作出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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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选民偏见最简单的方法，是向他们提出一些能用客观数字作出回答的问题。例如，联邦预算用于国防和社会保障支出的比例。因为研究者知道正确的答案，他们就能够从数据上对被调查者的看法和事实进行比较。在这方面，国家福利改革和联邦预算公众知识调查（National Survey of Public Knowledge of Welfare Reform and the Federal Budget）就是个很好的例子。[13]它所提供的强有力的证据表明，公众系统性地高估了政府在福利和对外援助方面的支出比例，而低估了国防，特别是社会保障方面的支出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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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此类研究的主要缺点在于，很多有意思的问题只能得到模棱两可的答案。假设你想知道公众是否系统性低估了自由贸易的好处。你不能简单地把公众舆论和从美国统计简报中的已知事实进行比较。[14]不过，一些政治学家提出并尝试了另外一种很有创意的方法。他们对选民的“知情偏好”（enlightened preferences）进行估计，也就是当他们在“完全知情”，或者更准确地说，更知情的情况下所具有的偏好。[15]整个过程包含三个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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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执行一项政策偏好调查，其中包含对客观知识的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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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将个人的政策偏好作为其客观政治知识及其人口学特性（如收入、种族、性别等）的函数，对其从统计上加以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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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模拟在所有人口学群体的所有成员在具备最高客观政治知识水平的情况下，其政策偏好将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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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你开始收集受访者的政策偏好数据——他们是否希望增加或减少政府支出，是否希望提高税赋来减少赤字，是支持妇女生育选择权还是反对堕胎。接下来，你可以测试受访者的客观政治知识。把它设想为对其政治智商（Political I. Q.）的一个测试。看看他们是否知道每个州有多少议员，最高法院的大法官是谁，俄罗斯是不是北约成员，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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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你知道受访者的政治智商，你就可以结合其收入、种族、性别等信息，从统计学上去预测他们的政策偏好。比如说，你可以看到具有高政治智商的普通人，是否比低政治智商的普通人更主张增加或减少政府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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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备这些信息后，你可以估测，在一个人保持人口学特征不变，但政治智商提高到相当高度后，他的想法是什么。如果一个政治智商低的穷人，在学习了更多政治学知识后依旧贫穷，他是否会改变对福利政策的看法？如果是，又是如何改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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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如果你知道一个个体是如何修正其观点的话，你就可以计算出如果每个人都有最高政治智商的话，所有的观点分布将如何变化。你所要做的，就是计算出每一个个体在政治素养最大化的情况下，其观点是什么，然后把新的观点分布与旧的做一个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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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用一个简单的例子演练一遍。设想有两组不同人口学特征的人，一组为穷人，一组为富人；他们的知识水平有高有低，依次一共有四个组别。每一个类别的人各占总人数的25%。受访者用0—10来给他们的福利政策偏好打分，0表示大幅削减，10表示大幅增加。所有受访者的平均答案是4.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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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计算所有人的知情偏好，可以用同一收入水平条件下，高知识水平者的平均答案去代替低知识水平者的实际答案。也就是说，把高水平富人的平均偏好分3分，用于表示所有富人的知情偏好。把高水平穷人的平均偏好分4分，用于表示所有穷人的知情偏好。得出新的所有人口的知情偏好的平均得分3.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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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情偏好方法的一个关键特征在于，如果知识对政策偏好不存在系统性影响，那么这个研究将不会有任何新发现。 知情偏好的分布将等于实际的“非知情”（unenlightened）偏好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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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 平均政策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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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实际上，知情偏好方法所得出的结果正如我们所愿，知识对政策偏好的系统性影响不仅很大，而且十分普遍。正如奥尔索斯（Althaus）所解释的：“与集体理性模型的预期相反，那些不知情受访者的总体观念通常比知情者要更片面。”[16]他进而向我们精彩地总结了数据库中三组最突出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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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首先，与一般调查观点相比，完全知情者在对外政策问题上的立场相对更倾向于干预主义，但在涉及军事力量的使用和维持问题上，立场要稍稍更趋稳健。”[17]如果公众的政治学知识大幅度提高，那么孤立主义的主张就不会那么受追捧。有知识的人更支持美国在国际社会扮演活跃的角色。与此同时，他们不像鹰派那么强硬：他们希望参与国际事务，但更不赞成公然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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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政策问题上，第二组观点是，完全知情者在各种社会政策问题，特别是纳入法律框架的问题上，持更激进的态度。”[18]最突出的是，更有知识的公众更倾向于支持妇女的生育选择权，更支持同性恋者的权益，更反对在学校举行祷告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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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政策问题中的第三组观点，从模拟的情况看，是对政府权力的范围及其应用在意识形态上持更保守的态度。特别是在扩大国内项目问题上，完全知情者的财政立场更趋保守，他们更倾向于通过自由市场而不是政府干预来解决政策问题，对于通过政府额外干预来保护环境持消极态度，支持一个更小且不那么强势的联邦政府。”例如，1996年的美国全国选举研究（American National Election Study），曾向受访者询问在下列两个立场中哪个立场与自己观点更接近：“（1）我们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来处理当下的复杂的经济问题；（2）无须政府干预，自由市场能够解决这些问题。”[19]完全知情者的观点更倾向于市场。在福利问题以及反歧视问题上的立场也与之类似：虽然政治知识会提升对机会平等的支持，但也会降低对结果平等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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